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英法贸易战：工业革命史的残酷“暗线”

1766年，谢菲尔德商人韦奇伍德（Wedgewood）去美国旅游一番。在回家的路上，他带上了六吨阿巴拉契亚山的高岭土。利用这些高岭土，韦奇伍德创造了英国本土的奶油色陶器。这位商业天才每次制出新款陶器之后，就会送给英国王公贵族免费使用。这种“试用款”的陶器进而通过贵族阶层的口口相传成为“国民爆款”。兴奋的韦奇伍德给自己的合伙人本特利写信说：“它在几乎整个世界的传播速度真快,人人都爱。”他甚至断言：“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将很快看到一些中国的使者来这儿学习制作奶油色陶器的工艺吗？”自然，乾隆时代的景德镇瓷器工可没兴趣了解这一发明，但这不妨碍韦奇伍德在自己生产的陶器底座印上“女王御器”（Queen's Ware）这样的广告词，跟今天我们常见的“人民大会堂专供”差不多。韦奇伍德的陶器就这样改变了英国陶器业落后的局面。

这是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的《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所揭示的十八世纪英国眼花缭乱的商品发明史中的一个侧面。十八世纪英国物质世界的独特性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英国人变成了善于模仿东方商品的 “山寨民族”吗？英国货在此后称霸世界的秘诀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英国货崛起的秘诀在于“时尚”。

经济学家通常不太重视时尚概念，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商品的文化基础这一方向重新兴起。约翰·奈夫（John Neff）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工业革命的文化基础》（Cultur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描述了，奢侈、惊奇和乐趣第一次成为欧洲大陆制造业的目标，并且英国将这些新制造品改造得适于家庭使用。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提出的著名的“勤奋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概念，也建立在对新奇之物、异域之物、奢侈品和新式迷人之物的分析基础之上。在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ry and Capitalism）一书出版几十年后，历史学家们重新进入奢侈消费这一领域，并且告诉世人，奢侈品是“由中产阶级，乃至普通群众精心挑选出来的，现在它们走进了中央舞台，它们刺激经济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迁”。伯格的“野心”便是利用分析十八世纪英国消费世界的机会，重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史，意在证明，这些小商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以往的时代不同，英国十八世纪的物质世界代表着消费行为从被动需求转向主动欲求。曾经那些与超级富豪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如今却“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世界消费者所追求的自由选择、独特性、多元性和个性，都在十八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中一一浮现。

这是《奢侈与逸乐》一书的明线。笔者在翻译此书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伯格笔下的英国商品所蕴含的活力。透过五彩斑斓的小饰品、晶莹剔透的玻璃以及醇厚光亮的陶器，我们还能看到隐藏着的一条暗线，这条暗线向我们揭示了更加冷静也更加残酷的工业革命史，那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而展开的贸易战。

英法在全球市场的贸易战

1719年新年刚过，英国下议院就收到了来自谢菲尔德地区刀具制造商公司的一封请愿书。该公司指责“有些心怀不轨之人”正与外国人合作，将英国刀具制造工和其他铁器制造工诱拐出国。很快，议会就在这一年的3月18日通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止技术工人移民国外的法令。

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经济学家约翰·劳（John Law）游历欧洲之后，向法国政府提议，在里昂、福雷等地区发展工业技术。1720年，奥尔良公爵任命约翰·劳担任法国的财务总管。掌握了国内外商贸大权的约翰·劳除了在全球开展殖民投资外，还力图将英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法国。为此，约翰·劳雇用他的兄弟威廉担任中间人，在英国广泛招募技术人员赴法工作。

虽然约翰·劳在1723年因奥尔良公爵的倒台而去职，但他发展法国工业和海外市场扩张的政策并没有结束。劳为法国制定的经济战略与当时正在酝酿工业革命的英国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十八世纪的英法两国，除了爆发一系列全球著名的战争之外，在商业领域也是硝烟弥漫。

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签订的《乌特勒支和约》对英法两国的商业关系进行了一次调整。和约第八款要求两国互相给予对方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而第九款则要求两国将关税降低到1664年的水平。不过，英国以1703年的《梅森协定》中规定葡萄牙葡萄酒的进口税率保持在法国葡萄酒进口税率的三分之一为借口，拒绝批准这两条条款。

愤怒的法国人得知消息后，迅速提高了针对英国产品的关税。同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法国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扩张。法国在土耳其的公司取得的成功，几乎将英国的黎凡特公司逼入绝境。更重要的是，法国在西印度的殖民地面积不断扩大，法国的糖及其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三倍，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外贸活动难以匹敌。整个法属加勒比地区一片繁荣。而这一时期，英属加勒比地区却人口稀少，经济水平低下，无法消化本地产品，但英国继续坚持重商主义，不允许英属加勒比地区的生产商向法国出口产品，1733年，英国制定了《糖浆法案》（Molasses Act），对外国输入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的产品征收重税。另外，为了打击法国，英国还对法国进口的瓷器征收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关税，同时完全禁止进口法国生产的丝绸。

弥漫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各地的贸易战争持续了几十年，让英法两国都有点吃不消。1786年1月，英国首相派遣的特使威廉·艾登（William Eden）抵达巴黎，与法方代表吉拉德·德·雷内维尔（Gérard de Rayneval）开始谈判，9月份双方达成协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786年英法商业协定。协定重点规定了英法两国关税额互相降低和实施自由贸易的原则。其中，法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与葡萄牙葡萄酒同等征税额的要求。

应当承认，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仍然只是一个新兴国家，在商业贸易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来自法国的压力。但是，后世历史学家对协定评价颇高，认为它是英国走向自由贸易时代的号角。同时，法国人认为这一协定实施后大量英国产品流入法国，加速了法国经济衰退。那么该如何评价英法贸易争端以及这一协定呢？正如本文开头的例子所述，表面上这是一场贸易大战，但底下涌动着的却是技术战的潜流。

英法之间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战

1753年，威廉·希普利成立了技艺、制造和商业促进协会。希普利批评代表奢侈的法国制造业是对英国国家特性的腐蚀，英国需要一个机构鼓励人们发明适合不列颠的“艺术产品”。希普利并非简单地反对法国。在他眼中，英国特色的产品是法国式的设计、艺术风格与英国先进制造业技术融合的结果。例如，托马斯·惠蒂在协会的资助下推出艾克斯敏斯特地毯（Axminster）。这一英国本土品牌确是通过吸收“法国马赛双层布料和印度被料制作工艺”而制成的。

如果说仿制与改进是实现英国技术升级之路的话，法国在十八世纪却通过工业间谍的方式从英国吸收机械技术和技术工人。1730年后，吸纳英国技术和移民的活动再次兴起。这一次，法国一位工业间谍大师约翰·霍尔克（John Holker）参与其中。霍尔克原是英国工业家，但因为支持詹姆斯党人来到法国。他对英国技术水平非常了解。在法国商业局局长丹尼尔-查尔斯·特鲁迪纳（D-C. Trudaine）的支持下，霍尔克将一批亲朋好友带回法国，他们都是英国棉纺织业的技术人才。鲁昂的棉纺织业因为这批技术人才的到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英国的玻璃生产工艺一直落后于法国。但在1694年，英国人乔治·雷文斯克罗夫特（George Ravenscroft）发明了被称为“盎格鲁水晶”的无色玻璃。此外，英国还利用燃煤熔炉制作出了适合存储和运输酒的硬质玻璃瓶。英国人制作的玻璃产品很快风靡欧洲。法国政府连续派遣罗伯特·哥德费雷（Robert Godefrey）和约瑟夫·柯尼希（Joseph Koenig）去英国偷学玻璃制作技术。在柯尼希的金钱诱惑下，兰伯特（Lambert）和波伊尔（Boyer）两位英国技工来到法国，法国出现了第一家能生产水晶玻璃和釉彩玻璃的工厂。

英国人对法国政府所主导的技术转移活动非常担忧。1750年，英国政府再次立法，禁止羊毛、钢铁、人造品的相关技术出口，对诱惑技术工人出国的人则处以五百英镑罚款及一年监禁。1774年，在卡特赖特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后，英国人更是担心这一“国宝级”技术外泄，再次立法禁止羊毛和亚麻的纺织技术出口。1785年，金属制造技术也加入禁止出口行业。此外，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成立了商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搜查各地的工业间谍。

十八世纪的英国不但要与法国争夺市场，还要与法国争夺技术的制高点。法国在十八世纪技术升级上落后于英国了。以纽科门蒸汽机为例。法国人引进德意志的纽科门蒸汽机是1726年，而英国在十年后才引入。詹姆斯·瓦特在英国企业家博尔顿（Boulton）的资助下完成了蒸汽机的改良，让其能应用到不同行业中。法国却要通过利诱博尔顿和瓦特来法国居住的方式引入新的机器（当然，最后没有成功）。由此可见，到1786年艾登-雷内维尔协定（Eden-Rayneval Treaty）签署前，英国在工业技术水平上已然从输入国转为输出国。

冲突的解决？1786年英法商业协定的启示

法国人的技术转移手段效果如何呢？1787年，法国的一位羊毛企业主路威尔斯承认：“我们离英国人所达到的完美技术还远着呢。”这句话道出了法国在工业转移中面临的难题。

首先，法国工业难以吸引高品质的英国技术工人。英国的技术工人一直以来都比法国同行工资高、生活环境好。对他们来说，到法国传播技术得不偿失，而且还违背英国法律。法国商业局主席托洛桑（Tolozan）还抱怨说：“大部分人欺骗了我们，他们制作的机器根本就达不到他们允诺的水平。”

其次，法国工业间谍通过各种方式偷偷临摹了英国机器的样图，但是他们忽视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许多时候，引进的技术工人和引进的机器并不匹配。比如，霍尔克引进的第一批英国技工来到法国后，发现整个法国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只好自己购买材料去制作工具。另外，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煤炭这种低成本能源的广泛供给，而煤炭在法国储量不足，这也制约着法国有效利用以煤炭为动力的机器。

在技术转移的视野下重新审视1786年英法商业协定，会有新的发现。在谈判中，法方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法国葡萄酒的关税，而英国主要关切点则是降低玻璃、陶瓷器、金属器和羊毛制品的关税。最后双方的关切都达成了。英国方面得到消息后，制造业者一片欢腾，而法国的制造业者则大声抗议。这是因为，作为传统技术强国，法国在谈判关头放弃了对本国技术行业的保护，关注的反而是缺乏技术含量的酒业，而英国保护的则是代表新兴、先进制造业的行业。这一协定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保护。

就此而言，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商业争端虽然在1786年商业协定中告一段落。但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并非完全开放的自由，它在自由贸易的外衣下维护着英国先进技术的优势地位。法国人在这一点上认识不足，所以当拿破仑战争一结束，欧洲大陆再次向英国开放时，英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奢侈与逸乐》的主题。十八世纪英国商品世界的成长不仅得益于英国商人天才般的创造所带来的技术优势，也同样是英国与欧洲大陆技术转移和技术分配的结果。1786年艰苦的贸易谈判，不过是对之前商品技术分配的一次“再平衡”。到了十九世纪，故事则演变为，已经形成技术优势的英国利用自己的军事霸权让全世界“品味”何为英式“奢侈与逸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