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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冷眼看成功

2019-07-24 19: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我1957年高考时可填3个志愿，第一志愿不是复旦英文，我选的是北大法文。我父亲当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是搞法文的。我母亲在我8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没再续弦，父子情深。

陆谷孙先生儿时全家福

陆谷孙先生与父亲合影

我很希望去北京，结果没考上。现在有好多搞法文的朋友说，哎呀幸亏你没考上法文系，不然我们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那时全国英文系只剩下8个，其余全都改为俄语，因为英语属于帝国主义语言。我以平常心进了复旦，平常心来学习，不像现在的孩子左顾右盼。当时学生基础不同，分了快班、慢班两个班，我因为中学里学的是俄语，“一边倒”学苏联嘛，于是我属于慢班。

陆谷孙先生大学时代

我刚进来时，复旦才有11个院系，教学大楼只有一教，后来是全体学生去做小工，推水泥，才建了二教。那时宿舍楼才四栋，物理楼都没有，只有化学楼和生物楼。上课在一教背后简易的平房。

入校时，复旦外文系有被学生戏称为the Big Three（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和葛传椝。

识书识人的杨岂深先生对复旦外文系的贡献最大，无他人可比。复旦外文系一度图书资料丰足，曾是兄弟院系羡慕的对象。例如后来被称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后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已经有了。有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抄了去。倘若没有这样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点“家底”。杨老师知人善任，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他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以免“绝后”。我虽不才，当时还算年富力强，是杨岂深先生在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把我推上讲台，逼我奋发努力。事后想来，他可能是看到了我这人不肯轻易言败且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欲，这才把我往高处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潜力来。正因为起点较高，自己一点不敢懈怠，日后的进步也才快些。

杨岂深先生

“三巨头”之二是英语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他从英五精读为我班授课（1961年）始，到1986年3月26日遽归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25年的师恩。而自从我在1965年5月丧父之后，师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觉中类乎父爱的感情。徐先生蓄一头板寸发，脚踏黑布鞋，爱吃肉作诗，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员。在他主讲的英国散文课上，也确实会不时引用汉语的札记、小品名篇，以为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汉语术语。到了研究生阶段，在他布置的课业中更有刘勰、钟嵘等的文论、诗论。按他的说法，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王佐良先生曾对我说，他欣赏徐老夫子的话：“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徐先生还常以他的“同学如弟”钱钟书先生为榜样，激励弟子们凌绝顶而览众山，甚至向钱推荐过学生。但与此同时，他又告诫我们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骥尾。徐燕谋先生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踱着步吸烟“热身”，讲课时也不喜居高临下站在讲台，而是好在学生座席间的过道中穿行，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哪位学生要是“参与意识”特别强，抬头与他四目对视，或做出会意的表情，他便驻足与这名学生“对话”一番，讲到得意处还会朝学生的肩部猛击一掌，然后扬声笑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

徐燕谋先生

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才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学生们戏称葛先生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加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

葛传椝先生

复旦外文系20世纪50年代“全盛时期”除“三巨头”外，还有学识渊博、英汉语造诣卓群的“蛋头教授”林同济，搞文论的伍蠡甫，搞文学的孙大雨、戚叔含、杨烈、林疑今等老师，还有搞语言的程雨民、“不会写自己中文名字的”某陈女士，再加上“金童”刘德中、“玉女”杨必……阵容浩大。我那时最喜欢听林同济和杨必先生的课了。

我读书最多的是大学二年级至三年级的暑假期间，正好那时一点也没有劳动，我就不回上海的家，住在宿舍里。８个人的宿舍变一个人住，整个感觉就是“解放”，校广播还在照样叫，但可以不去理会。那时年轻爱看刺激点的书：福尔摩斯、阿加沙·克里斯蒂、Gothic novel（鬼故事）、Edgar Alan Poe（艾伦·坡）、《三剑客》、《基度山伯爵》等。我依然坚持看书一定要有兴趣，没兴趣根本看不下去。至于经典，我中学就开始看，经典是对人内心世界的震撼、冲击和淘洗。看《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红与黑》，看《复活》《父与子》，看得很激动。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都是在中学看的，一辈子不会忘。朱自清的《背影》、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到了大学这些都看过了。从中学起背了许多散文和诗歌的片段，如莎士比亚，还有普希金的诗……背诵给人的好处是永恒的。

陆谷孙先生著作：《余墨集》系列和《莎士比亚研究十讲》

复旦外文系素有演剧传统，早由大师级人物洪深等开创。在老教学大楼（现称第一教学楼）的1237大教室，在工会礼堂，我们欣赏过俄文教研室众丽人演唱七仙女，看过师兄师姐演出《少奶奶的扇子》等英剧原作，还饶有兴味地看青年教师自译自演的《青春之歌》英语片断。董亚芬、任治稷、任孟昭等老师字正腔圆的台词读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我们还打着外文系的旗号到人民公园演出话剧。巫漪云老师身材娇小，胡美珍老师比较高大，分演日本和西方劳动妇女，还有位老师肤色黝黑，披上头巾扮阿拉伯人。之后大家一齐抽紧绞索，把饰演山姆大叔的曹又霖老师拖倒在地。

与挚友任治稷先生合影（左一为陆谷孙）

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1962年我们本科五年学习期满，决定排演由王佐良先生等译成英文的曹禺名剧《雷雨》，既庆祝毕业、告别母校，又有谢师的意思。那时的毕业班学生不必簧口利舌地去“推销”自己，也不用缺课、逃课去谋职求职，兼之集体主义意识较强，于是全班参与，人人踊跃。于此最为积极的是从香港岭南学院退休、现已定居加拿大的魏元良兄。他是老气喘，但自从集策划、导演、主演（周朴园）、舞美、剧务等职能于一身后，说也奇怪，那“风箱”倒反而不拉了。派定的角色有现已定居美国的薛理履饰繁漪；后任鞍钢首席翻译的杨有华饰鲁妈；在中信荣大老板麾下任左右手的姚进荣饰鲁贵；我班老同学中率先置屋、蛰居苏州颐养天年的张珏饰四凤……我这人大概从形象到气质最为不堪，于是被魏兄分配去演周萍。

当年那股认真劲儿，40年后回想起来颇有些好笑。诚然，背出大段台词对英语长进不无好处——像周萍责备繁漪的那句There you go again（你这一套又来了），后来发现竟也是美国某前总统的口头语，谙熟在心，余生自然不忘。但是如果把得失客观又全面地权衡一下，排戏之得未必可比读书、写作或做好毕业论文之佳趣。只是当年学生看重集体荣誉，所以台前台后大家齐心协力，甚至有同学夜半扛个大录音机到校区周围稻田旁去录取蛙噪，准备用作舞台效果。结果杂声灌满耳根，自然失败。

大学五年级时演出英语版《雷雨》剧照，陆谷孙先生饰演大少爷周萍（单膝跪地者）

说到演《雷雨》，不可不提已故老师林同济先生。如我没记错，他曾给魏元良逐字逐句正音。“杀鸡用牛刀”，他还请来黄佐临、余上沅这样的剧界泰斗帮我们排练，以致原先不为人知的演出上了《解放日报》，称赞饰周朴园和繁漪的两位演技出色。就这样，市委书记杨西光看戏来了，一些在沪的洋人和兄弟院校的师生看戏来了。除登辉堂（今相辉堂）外，还搬到市三女中连演数场，也算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英语热”吧。

饰演繁漪的薛同学是个有趣的人物。她大概有点narcissism（自我欣赏）——不过在那个年龄谁又没有？有时周氏父子在台上词已说完，只等她登台续戏，只见她还兀自在台口施粉，撸发，照镜！匆匆上得台来，她有时会忘台词，弄得大家“白板对煞”，非得即兴杜撰几句，临时串联剧情不可。这位好心的薛同学直到今天有时还会打来越洋长途电话，介绍麦片、银杏等对心脏病的疗效。今春某日，我已开始上课，教室里突然走进一位“外宾”，定睛一认，竟是当年的周朴园！原来魏兄回国省亲，返校寻旧来也。

幕后英雄一样功不可没。今日在大学英语界名声日隆的翟象俊兄是我们的“雨人”——即转动扁箪使黄豆急滚其上制造雨声效果。剧中有周朴园拉开窗帷、户外雨声大作情节。讵料这位仁兄连日“施雨”，这会儿累得打起盹来，手中扁箪一停，户外顿无声息。周朴园见状大窘，急令“落雨！落雨！”见“雨人”毫无反应，只好拉起窗帷，自我解嘲补充了句：“呵，雨停了。”谁知正值此时，台后方的“雨人”小盹醒来，勤旋竹箪，顿时哗哗雨声大作……前几年，部分老同学在沪聚会时，说起这段趣事，“雨人”否认，众皆大笑，有照片为证。

与“雨人”翟象俊先生合影

那次演出之后，看到反映不恶，林同济先生提议继承演剧传统，排演全本《哈姆雷特》，准备在1964年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当时分派了角色，也对过一两次台词。谁知那已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计划中的演出无疾而终。再往后，“文革”爆发，演“变天戏”（《雷雨》）和“西洋复仇鬼戏”（《哈姆雷特》）都成了不可饶恕的罪状，外文系演剧的传统也便戛然而止了。

复旦大学外文系1962年毕业照（最后一排左四是陆谷孙先生）

我一直比较喜欢做教师。1962年大学第一次实行研究生考试，我去考了，也被录取了。我总觉得教师比较自由，是个半自由职业者，也没有老板盯着。研究生第一年读书还“太平”，第二年起就去上课，去教五年级，开始只有2节课，实习性质的。到了1964年底就15节课了，自己还要写论文，变成专职教师。那时读书好坏是处于次要地位的，“红” 是第一位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最重要，劳动最重要。现在奖学金要看GPA,那时的助学金是给贫苦学生，完全need based,不是merit based。

研究生阶段同学合影

复旦当时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文革”的重灾区。算来我从1957年9月报到进校读了半年“太平书”，1957年底毛主席提出了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年底就开始劳动。然后就没个完了，大学5年有一年多时间在劳动。我们这种没做过重体力劳动的，后来也挑100多斤的担子，背上都长出肉来。

崇明学农

那时，复旦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没有现在这么多，没有“百团大战”。那时主要是劳动和论战。比如除四害，爬到一教楼顶上赶麻雀，校内赶还不够，于是就早上四点钟起来，大卡车拉到乡下。一个社团负责一块，隔开100米一簇人，带各种发声的器皿，看到麻雀飞过就敲。还有用筷子去拣蛆，现在大概都看不到粪缸了，那时候是农民的宝。冬天很冷，手指冻僵，就一条一条去夹。

“文革”时我最初做过一段“老保”（保守派），后来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看了不少书。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造反派，抄家抄来很多的英语书，放在他家里。我一看，那里有个宝库啊！就看了好多书。在他家看了书后，他家的孩子很多，要求我干什么呢？讲故事。我就看一本讲一本、看一本讲一本，“放毒”。然后在我女儿满月的那天，我就被提到学校变相隔离，关了6个星期后“发配”去编字典，说是我不能和人打交道，只能跟字打交道。

陆谷孙先生一家

我至今不悔的一点，别人大搞政治运动时我书看了不少。“文革”过程中，上海有“四人帮”的智囊团，智囊团里有我的朋友，晓得我懂英文，“四人帮”也要知道国外的情况，江青还要看《埃及艳后》、《音乐之声》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要换人了，他们要知道那个新来的是何许人，于是就找我去翻译。我说有个条件，你们手里的外国报刊都要给我们看，他们答应了，那样就看了很多，在别人没弄业务的时候我已钻在业务里了。后来智囊团要看小说，我又翻译过文艺作品，我译的《人质》，二三十万字，讲反恐的。当时恐怖主义才刚刚发端，现在已经流行开了。《钱商》也是那时候开始翻的，后来出版了，但《人质》没能出版。我还翻过《美国企业史》《澳新内幕》等等。“四人帮”打倒后，有人提出陆谷孙应该做副教授，当时系里很多人反对，因为我原来只是一个小助教，是破格。倒是外系许多人众口一词说这个人应该做副教授，因为他“文革”中翻了200多万字，我自己还不知道竟有那么多。

我比较善于从不同老师那里学到东西。要列士并学，像徐燕谋先生，我向他学中文比学英文还多点。他是写诗的，我也写了几首破诗，结果被他骂得一塌糊涂。写诗很难，是穿紧身衣的事情。他还推荐我到钱钟书那里，钱钟书不要我，觉得太次了。但钱钟书看过的书到了我手里了，旁边都是批注，我不能从活人那里学就从批注里学。如果说有什么 role model（角色模范），我觉得那就是我父亲，旧社会的规矩人，讲节操、尊严、修养。

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碰到先父的老板、董建华的爸爸董浩云。那时回国都要带三大件的，他问我要带什么，言下之意要送件礼物。我说什么都不用，我爸爸当年写过《中国航运史》的稿子，你给我寄一份，果然就寄过来了。父亲还有深深的故园情结。我相信杨绛的那句老话，就是我们都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我还相信捷克作家克里玛的一句话：“国外的富庶生活，自由生活，我都不羡慕，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我还是留恋布拉格的鹅卵石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的每一个苦难的灵魂。”

解放初，董浩云的法国办事处叫我父亲过去，他总觉得难以割舍故园。那可是真正拒绝了高薪的。20世纪50年代不少人争着往香港跑的时候，我父亲是倒过来，也算是“海归”吧。他常说贤者多财，益损其志；愚者多财，益增其过。当时家族里很多人靠着我父亲生活，但他觉得这是种愉快的责任吧。父亲是个旧文人，我以他为模范，在中国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已是“时代错误”（anachronism）了，我很明白这一点。

《20篇：英美现当代散文》

我选编的《英美散文》覆盖面很广，是希望学生接触不同的风格，顾及一点眼下的适用性，学到一点立即可用。另外，让学生从文化的深层次认识英美社会。更要引发他们独立思考，怀疑权力话语。所以内容不能完全是有闲阶级的，英国绅士派头的。要把自己看成是无限大宇宙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粒，事出偶然才存在在小小地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