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南宋“中都”今何在?诗词读本注释的撰写

戎默

2019-07-01 13: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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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词人姜夔的《齐天乐·蟋蟀》(庾郎先自吟《愁赋》)是他词集中的名作,历代选本如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周密《绝妙好词》、朱孝臧《宋词三百首》及后来众多今人选本中,都选录了这首词。这首吟咏蟋蟀的词作,前面有一段交代创作背景的长序,其中有一句涉及到蟋蟀的称名问题,说:“蟋蟀,中都呼为促织。”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难懂之处,“中都”,犹言都中、都内,整句的意思大概可以翻译为:“蟋蟀,首都人叫作促织。”姜夔是南宋人,都城所指,让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南宋行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因此,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里解释“中都”,说:“犹言都内,谓杭州行在。”选录这首词的各种选本,也多持相同的意见,比如胡云翼的《宋词选》注云:“都中,指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唐圭璋的《宋词三百首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则直截了当,注作:“谓杭州。”都认为这首词的“中都”应该是杭州无疑。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宋词选》
《宋词三百首笺注》
事情似乎看上去理所当然,几成铁案。但我们只要再翻检几种宋词的选本,就知道并非如此。知名度很高、也广受好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解释这首词的“中都”就说:“都城的泛称,这里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王水照等《宋词三百首评注》也注为:“指北宋都城汴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此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郭伯勋注的《宋词三百首详析》、吴熊和等编著的《唐宋词一百首》等,都明明白白地认为南宋人姜夔笔下的“中都”应该指北宋都城汴京,但又一无解释,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不由得想探究一下将南宋的“中都”解释为汴京的原因。
《唐宋词选》
《宋词三百首评注》
幸好不是所有的注本都没有解释原因的。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也收录了姜夔的这首词,而且也把“中都”解释为汴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相比以上所举诸本,他的这条注释要详细得多:“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蟋蟀北方呼为促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看本篇‘候馆’下三句,‘中都’云云自非泛语。详下注7、9、11。”以下注7引陆玑《毛诗疏义》、注9引《汉书·王褒传》颜师古注、注11引《诗经·豳风·七月》笺,作为蟋蟀呼为促织乃北方方言的例证。所谓“候馆下三句”,则是说词中“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颇有故国伤怀之思:也许,在姜夔这个南宋人心中,杭州永远只是一个临时的“行在”,真正的“中都”从未改变,就是指已经沦陷的汴京吧!
《唐宋词选释》
俞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在“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当时的责任编辑陈建根的《审读意见》,发表在1979年第四期的《中国出版》上。由这份审读意见,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俞平伯先生曾于1961年开始选编《唐五代词选》一书,后增加宋词部分,命名为《唐宋词选》,于1963年9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稿。交稿后,却因各种原因,社内决定只试印两百本,暂缓大批量的印刷。没想到,这一拖竟拖延了十几年之久。直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约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才想起俞平伯先生也曾经交过一本《唐宋词选》的书稿,审读之下觉得价值很高,于是就想请俞先生修改后交社出版。但经历过政治风暴的俞先生仍心有余悸,本来并不想再将旧稿公之于众。后来,经过编辑几番劝说,才勉强答应出版。当时的俞先生已经年近八十,但在决定出版后,又下了很大的功夫修订。最后才更名为《唐宋词选释》,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在俞先生与当时《唐宋词选释》责任编辑陈建根的通信里,竟然就有对姜夔这首词“中都”一条解释的讨论。1979年3月24日,俞先生曾致书陈建根,其中说到:
姜白石《齐天乐》注三,决定用改文。“盖”者,不确定辞,故无碍也。反面看来,其非指临安亦易明,上云饮张宅,其地即临安,下文另提“中都”,自在别处。又,蟋蟀呼促织,幽州人语,是北方,见下注(七)亦以汴京为是,兄以为何如?
3月25日,又寄一书,再次提到这条注文:
经过思考,姜词“中都”确指汴京,而非临安。兹改写注(三)(九),又添(十三)(按,定稿当是注[十一]),另纸抄奉,希为改正,如此将移动版面,看下页另有空白,或无甚困难,乞酌定,如何?望复电为荷。这次改动有关姜白石此词作意是相当重大的,必须细心思考检查,即此可见一斑。原稿几致大误!
由这两封书信可知,俞先生对这条注文是有修改的。原来的版本应该是根据一般的认识及夏承焘等人的注本,注作杭州。但俞先生始终心有疑窦,最后觉得还是以注作汴京为佳,故撰作改文,将“中都”解释为汴京(即开封)了。几乎同时开始编写,在1981年出版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虽因俞先生年事已高,并未参与,但该书的编辑,正是与俞先生通信探讨问题的陈建根。在姜词的这一条注释里,《唐宋词选》显然参考了《唐宋词选释》,接受了俞先生的意见,解释“中都”为汴京。也许是为了简明通俗,又省去了原因,成为了以后许多注本注“中都”为汴京,却又语焉不详的蓝本。
在了解了这条注释的原因与来龙去脉后,回过头来,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呢?俞先生似乎的理据充分,无懈可击,但仔细查考,却又不然。首先,虽然临安(杭州)在官方的称呼里,称作“行在”,即皇帝所在的临时首都,并非真正首都。但姜夔的时代,南宋偏安已久,人们口中习称的“都”“中都”等,指代的就是临安。南宋学者洪迈活动的年代与姜夔相仿,他的《容斋随笔》里,就多次提到“中都”,无一例外地指的是南宋行在。如《容斋三笔》卷五“郎官员数”条:“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以下,则据《班朝录》中朝士郎官人数,讨论较之北宋末年,人数越来越少,从而得出秦桧欲专权,“不欲士大夫在朝”的结论。显然,这里的“中都”指的就是南宋朝士所在的临安。又《四笔》卷十二“州升府而不为镇”条:“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显然所指也是他在南宋首都临安为官的时候。可见,“中都”在当时人口中,应该只是指称临安行在的习语,姜夔即使有故国之思,但写词序并不是写《春秋》,没有严谨的“笔法”,也未必会在字里行间称一个已经沦陷的旧都为“中都”的。
俞平伯先生的关键证据,即所谓“蟋蟀北方呼为促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这条理由看似有理,实则最有漏洞。我们知道,语言,尤其是方言,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蟋蟀在汉代北方称为促织,并不能成为在宋代南方不能称为促织的理由。我们如今的杭州话里就有中原官话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加入,正是由于南宋迁都的原因。那缘何“促织”一语不能成为南宋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呢?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旧事》,是一部记录南宋临安风物、风俗的书,其中卷六“小经济”一条,即罗列临安的各色物品,其中就有“促织儿”、“促织盆”之说。可见,也许“促织”一词,恰恰正是当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
俞平伯
最后再来说说俞先生在书信中对“中都”一词解释最初的怀疑。序文中说,“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词是在张功父,即张镃家中饮酒时所作,张镃家正在临安,所以似乎下文的“中都”,如果再是临安,说“临安呼作促织”云云,就显得有点重复了,因此中都应该别有所指。但需要注意的是,姜夔并非临安人,来到临安,乃是所谓“客居”。如此则所谓“中都呼为促织”,正是相对于姜夔家乡所在而言,那再说“临安人呼作促织”,似乎也无不可。况且,张镃与姜夔针对蟋蟀有同赋之作,题名为《满庭芳·促织儿》,其中有句:“殷勤劝织,促破晓机心。”可见,久居临安的张镃是称蟋蟀为“促织”的,“中都呼为促织”一语,针对的应该就是张镃的这个临安人的同赋之作。俞先生最先的怀疑,其实就是解开问题的关键。
如此,姜夔词里的所谓“中都”,绕了一个大圈,还是回到原点,以解释为杭州为确。看来,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里的解释,是一次对注文失败的改写。现在想来,倘若俞先生在当时只是看看别人的解释来撰写这条注文,肯人云亦云,也许就没有今天注本中杭州、汴京的歧异与诸般的疑惑了。然而,面向大众的诗词选注本,除了要简明、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著名的古典诗词之外,对一些字词的解释,也应该熔铸着注者本身对诗意、词意的思考。并不是只要简单地参稽其他注本,解释词语、注译文意就行了。俞平伯先生对诗词注本中的一个小小问题,往返数四、寤寐求之,从最先的怀疑,到最后的决定改写,慎之又慎,即使最后得到的结论并不那么正确,但也确确实实可以成为诗词读本选注者注释撰写的榜样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南宋,中都,诗词,注释,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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