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

世界巨头的繁荣

美国被公认为超级大国，在经济、文化、工业等领域都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美国有着“大篷车”社会的称号，与欧洲的“堡垒”社会截然相反：美国人总是不停地迁徙，寻找新的机会，而欧洲人则建造堡垒来保护已有的财富。19 世纪下半叶，近2/3 的 30 岁以上的美国人曾跨越国界。相比之下，只有 1/4 的英国人走出了他们狭小的岛国。

美国理所是培养企业家的沃土，相比其他地方，在这里更容易创立公司，并且如果你足够幸运且意志坚定，还能将公司发展为商业巨头。很多伟大的美国企业家都曾是无名之辈，但他们后来创建了商业帝国。在英国，伟大的企业家功成名就后便逐步减少业务并购买地产和贵族头衔，而在美国，没有比企业家更高等的贵族。

与此同时，美国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路领先，这是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重要元素。公路和运河的修建为工业腾飞奠定了基础，而且美国曾在建设现代铁路和高速公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还是首个以相对廉价的综合国内航线覆盖全国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繁荣在于它认可毁灭是创造的必经之路。美国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破产法，它允许公司倒闭；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允许人们搬迁到合适的地方，获得最丰厚的工作回报。美国能够接受，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得不废弃一些城镇和关闭一些工厂。 

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前三名（苹果、谷歌和微软），以及排在第六位和第七位的亚马逊和脸书都是美国的科技公司。美国公司为全球 61% 的社交媒体用户及其 91% 的搜索量提供服务，而且它们发明的操作系统供全球 99% 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谷歌每天要处理多达 40 亿次的搜索量。

此外，美国公司还控制着信息经济的基础设施。亚马逊几乎占据了云计算市场份额的 1/3，其云服务部门在 2017 年扩大了 50% 以上。

同时，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的制高点。在欧洲公司萎靡不振、亚洲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举步维艰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全球市场份额已增至 50%。美国基金经理管理的全球资产从 10 年前的 44% 增至 55%。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抵押贷款证券这类最复杂的新型金融工具都是美国所创。

美国拥有世界 20 所顶尖大学中的 15 所、超过 60% 的全球风险资本存量。美国在全球专利中的份额已从里根当选总统时的 10% 增至现在的 20%。

除了技术和金融领域外，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全球最佳公司：科氏工业集团、宝洁公司和强生公司可以匹敌世界上任何一家顶级公司。美国公司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大换血后变得更强大，并通过多轮裁员和重组精简了机构。

如今，美国这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却停滞不前。

地域流动性明显下降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指出，过去 30 年来地域流动性一直在减弱。州际移民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持续下降，当前的比例相比 1948—1971 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 51%。

普通美国人迁移到经济热点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现在，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把全美平均工资的约 84% 花在房租上。这使一个普通人不太可能从堪萨斯州搬去曼哈顿。在财富聚集的高地，房价也总是更高， 因为很多人都想住在那里。今天的这些创意之都同时也是“邻避主义”之都，充斥着各种规则和限制，导致建造新房屋或创办新企业变得更加困难。

向上晋升变得越来越困难：三位美联储经济学家和他们在圣母大学的一名同事于2015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几十年来，人们换工作的频率一直在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解雇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雇主一开始就不太倾向于贸然雇用他们。

丧失其标榜的拓荒精神

1850 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夸口道：“我们是世界的开拓者和先锋，被派往无人涉足的荒野，在新世界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今天，在这些拓荒者的后代中，大部分人因过于害怕失败而不敢踏上任何新道路。

这个问题源于学校。2013 年，马里兰州的一个学区禁止大力推动儿童荡秋千、把自制食品带入学校和在校园里送生日聚会请柬等行为。这种现象在大学里依然可见，教授因“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发起指控。类似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屡见不鲜。麦当劳把警告标志印在咖啡杯上，注明“小心热饮烫嘴”。丘吉尔曾对他的同胞们说：“我们不曾跨越世纪，不曾漂洋过海，不曾翻山越岭，不曾踏过草原，因为我们是一群‘一碰就碎的人’。”如今，诉讼、监管和教学方式的组合害得“一碰就碎的人”无处不在。

道路充满荆棘

美国交通运输方面的公共投资占 GDP 的比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3%下降至今天的 1.7% 左右，该值低于欧洲，并且远低于中国。

道路坑洼不平，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相比， 纽约的约翰·F. 肯尼迪国际机场简直像个贫民窟；与中国的高铁相比，美国的火车就是蹒跚的“老爷车”。

机场拥堵和航班延误每年所造成的损失将近 220 亿美元。美国 61.4 万座桥梁中有 40% 的建筑年龄已超过 50 年，1/9 的桥梁存在结构缺陷。美国一半以上的船闸已使用超过 50 年，通过这些船闸的船只中有将近一半会出现延误。电力变压器已平均使用了 40 年。电力系统的布线过于陈旧，以至有时无法将剩余的电力从东北地区输送到南方。 

21 世纪，材料技术和工程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能够突破物理极限，见证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建筑。2008 年竣工的迪拜哈利法塔高 2 716 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还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迪拜世界中心，预计能容纳 2 亿多名乘客。2005 年竣工的东海大桥全长 20 英里，连接上海和洋山深水港，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梁之一，然而，中国人已经在规划修建第二座大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工程奇迹几乎很少发生在美国。

企业举步维艰、丧失活力

美国人发现，相比上一代人，他们创办新公司更加艰难，而且即使创办了新公司也很难将其发展壮大。新公司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从 1978 年的 14.6% 下降至 2011 年的 8.3%，而倒闭企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8%~10% 之间。

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甚至蔓延至科技行业。新兴技术公司的数量在2000 年达到峰值后就持续下降。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数量锐减——从20 世纪 90 年代的每年 547 家降至近期的每年 192 家。20 世纪 90 年代， 技术型企业家常常梦想让公司上市，自己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现在，他们梦想把公司卖给一家科技巨头。他们成了既定秩序的屈从者，而非大胆的革新者。

与此同时，最大规模的公司正在巩固其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苹果、谷歌、亚马逊和它们的同行主导着当今的经济，正如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 罗巴克公司曾一度主导罗斯福时代的经济一样。《财富》100 强企业收入在《财富》500 强企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57% 增至 2013 年的 63%。

大公司的扩张和新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意味着经济变得更加集中。1997—2013 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几乎减半，从 6797 家减至 3485 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并不一定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消退：很多小公司都是跟风型企业，幻想着什么都不投入也能提高生产力。美国曾见证一些初创企业风起云涌，如微软、亚马逊和谷歌，它们致力于实现行业变革。成功的公司超越了竞争对手，才能获取暂时的垄断地位。它们把从暂时垄断中获得的超额利润投入更多的研发中，以继续在竞争中保持领先。

这些企业设有各种“高墙”和“护城河”来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威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科技巨头。它们利用网络效应来主导市场：越多人使用你的网络，这些网络就变得越有价值。它们还利用便利性来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例如苹果手机很容易和苹果平板电脑搭配使用。在购买专利和起诉竞争对手侵犯专利时，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固化正在减缓创新在整个经济中的传播速度。反应迅速的追随者总是在“窃取”你的机密并加以改进。这会让领先的公司没有安全感，但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新思想在整个经济中能够迅速传播。令人担忧的是，好点子的传播速度比过去更慢了。跻身前 5% 的精英公司被称为“前沿公司”，和过去相比，它们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地位，并提高其生产力， 而其余 95% 的公司则停滞不前。信息技术行业正孕育出一批“超级前沿公司”：与其他精英公司相比，前 2% 的信息技术公司的生产力已经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技术传播一直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是前沿公司能聘请到顶尖的精英，并与最好的大学和咨询公司建立联系。

死于绝望

社会的病态导致大量失业，底层民众饱受其苦。在某些地方，特别是曾经作为工业革命摇篮的地区，无业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18 岁以上的人中有 41% 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纽约州的锡拉丘兹，这一比例高达 42.4%。无业常常导致人们走向轻度犯罪和吸毒成瘾的生活：鸦片制剂和冰毒的流行进一步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并加重了社会的病态。

文中图片均来自unsplash

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过去主要与美国黑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现在正向美国白人蔓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安妮·凯斯

（Anne Case）指出，事实上，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预期寿命已经开始缩短，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预期寿命的缩短是由于“死于绝望”人数的增加。毒品、与酒精相关的肝病和自杀在死亡原因中的占比正在上升，而心脏病和癌症等“中年杀手”的占比在下降。

对这一切最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高薪工作的消失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在经历过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鼎盛期后，高中学历的白人工人阶层正在逐渐崩溃。在黄金时代，美国工薪阶层可以期待稳定的生活和长期的进步。现在，他们正在被逐步边缘化，随着其健康状况的恶化， 还会增加社会福利计划的负担。

本文综编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新作《繁荣与衰退》，中信出版集团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