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昆德拉与“不说一句正经话”的……时刻

每次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总是要去的。每隔一段时间去看那些已经比较熟悉的美术馆、博物馆有双重乐趣：看馆藏长期展就像是看老朋友，从阅读的角度看就是温故而知新；看临时举办的特展则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惊喜，获取新的知识和审美感受。前几天在大都会博物馆看的特展“The World Between Empires：Art and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帝国间的世界：古代中东的艺术与认同”）是一个颇有学术性与欣赏性的专题展，展出了来自中东及欧洲和美国众多博物馆及收藏机构、涵盖雕塑、壁画、钱币、珠宝等类型的190件艺术作品，追溯了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当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s）在中东地区发生冲突角逐的同时，在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中蓬勃发展的交融碰撞；探索了在帝国争端中当时的人们如何通过艺术品的创作、交流凸显身份、地位与文化认同，另外还探讨了当代战争冲突中的文化遗存遭受劫难与抢救的议题。配合该展览的出版物是由大都会博物馆古代中东艺术部的两位学者Blair Fowlkes-Childs和Michael Seymour 撰著的“The World Between Empires：Art and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大都会博物馆现任馆长Max Hollein 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中叶，伴随着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之间在中东发生的领土和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的长期斗争，对于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和无数工匠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帝国之间的世界：古代中东的艺术与认同’在探索这一时期的艺术和身份时，将焦点从两个帝国的争端转向城市和社区，重点关注文化和宗教、区域性和在地问题，甚至关注到个人事务。尽管已经过了两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古代中东的个人和城市如何形成界定自己的交叉因素。”（vi）帝国时期的文化交融与自我身份的形塑及认同，这是该展览的核心亮点，也是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Max Hollein还谈到该展览的另一个重要视角：该展览中的几个考古遗址在近年来遭到蓄意破坏和抢劫，“这些危机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大都会博物馆在加强公众对古代世界的理解和欣赏以及对当代事件的历史背景的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该展览探讨了这些现代破坏行为以及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道德挑战，通过将这种讨论置于探索古代文物的背景中，我们希望能够解释受破坏影响的古迹和遗址的重要性；不仅表明发生了什么，而且表明了它的重要性”。（同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中东部分地区真正面临挑战的时候，国际博物馆可以通过提高对该地区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做出积极贡献”。（vii）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在当代战争冲突中的保护问题，两位作者在书中最后更强调的是考古遗产的命运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命运密切相关，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几乎总是会以经济投入和法律建设的手段保护考古遗址、历史古迹、文物和博物馆。尤为重要的是，“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之途并不在于这些遗产本身，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和扩大受教育机会是整个社会的重要利益，文化遗产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部分”。（p.267）这种展览与研究视角使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发生紧密联系，使学术研究、艺术欣赏与对当代世界事务的认识以及相关的公共教育融为一体。

从大都会博物馆出来，正遇上每年一度的第62届纽约“波多黎各日大遊行”（National Puerto Rican Day Parade），曼哈顿第五大道成了花车、彩旗、鲜花、盛装以及鼓乐齐鸣的欢乐海洋，当晚的新闻说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今年的游行。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日是“波多黎各日”，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裔移民人多势众，花车大游行既是文化盛事也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少当地官员、政客也不敢怠慢这一节日。另据报道，在纽约“骄傲月”之际，今年“波多黎各日大遊行”的主题之一是向西尔维娅·里维拉(Sylvia Rivera)致敬。里维拉是一名LGBTQ活动人士，50年前她是一位年轻的波多黎各“变装皇后”，参与了1969年6月在纽约爆发的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这次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看到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图文展览“爱与坚持：石墙50周年”（“Love & Resistance: Stonewall 50”）也是对这场运动的纪念，西尔维娅·里维拉把这场运动与革命、解放和改造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六月的纽约似乎充满了热血与激情。波多黎各自由邦（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Estado Libre Asociado de Puerto Rico）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治邦，与美国的关系既紧密又复杂。自1917年起波多黎各人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美国公民，其文化和语言也越来越美国化，纽约是波多黎各人在美国本土聚居的大本营，近十多年来因为经济危机，有越来越多的波多黎各人从本土移居到美国大陆。但是在大游行队伍中挥舞和披在游行者、观看者身上的基本上都是波多黎各国旗而不是美国国旗，或许也折射出在身份认同上的基本倾向，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类大规模游行的政治文化主题就是身份认同。关于波多黎各的书我只是在网上读过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wowell）出版于1981年的《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中的相关论述，该书第九章“波多黎各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波多黎各人的历史与现状。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进步的速度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取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这似乎也可以从大游行队伍以及挤满路边的波多黎各人的热烈、欢乐的情绪中得到印证。

米兰·昆德拉的中篇小说《慢》（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011年，2018年第7次印刷）是他移民法国后用法文所写的第一部小说，该小说的叙述结构是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现实的融合，在故事中套进另一个故事，不同故事中的人物、情景可以像“蒙太奇”一样被分割成不同镜头、交替呈现，在叙述中也时而出现作者本人的声音、评论或与书中人物的对话。这种叙述手法既可能带来阅读上的障碍，同时也可以激发读者的自由想象、心理体验和深度理解。从故事框架上看可以归纳为三个故事情节：一是作者和妻子薇拉去一家由旧城堡改造成的酒店住上一宿，作者在深夜构思、撰写的小说中的人物竟离奇地出现在妻子的梦境中并搅乱了她的安睡，第二天清晨两人离开了酒店；二是以维旺?德农的短篇小说的故事为基础，讲述18世纪的一名骑士与T夫人的爱情故事，在荒唐中呈现情感的质朴与浪漫；三是以20世纪的一次昆虫学国际研讨会为背景，讲述围绕着文森特、贝尔克和捷克学者等人而发生的闹剧般的故事。在这些相互穿插、不停转换的故事情景中，速度、记忆、历史、遗忘、情感、性意识、政治意识、自我认同、人生意义、成功与挫折、自豪与屈辱等等主题在轻松、戏谑的闹剧中不断闪现，读者曾经熟悉的昆德拉风格在这里以更为自由和反讽的方式呈现出来。

书后收入了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评论文章《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 他以简短和用法语写作归纳了这篇小说的两个特点，然后指出更重要的是它的最大创新之处是“没有一句正经话”：“跟昆德拉以前的作品相比，《慢》的最大创新之处，在小说的一幕中得到最恰当的表述，这是薇拉第一次醒来，责备她的小说家丈夫：‘你经常跟我说，你要写一部通篇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一部逗你一乐的大傻话。我担心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思索这段话，不但走近了《慢》，也是走近了昆德拉全部小说作品的主要意义。”（168—169页）那么究竟什么是“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里卡尔的回答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晰，但是很有启发性：“这可以说是一种绝对小说，一部纯化小说，剔除了一切不是小说的东西，一切不属于小说本位的东西；也就是说保持散文的本位，笑和不确定的本位，总的来说撒旦的本位。”这是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也就是“一个正经被悬置的领域”：“在这里一切动不得的东西，一切自称惟一和无辜的东西，一切道貌岸然强加于人的东西，立刻会被在其中流转的无限轻的空气，怀疑与可笑的空气，溶化、侵蚀、兜底翻。在这种空气的吹拂下，生存、身份、言辞都剥下了面具，暴露出幕后新闻、弄虚作假、误会、既可笑又让人痛快的真实情况。”（169—170页）这才是《慢》的最具吸引力和杀伤力的风格，也是走出捷克语写作时代的昆德拉对捷克历史与政治的另类凝视与深刻反思。在一个以速度之快为自傲和实现梦想的正儿八经的誓言相叠加的时代，人的自我认同与意义追求处于更深刻的危机之中，无论是正是反、是坚持还是逍遥，“不正经的话”正是对虚假的、自我膨胀的“正经”的最好的消毒剂。但是在这里读者可能会一种理解陷阱，以为应该在“不正经的话”中竭力发现所隐含的“正经”的意思，这可能错了。在书中有这样的情节和对话：伊玛居拉塔刻意吹捧知识分子和政客贝尔克，提出要拍一部他的人物专访的片子，贝尔克悄声对她说：“你给我滚吧，老婊子，带着你的有病的一路货，滚开吧，黑夜的鸟，黑夜的稻草人，黑夜的噩梦，你叫我想起自己的愚蠢，我年幼无知的耻辱柱，我记忆中的垃圾，我青春年代的臭屎堆……”；但是她却不愿意相信她真的听到了这些话，猜想在这些可怕的字眼中藏有某些她应该真正理解的意思，于是问他“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为什么？我该怎么理解呢？”贝尔克的回答非常干脆：“你怎么听到的就怎么理解！以字论字！严格地以字论字！婊子就是婊子，泼妇就是泼妇，噩梦就是噩梦，臭屎堆就是臭屎堆！”（81—83页）这或许也是昆德拉想对读者说的话。这是“不正经的话”对“正儿八经”的时代致敬的最直接、也是最痛快的致敬方式。

不过，无论昆德拉如何想从固化的政治标签中摆脱出来，在一连串“不正经”的故事与对话中，对于政治的讽刺仍然无处不在，这是昆德拉无论如何创新也摆脱不了的自我形象。关于“舞蹈家”的描述显然具有双重的讽刺意味——对在位与不在位的政治家的讽刺，也是对权力与荣誉光环的讽刺，甚至会带出残酷而真实的情景。在昆德拉的笔下，“舞蹈家”个个都跟政治沾边，但与握有权力的政治家不同，他们不想要权力，只想要荣誉；为了占据表演的舞台，就必须以特殊的技巧把别人挤出舞台；“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独裁国家)，公开表态是危险的；对于舞蹈家来说，危险性要比其他人少些，因为他暴露在聚光灯前，处处可以见到他的人影，受到群众注意力的保护。但是他也有匿名的崇拜者，响应他既慷慨又轻率的呼吁，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非法集会，上街游行；这些人受到毫不留情的对待。舞蹈家从不感情用事去自责给他们带来不幸，他知道一桩高尚事业的分量要比一个人的生命重得多。”（20—21页）而他对那位出现国际昆虫学会议的捷克学者的讽刺更让人感到在笑剧中难以承受之重：一个捷克学者在俄军入侵后被迫当了二十年建筑工人，他发言时讲完自己的遭遇并令与会者感动之后，因过于激动而忘了宣读自己的论文。但是更深刻的悲剧是当年他被逐出工作岗位的政治原因——那个令他在今天感到无比自豪的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当时他是昆虫所一个部门的主任，关心的只是苍蝇。有一天一群反制度人士要他给安排一个房间给他们开会，他既害怕同意之后可能立即带来风险，同时又害怕被嘲笑胆小怕事而没有拒绝的勇气。在受到迫害之后他越来越习惯地把当时的顺从看做是自由意志的行为，“是他对可憎的权力的个人反抗。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了历史大舞台的人物，这样一想不就感到自豪了么？”由此而引出了昆德拉明确强调的“我的主题：捷克学者的自豪感，不是不论什么时刻，而恰是在打上聚光灯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才会有的。打上聚光灯的历史舞台称为全球历史时事”。（61页）这是极端的真实、残酷而痛苦的主题，以致作者要发出这样的呼吁与安慰：“亲爱的同胞，我的同志，布拉格蝇的著名发现者，脚手架上的勇敢工人，我再也不忍看到你插在水里！你要着凉的！朋友！兄弟！不要自寻烦恼！出来吧！上床去。享受被人遗忘的欢乐。把自己裹在甜蜜的全面遗忘的披肩里。不要去想伤害你的笑声，这种笑声再也不存在了，就像你在脚手架上的岁月，你受迫害的光荣也都不存在了。城堡一片静悄悄，打开窗子，树香将溢满你的房间。呼吸吧。……”（140页）当然，作者自己并没有肯定遗忘与幸福的联系，他只是提出了疑问：“换句话说：人是不是能够寻欢作乐，生活，同时又幸福？享乐主义的理想是不是行得通？这样的希望存在吗？这样的希望总还存在一丝微光吧？”（150页）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在全书的最后，昆德拉留给读者的话是：“明日不再来。听众不再有。朋友，我请你做个幸福的人。我有个隐约的印象，我们惟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否能力做个幸福的人。”“马车消失在晨雾中，我启动了汽车。”（164页）这是箴言、祈祷与现实的混合，最后一句话回应了“慢”与“快”的思考。在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评论文章中最后一段话也是对小说结尾的回应：“在他们那个消失的世纪的深处，T夫人和骑士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可能他们没有自我。不管怎样，他们不需要保护什么，证明什么，不乞求人家的喝彩。他们惟一的价值，就在于暗地里交换欢乐，不无调侃地意识到，他们的爱情游戏服从于一首普天下情人都踏着它的节拍跳舞的乐曲。”（179 页）这就是不需要说一句正经话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