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小说家对一名恐怖分子的审问

编者按：服务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初试写作，就震惊文坛。这是英国国宝级小说大师勒卡雷的唯一回忆录，记下了他人生中近四十个刻骨铭心的片段，再现一个伟大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自我。本文原题《实景剧场：碧姬别墅》。

这个监狱是由聚集起来的一些毫不显眼的绿色临时营房组成的，地处内盖夫沙漠中的一块凹陷处，四周围着一圈带刺铁丝网。每个角落都有一座瞭望塔。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内部人士而言，这里被称为“碧姬别墅”；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说，这里则什么都不是。隶属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的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上校，一边开着吉普车驶过起伏绵延的沙地，一边向我解释道。“碧姬”，这是一名投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德国激进分子。这群人计划击落一架在内罗毕肯雅塔机场降落的以色列航班，为了完成目标，他们在位于航线旁的一个屋顶上架设了火箭发射器，碧姬也在。

她长着一副北欧人的样貌，金色头发，所要做的只是站在机场内部的公用电话亭里，一只耳朵听着短波无线电信号，另一只耳朵贴着电话听筒，把控制塔的飞行指令传给屋顶上守着的男孩们。正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一个以色列特工小队接近了她，就这样，她对此次行动的贡献也就到此结束了。那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已经收到警告，选择了提前着陆——飞机上除了过来逮捕她的人之外，没有一名乘客。她被铐在地上，随返程飞机回了特拉维夫。至于屋顶上那些男孩的命运，那就很难说了。他们应该已经被料理妥当了，我面前这位辛贝特上校向我保证道，却没有细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开口询问。我明白，自己已被授予极为罕见的特权，这都要感谢什洛莫·盖兹特将军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他直到最近才从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卸任，同时也是我宝贵的朋友。

碧姬如今已经是以色列人掌控的阶下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警告我，说这次行动的保密工作仍旧很有必要。肯尼亚当局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并不希望激起国内穆斯林人士的愤怒。以色列方面也不希望危及他们的消息来源，让这个有价值的盟友难堪。如此这般，我前往探视她的条件便是：在获得以色列方面允许之前，我绝对不能对外公开描述任何与她相关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对她的家人或者德国政府承认他们知晓她的下落。我必须要等一等。不过，这个要求倒并没有令我感到太过困扰。因为我此行打算去做的，不过是介绍我所虚构的查莉去认识碧姬，一旦查莉成功渗透进恐怖组织当中，碧姬将一直是她的同伴，查莉也会因此而受到专门的训练。如果我足够幸运，有了碧姬的帮助，查莉马上就能开始上她恐怖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的第一阶段课程了。

“碧姬开口了吗？”我问这位年轻的上校。

“也许吧。”

“说了她的动机？”

“大概是。”

好吧，最好还是由我亲自去问问她——我想我办得到。我有种想法，觉得自己将会和碧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无论是否虚假抑或短暂。尽管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红军旅”之花遍地开放时，我离开德国已有六年之久了，但我却非常容易地就理解了“红军旅”的起源，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对他们所持的部分观点表示认同：只是不认同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一点——仅仅在这一 点上，我和大部分德国中产阶级也并无不同。他们秘密地给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提供金钱和援助。我也厌恶许多纳粹高阶分子如今活跃在政界、司法界、警界、工业界、金融界以及教会；反感德国父母拒绝和子女讨论自身的纳粹经历；痛恨西德政府以最丑陋的方式表现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阿谀奉承。如果碧姬要求我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我大可以直接告诉她——难道我没有拜访过巴勒斯坦的难民营和医院，没有见证过他们的痛苦，没有聆听过他们的哭喊吗？这一切加在一起，一定足够让我买张门票，哪怕十分短暂，也足以让我真正进入这名二十几岁的德国激进分子的心里去，不是吗？

监狱向来都令我感到不舒服。这是我那个曾遭监禁的父亲给我留下的、长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印象。在我想象中，他所待过的监狱比他实际经历的还要多，里面关着的总是那个身材健壮、 孔武有力、躁动不安的男人，有着爱因斯坦一样的额头，在他的囚笼里徘徊，申辩着自己的无辜。很多年前，我每一次被派去监狱里审讯某人时，都要先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害怕一旦铁门在我身后关上，就会受到那些将要被我审讯的囚犯的嘲笑。

碧姬别墅外没有院子，反正我记得是没有的。我们在大门口被拦下，受过仔细检查之后，才获准通过。年轻的上校带我走上门外的楼梯，用希伯来语大声地打了招呼。监狱长名为考夫曼少校，我不确定她是否真叫考夫曼，或者只是我凭印象给她取的名字。当我在奥地利当情报官的时候，有个名叫考夫曼的中士负责看守格拉茨的市立监狱，我们把所有的嫌犯都关在那里。可以确定的是，她穿着异常整洁干净的制服，左胸口袋上佩戴着白色的名牌，她是陆军少校，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壮但并不显胖，有双明亮的棕色眼睛，以及呈现出痛苦却又十分友好的微笑。

* * *

考夫曼上校跟我用英语交谈。因为我之前讲的一直都是英语，而且我不会希伯来语，于是，用英语交谈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你是来见碧姬的，她说，我说是的，这是一项特权，我非常明白，也非常感谢，有没有什么话是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对她说的？然后，我继续解释一些之前并未向上校具体说明的信息：我并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小说家，到这里来是为了收集更加深入一些的背景资料，在没有得到我东道主准许的情况下，我承诺不会写出或者说出今天会面的任何细节。她带着礼貌的微笑听我说完，然后说，就是这样，当然啦，你想要咖啡还是茶呢？我说咖啡。

“碧姬近来不太好相处，”她警告我道，语气很像是医生讨论自己病人的情况，“她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还很能接受现状，可是现在，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她轻叹一口气，接着说道，“不怎么能接受。”

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可以接受自己被监禁，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她也许会和你谈谈，也许不会，我不知道。一开始她说不行，现在她又说可以了。她下不了决定，我这就去请她过来，好吗？”

她通过无线电，用希伯来语叫她过来。我们等着，又继续等了好一会儿。考夫曼少校对我笑了笑，我回以一个微笑。就在我开始怀疑碧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主意的时候，突然听见好几个人的脚步声正朝这个房间越来越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短暂又病态的期待，觉得自己会看到一个戴着手铐、头发凌乱、精神错乱的女人，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押解到我的面前。此刻，门从另一侧开启，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高挑的女人，穿着监狱制服，那套制服被腰间一条扎得紧紧的皮带给勒起来了，两名瘦小的女狱警从两侧轻轻抓住她的胳膊，她长长的金色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随意地披散在身后。即便是监狱制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非常合适。狱警撤开，她向前一步，有些讽刺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仿佛一个大家庭里具有良好教养的女儿一般，把手伸向我。

“有此荣幸见到的这位是？”她用优雅的德语问道，我把之前用英文对考夫曼少校说的话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我是个小说家，来这里是为了给自己正在写的小说收集资料。她听了之后一言不发，只是盯着我看，直到坐在墙角椅子上的考夫曼少校，用她一口优秀的英语给我帮了忙：

“你可以坐下来，碧姬。”

于是碧姬就坐了下来，挺直身体，循规蹈矩地坐着，简直像是个品学兼优的德国女学生了。她显然决定让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本来打算用几句陈词滥调作为交谈的开场白，却发现一句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单刀直入，问上几个烦琐笨拙的问题，比如“回想起来，你后悔过自己曾经的行为吗，碧姬？”，以及“促使你走上激进主义道路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对于这两个问题，她仍旧选择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以一种混杂着困惑和轻蔑的眼神盯着我看。

考夫曼少校再次出手解救了我：

“或许你愿意告诉他，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碧姬。”她提议道，讲话时的语气就像是略带些外国口音的英国校长。

碧姬像是没听见一样。她上下打量着我，有条不紊地，甚至有些傲慢无礼。当她完成这套检视之后，她脸上显露出来的表情已经透露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我不过是又一个愚昧无知的、专制的资产阶级走狗，一个恐怖行动的观光客而已，顶多只能算半个人类。因此，她又何必在我身上费心呢？尽管如此，她还是费 了点心思。我会按照要求做一个简短陈述的，她说，就算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从智识上来说，她承认道，客观地分析一下自己，她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未必是苏联所定义的那种。她更乐意把自己想成不受任何单一教条所束缚的那种人。她的使命是唤醒那些尚未觉醒的资产阶级，她认为，在这些人当中，她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父亲身上有着接受这种启蒙的迹象，她的母亲则完全没有。西德，本质上是一个由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代人所代表的、由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们掌控的纳粹国家。无产阶级不过是在有样学样。

她把话题转回自己父母身上。她说，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她的父亲。她思索良久，考虑该如何打破他们脑海中那些纳粹主义残留下来的潜意识障碍。我想，她这是在用某种隐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父母亲的想念吗？甚至是在说她爱他们？她日日夜夜为他们担忧发愁？仿佛是为了纠正自己这种资产阶级特有的多愁善感思想，她开始列出一连串引导她前进的先知们的名字：哈贝马斯、马尔库塞、佛朗兹·法农，以及好几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自此，她开始论述武装资本主义的邪恶、西德的再军事化、美帝国主义对诸如伊朗国王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的支持等等，以及其他我或许会同意她看法的议题，我在想，说不定她也会对我的看法产生隐约的兴趣，但是并没有。

“好了，我想回自己的牢房了，麻烦你，考夫曼少校。”

又是一个讽刺的屈膝礼，和我握了握手之后，她就向狱警表示可以带她走了。

* * *

考夫曼少校始终待在房间一角，不曾离开，我也依旧坐在碧姬刚才坐过的那张空椅子对面。我们之间的沉默有些古怪，仿佛我们是从同一个噩梦中醒来。 “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考夫曼少校开口问道。

“是的，谢谢你，非常有意思。”

“碧姬今天有些迷惑，我觉得。” 针对她这句话，我回答道，是啊，还好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有些迷惑。哪里知道，就在这时——就在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时，我才发现，我们互相说的竟然是德语，而且，考夫曼少校所讲的德语并没有明显的口音，并不是意第绪语。她也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径自回答了我尚未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

“我只跟她讲英语，”她解释道，“德语则从来不说。一个字都不说。她在听德语的时候，我实在没办法信任自己。”仿佛需要进一步解释似的，她又说，“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在达豪待过。”

 摘自《鸽子隧道》，约翰·勒卡雷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