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梦忆》拾屑︱鞑女与大窑器

在做《陶庵梦忆》的注本时，陆续积攒了一些放在普及本中或嫌烦琐的材料，还有一些注释以外不宜展开的想法，偶尔对朋友说起，他们觉得还有些意思，对了解《梦忆》和张岱都不无帮助，便撺掇我写成小文。于是便先列出若干小题，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也有对自己和别家注解的重新甄定。题目不按原书次序，先拣读者也许有兴趣的写，何时读者觉得没意思了，我也就随时知趣打住。

一、鞑女

卷一《钟山》一篇谈到孝陵飨殿诸妃享位，云：“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

据文中“甲申之变”一语，此文应作于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之后，文中又有“孝陵玉食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语，可知写作时间又在乙酉（1645）二月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之后，最晚或在丙戌（1646）年，时张岱正避难于剡县山中。

但其实此篇应做上下两截，上截谒陵，下截悼亡（亡国之亡）。上截实记录于崇祯十五年（1642）谒陵之后。因为张岱写谒陵祭仪，一瓶一箸，细致入微，不可能追述于数年之后。所以我认为此篇明显是张岱对旧日记录的改写或赓续。

最早以文字揭出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者，连张岱一共有三人。一是《国榷》的作者谈迁，他在《枣林杂俎·彤管》提及所见《南太常寺志》，略云：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次皇某妃某氏，又次皇贵妃某氏，又次皇贵人某氏，又次皇美人某氏，俱东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享殿配位出自宸断，相传必有确据，故《志》之不少讳，而微与玉牒抵牾，诚不知其解。

另一位是《三垣笔记》的作者李清，他不但看了《南太常寺志》，还专门在元旦谒陵时亲自查勘过：

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碽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碽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

但李清作为南明刑、吏、工三科给事中，谒孝陵是在弘光元旦，而张岱谒陵则在崇祯十五年中元，比李清早了约两年半。三人相比，张岱应该是注意成祖出身并经目验而记录于文字的最早一个。（按：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卷十三录有嘉靖时南太常寺卿沈玄华的一首《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中有“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徳莫敢齐”之句，但此诗正如方浚师在《蕉窗随录》所说，不过是好事者伪作。）

碽妃为高丽女子，历来少异议，但她如何成为朱元璋的妃子，却史无记载。《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一引胡兆凤《韫光楼杂志》：“元制，岁责高丽贡美女。窃疑明初犹沿元制未改，此孝陵有碽妃，长陵有权妃也。”这不过是清初人的揣测之辞。史载朱棣生于1360年，此时朱元璋尚奉韩林儿的龙凤年号，一方大将而已，怎么能“沿元制”纳高丽女为妃呢？如果纳碽妃在朱元璋称帝之后，而洪武元年时朱棣已经八岁左右，也不合情理，除非朱棣登基后在玉牒中做了手脚，把自己的生年提前八九岁。

不仅此也，小友郑凌峰君发现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梦忆》抄本，“碽妃”之下尚有“鞑女”二字。

“鞑”者，“蒙鞑”也，而“鞑女”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碽妃为高丽女子，但出于元宫，也就是元帝的嫔妃，此说有些牵强；二是鞑女就是蒙古女子。那么是张岱把碽妃的种族写错了么？非也。因为明代民间一直有一种传说，说成祖的母亲是蒙古人，而且是元顺帝之妃。这传说明人是不敢写到书中的，最早揭出此事的是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其卷二云：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我们排除元妃成为朱元璋的战利品时还拖着个八九岁儿子，把朱棣的出生定在元妃入明宫之后，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朱棣是朱元璋的种，则是半个鞑人，二，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那就是纯种的鞑人了。而史书所载，朱棣是马皇后所生第四子！

“碽妃，鞑女”这四个字真是上半截文章的核心所在。如果朱棣只是碽妃所生，也不过证明不是高后嫡子，高丽是明朝属国，也是礼义之邦，何况懿文太子也是庶出呢。但加上个“鞑女”，可就等于打翻在地又狠狠踏上一只脚：彼夫起码有半个“非我族类”的嫌疑，其狂悖暴狠之性由来有自，难怪他是个篡贼和屠夫。

我想，刘献廷所记之事，张岱起码在崇祯十五年之前就已经在他的“朋友圈”中知闻。他混进孝陵飨殿，正是因为知道成祖身世的隐私，才要求朱兆宣把他夹带进去以便亲自验证的。

我对朱棣的血缘没什么兴趣，只是在张岱、刘献廷等人的文字中，隐约感觉到方孝孺、铁铉等冤魂厉鬼对屠夫的诅咒。这诅咒由一代代士大夫传承着，历经二百余年仍不停歇。

二、大窑器

卷一《报恩塔》开篇第一句：“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

什么是“窑器”，鄙注及其他各家注本都说就是“磁器”。这并不错，但对此篇来说尚欠允当。首先，报恩塔是琉璃砌成，它本身不是磁制，但为什么此处要说它是“窑器”呢？有人或想，琉璃也是窑里烧出的，所以称为窑器吧。这想法听上去合理，但其实差得太远。因为此处的“窑器”一词所指，与其说是塔的材料，毋宁说更着重于塔的性质：窑器者，玩物也；与“古董”之义相近。

明张萱《疑耀》卷七：“古人称磁器，皆曰某窑器、某窑器，不称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乃称磁耳。今不问何窑所制，而凡瓦器俱称磁，误矣。” 张萱说“窑器”不等于“磁器”是对的，但对窑器也没说清。

按“窑器”之称，最早起于宋时，而流行于明代，多指名窑，如越州秘色及柴、汝、官、哥、定之类，而到了明朝，自然就包括了永、成、宣、嘉诸朝官窑，故曰“某窑器、某窑器”，以区分于凡常日用之磁。我认为“窑器”一称是有特定范围的，即指有收藏价值的名窑所出，为博物家、古董家所宝玩者。这些窑器固然可以为欧阳修等学者所赏鉴和考古，但也可以为权势者、豪富者用来炫耀夸侈，说是玩物或摆设也不为过。所以张岱可以把“大窑器”和“大古董”相提并论，而把这两个词安在“报恩寺塔”上，无疑充满了鄙夷和嘲讽。

为什么呢？因为大报恩寺及塔是明成祖朱棣在“靖难”夺权之后，为了证实武力篡位的合法性而兴建的头号工程。大报恩寺旧址是建于孙吴时的长干寺，屡毁屡建，至宋真宗时改名天禧寺。明初久毁，屡欲兴建而未成。直到永乐三年，朱棣在大批屠戮建文忠臣，革除建文年号，改窜前朝实录之后，立即启动“报恩”工程。凡历时近二十年，寺殿初成，朱棣特意改名为“大报恩寺”。“报恩”就是报“皇考皇妣”之恩，不过曲证自己为高皇后所产；既为高皇帝之嫡子，则是皇统之正脉，以掩饰夺嫡篡逆之实。在张岱看来，报恩寺之建充满了谎言和欺骗，这个竭天下之力而成的大工程，不过是欲遮天下人耳目的大骗局。

有的读者觉得只凭“大古董”、“大窑器”二语还看不出张岱的讥讽之意，那就不妨把国家级的纪念堂馆塔碑试着叫成“大摆设”“大手办”，看觉得像话么？而且不仅此也，下面张岱连用了三个“开国”，影射之意更是显露无遗。明至永乐，已历洪武、建文二世三十余年，而此曰“开国”，岂不是暗刺成祖并非合法承继大统，而是凭武力攘取天下么？所谓“开国之精神”，即篡夺之野心也；连兵三载，死伤数十百万人，南北残破，天下疲敝，此“开国之物力”也；屠戮建文遗臣，祸连九族，穷搜建文踪迹，直达海外，此“开国之功令”也。读者切不要以为张岱总是温润如玉，他的笔下有时也是挟带风霜的。鲁迅先生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于《报恩塔》一篇，正可作如是观。

此外顺便指出此篇中的一点儿疵漏。张岱说：“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实际上永乐初年报恩塔顶多也不过是开工而已，真正的建成乃在宣德三年，此时距朱棣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且至嘉靖四十二年，报恩寺被焚，报恩塔亦渐圮。张岱所见已经是雪浪和尚募修之塔，非复旧观了。至于文末所言另藏二“塔相”之事，也不过是传闻而已。雪浪和尚修复此塔时并未言及，清咸丰时太平军又以地雷轰仆此塔，至今已有一百余年，也未见有人发现过地下有备用的琉璃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