胡桂林︱人生几度秋凉：何海霞先生琐忆

何海霞先生是1908年生人，字瀛，又字登瀛，后改名海霞，并以此名闻天下。他成名早，造诣高，起伏大，一生几乎经历整个二十世纪。近代社会生态转型，出现了以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从“聊写胸中逸气”的文人画，到“卖画不论交情”的商品画，齐白石最具代表性。何海霞先生也是这样，以职业画家入世，赶上大时代的变迁，异乡漂泊几十年，跌宕起伏，最终回归故乡，完成自我，创造了画坛奇迹。他的经历，比齐白石更具传奇性。

据何老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旗人家庭。1908年的中国，还是大清朝的天下，其时旗人是不普通的。他们居于统治民族，享受体制优势，大锅饭，人头份，所谓“国家恩养八旗”，“八旗子弟”成为坐享其成的特殊一族。何老一家虽然也是八旗子弟，但因为什么原因失了籍，并没有享受到体制的福利，从祖辈开始只能自谋生路，靠手艺吃饭。他祖父是泥瓦匠，父亲以写版刻字为生，和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到辛亥革命，改朝换代了，旗人失去了靠山，生活顿时无着落，“八旗子弟”流落街头，境况凄惨。同样是满族人的何老一家，却不会有这样的困顿失落，因为还是照旧靠手艺吃饭。

何海霞十岁失学，到琉璃厂古玩铺“悦古斋”学徒，好听点说，师从老掌柜韩公典学艺。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是给资本家当童工。古玩行，不同于其他的买卖行，在这里学徒，学的是字画的品鉴临摹。十岁，正是好玩好动的年龄，要规规矩矩学徒三年，总要吃不少苦吧。何老回忆说：“那个时代进琉璃厂跟师傅学艺，要先立规矩，礼法讲究之多，一丝一毫都不能少。”学徒要早起晚睡，除了画画习字，学做买卖，还要干杂活，伺候掌柜的生活。“那年月学徒学的是手艺，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按照新时代的新风尚，是要认清阶级剥削的本质，开诉苦会，上台揭批。这样的场景，我们是很熟悉的。何老没有与时俱进，到晚年都还感念已经批臭了的老掌柜，他说：“不受磨不成佛，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是掌柜的给了自己吃饭本钱。这家“悦古斋”古玩店，开业于光绪二十八年，韩家人在琉璃厂经营了三代，坚持到1956年，迎来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化私为公，改造没了。

世上没有白吃的苦，学艺三年，加上超人的天赋，何海霞十几岁就能以画养家吃饭了。1992年中国画研究院曾主办“祝贺何海霞从艺七十周年”活动，就是从他十五岁给石印厂画图稿时算起的。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何海霞这一支笔，从来没有把买卖推出去过，你要什么，我都能画。”才艺之高，可见一斑。他少年即有“鬼手”之誉，不是浪得虚名。吉人天相，何海霞十六岁被京城名家金城、周肇祥看中，进入著名的中国画学会。三十年代又入张大千门墙。从此，燕人何瀛和他格调高古的国画，享誉京津画坛。

时代的变迁，改变了何海霞的人生。抗战胜利后，他从张大千西南行，成为大风堂掌门大弟子。到1949年末，又一次迎来了改朝换代。鼎革之际，人各有志，大风堂主仓皇东南行。丢下这位舍家相随的弟子，独自从西南漂泊到西北。“是年春（1950年），何海霞从四川返北京滞留西安”——这一滞留，就是三十多年。这次的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过去靠手艺吃饭那一套行不通了。因为画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位伟人曾很形象地比喻说，知识分子是附在什么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年一位领导就说：“老何，你过去的一套本领，今天用不上了。”何去何从，已过不惑之年的何海霞先生，一定更加困惑了。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困惑。

何海霞先生异乡漂泊，“处处受到人们的歧视白眼，只能低头苦干”。他此时，内心一定充满了痛苦和失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新时代，要想活下去，只有低头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他晚年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回忆说：“时代变革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对老一套的旧观念，要改变比什么都艰巨困难。”建国后，接踵而来的各种大大小小运动，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最高潮。何海霞先生磕磕绊绊，浮浮沉沉，都走过来了。黄永玉先生说他“见惯了生活，拍遍了栏杆。他宠辱不惊，从容处事，他什么都来得，端得起，放得下”。总之，凭着过硬的本领，何老愣是在异乡打开了一片天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风向有变，何海霞先生的过硬本领又有了用武之地。1976年，他应邀为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绘制巨幅金碧青绿山水画，到八十年代初，北京许多大型公共场所、政府机关，都出现了署名何海霞的巨幅画作，震动了画坛。周绍华评论说：“他1976年以后所作的巨幅山水画，鸿篇巨构、金碧辉煌、气势磅礴、意境幽远，充满欢乐和热情，表现出吞吐山川，拥抱时代的大手笔、大气魄。”这自然要引起领导人的关注，何海霞先生的人生也再次改变。三十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1984年他户口还京，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从异乡终于回到了故乡。

从受冷落靠边站，到一代山水画大师。何海霞先生晚年达到了他的人生顶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和财富。有位理论家说：“燕人何海霞回到北京完成自我并把许多黄钟大吕，金碧辉煌的山水画悬挂在首都各大庙堂，他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庙堂山水画家。”真可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何海霞先生有何感慨，不得而知。曾听他总一生之帐时说，“别的都靠不住，人要有本事、有手艺才行”。还是老一辈人朴厚，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何老回到北京时已经七十六岁了，住双榆树国务院专家楼，头上顶着各种光环，可谓功成名就，衣锦荣归了。然而，他并没有装腔作势牛起来。用时髦的话说，仍然不忘初心，保持本色。何海霞不是庙堂的，他还是民间的，身上有烟火气。大约是1986年初吧，何老在画院展览馆办回京后第一次个展，大家都去帮忙，这是我第一次与何老接触，言谈间，老北京人特有的幽默俏皮，让人感觉很亲切，他待人行事，周到讲礼。按照不成文法，画展开幕式后要办宴席，那天的酒席就设在画院大餐厅。何老是大名家，来的领导很多，都有那些人，已记不清了。记忆清楚的是，他并没有只顾领导贵宾，而忽略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不分贵贱，都一一请到。席间，酒过三巡，他还亲自到后厨，给厨师敬酒发红包，这种传统中国人讲究的礼数，几十年过去了，没有再见到过，这个印象是很清晰的。

八十年代中期，一场人事纷争，导致黄胄去职，旧有的办院方法，也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画研究院开始由盛转衰。随着改革的深化，当年被政治力量消灭的书画市场，又被激活，并老尺加一，成为资本炒作的市场。文化搭台，一切都是经济唱戏。那时候，文艺单位普遍是“庙穷和尚富”，会念经的和尚都在外面忙着发财，谁还顾及别的。画院也是这样，只能靠行政部门出租画室勉强维持。一墙之内，更是两极分化，坐班的挣不多的死工资，清汤寡淡。此情此景，负领导之责的人，装作看不见，或看见了，认为理所当然吧。

何海霞先生不是领导，他却看到了。他调到中国画研究院时，早已在陕西办完了退休，按说把档案放到单位就万事大吉了，别的和他都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真心把研究院当成自己家一样，对人对事都很热情。看到此情此景，就像自己的事一样，很着急，积极想办法，办法之一是开门招生，办进修班创收。何老不但说，而且做，亲自登台授课，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为院里挣钱创收。他还提议工会组织职工学习，亲自讲课，真心想把本领传授给大家，为职工找条搞活的出路。惜乎，不佞素性愚钝，近墨始终不能黑，辜负了何老一片美意。

何老当年已经名满天下，年高望重，画债如山，自己的事情很多，还关心这些于己无利的小事。我没有理论家的水平，讲不了那些黄钟大吕的庙堂故事，只能说说大师的小事，可能要被雅人所不屑。其实，小事并不小，更能表现一位艺术家的大德。索性再说一件小事，圈内人都知道，何老喜欢猫爱养猫。他曾和我说，他喜欢猫最初是从收养流浪猫开始的，他不是把猫作为玩物，是对弱小生命的尊重，我想这就是佛家众生平等的情怀吧。

古人有人生三不朽之说，立德是放在第一位的。德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要有“拔苦与乐”的慈悲心肠，有“推己及人”的生活素养。能画大画，不一定就是大师，要看他有没有德。大德不是吹大话，摆姿态，是点点滴滴的无意流露，这就是陈师曾所说人品第一、画品第二的意思，何海霞先生庶几近之了。环顾今日，如果说何海霞的山水画是广陵散，那么夫子之德就更是广陵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