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原创：[墨]卡洛斯

本文为提交给1999年10月1-2日由美国纽约州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组织的第五届布罗代尔日活动“布罗代尔与美国:有价值的对话者？”的论文。本文原文Braudel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S.: A Different Reception刊载于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中心出版的《评论》杂志（Review）2001年第1期，中文译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译者郭健。原文包括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和在美国的影响，在此仅选登前者，以飨对拉美感兴趣的读者。

前言

        法国伟大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和学术贡献在北美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与其在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和不同文化地区的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影响截然不同。今天，在1999年要问何以如此 ，这个问题涉及在行将过去的20世纪(从年代上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法国文化在境外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篇章。

        法国的贡献在本土之外传播的这两个篇章，基本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 ，即过去一百年中的“跨文化交流”(transcultural exchanges)这个主题。在这个问题上，就涉及的人士和文化而言，这种文化交流体现为为了了解任何可能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有关的活动中所存在的各种决定因素和各特定方面的全部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进行的两次具有特殊地位的活动。

        为此，在过去数十年中，两种文化之间的承认和相互联系的方式问题 ，成为关于当前社会科学的国际论战中的中心主题之一。鉴于上述情况使得费尔南·布罗代尔其人及其著作在介绍进拉丁美洲和美国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因此对不同文化间对话的这两种不同情况进行比较将会是十分有意义的。

        这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两个典型事例 ，也是20世纪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因此，如果要问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和史学领域中介绍他的著作应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这在某种意义上亦即是问在这两个领域中接受和在思想上对待最近时期历史研究中主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时应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反过来看，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种与拉丁美洲和美国交流的方式是如何影响着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观点和工作的话，我们也就能够更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到20世纪的法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这种史学研究曾在1945至1968年期间在西方世界居于领导地位，并曾以各种方式收集并融合了来自其他国家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

        除此之外，为了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影响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布罗代尔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加以比较，也有助于向我们揭示这两种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这两种史学研究虽然尚十分年轻，但它们之中一个是属于在整个1945-1973年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最强大和居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另一个则属于一批在经济上正在开发，而社会和政治发展(虽然不是文化发展)则十分缓慢，较之其他地区要多事多难的国家。政治发展(虽然不是文化发展)则十分缓慢 ，较之其他地区要多事多难的国家 。

        从布罗代尔的著作在上述两个美洲地区传播情况的不同，我们不仅可以促进对尚未问世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传记的构思，而且可以促进对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阐释。从更加充实和更加完善的意义上讲，这一发展历程仍有待于我们更加充分和更加完善地加以解释和重新构思。

        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

        “如果我们是你的话，我一定关注不要忘记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所发现的这个大陆。将会使你同时成为一位地中海史和巴西史的历史学家。两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吕西安·费弗尔:《1942年3月致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信》

        费尔南·布罗代尔一生中的拉丁美洲篇章始于1935年，当时他意外地受到邀请参加从1934年起在巴西资助创建圣保罗大学的法国传教团。这次巴西之旅持续3年(1935-1937年)，1947年再次经历7个月，然而，这不过是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建立更广泛的关系和更全面的经历的起点，也是他从1935年起差不多到1953年为止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点。因此，布罗代尔漫长旅程中这一拉丁美洲(不仅仅是巴西)篇章，就成为这些年代中非常重要的，起着很大决定作用的阶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就连布罗代尔自己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成为像吕西安·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时刻友好地要求他所做的那样成为一位拉丁美洲史“专家”。

        由于布罗代尔的巴西之行远非仅仅是一次短暂而闲逸的经历，结果便成为他对以前积累起来的各种见解进行自我批判和重新评价的一次广泛的反思过程。而这也正是他在地中海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的时期。这个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关于孕育和形成历史的各种方式的整个看法。因此，这说明了布罗代尔一再重复的事实，即巴西才是使他变得明智起来的地方，是他最终转变成一个历史学家的地方。正是在巴西的经历，使他得以提出了以后在地中海史研究中所要解决的“有争论的问题”。

        就这样，他作为圣保罗大学“文明史”讲座教授所进行的工作，同时也是他后来发展并不断增加的对拉丁美洲历史和文明的明显兴趣的起源。这使他后来的私人藏书中有近1200种，包括书籍、论文和其他文章，完全是围绕着拉丁美洲这个主题。这种目的在于了解他开始接触的新文明的浓厚兴趣，使我们得以领悟在本节题头所引的吕西安·费弗尔的请求和建议，而且这位《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办者本人重申，当他在1942年5月16日写信给布罗代尔时曾说:“别忘记地中海，但也别忘记你的南美研究。”

        由于布罗代尔首次在圣保罗的停留，以及他以后继续的工作，包括阅读书籍，撰写评论，并与拉丁美洲历史学者中的各种人群建立了联系，他不断深入地钻研拉美世界的各种问题和历史的发展。这一切最终使得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生活成为他在1946-1953年间大部分学术和研究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因此，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1935至1953这些年间，布罗代尔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其间他的工作专心致志于他的专业兴趣和他与我们拉美次大陆的联系和接触，而这两个时期之外又可分出第三个时期，即他的地中海史研究这个全面的主题方面。

        事实上，在布罗代尔第一次真正接触30年代的巴西，即上述第一个“拉美时期”(1935-1937年)之后，他又居住在巴黎，再次专注于撰写他关于地中海历史的著名博士论文。这占据了他1938-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从1937年末起，由于吕西安·费弗尔强有力的要求，布罗代尔致力于重新阅读前十年积累的有着地中海及其文明的各种主题的资料，以便最后完成他的著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并震惊了他时，这项工作正在进行。这意味着他的论文的最后文稿是凭记忆来完成的。人所共知，先后四易其稿都是在被俘囚禁期间写的。

        然而，如上所述，在1938至1945年期间，即使在十分困难和蛰伏的情况下，布罗代尔仍保持着对拉丁美洲主题的兴趣。于是，在1938至1945年间，这位地中海史研究者创出了8条“新闻”，立即在《历史评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以及由《年鉴》后来编辑的《社会史文集》中发表。1943年出版的这个文集中收入了论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的20页长的文章。这表明他仍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尽管是居于第二位的，但仍具有重大意义。

        显然，这清楚地表现在随后的一个时期，即他重返学术界后的1946至1953年。因为到了1946年，当他关于地中海史的博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定稿后，他一度潜伏的专业兴趣再次成为主要的兴趣，遂产生了热烈的行动，从而加强了这位法国历史学家与拉丁美洲世界的联系。这种明显的接近重新引发了1935-1937年间第一次激起的兴趣，反映在各种出版物、讲课的主题、学术研究计划中，甚至反映在他接受的各种荣誉职位或海外的学术访问中。这些充满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生命的这一时期。

        通过参与学术活动，每次都进一步加强了与拉丁美洲的联系，从1946直至1949年，布罗代尔在巴黎政治学研究所组织了以“当代拉丁美洲”为主题的为期6个月的讲座。在讲座期间，他结识了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等拉丁美洲学员。托莱多成为前面提到的他的著作《腓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西班牙文译本两位译者之一。该译本于1953年由墨西哥的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布罗代尔通过这次拉丁美洲讲座使他对我们次大陆的接触和全面了解更加拓宽和多样化的话，他并没有忽视原有的与巴西社会的同样重要的联系。事实上，从1945年起布罗代尔即当选为圣保罗历史学会成员。其时，他在1935-1937年那一代门生已成为重要成员，均跻身于知名的正式教授和历史学家之列，并正处在推动巴西史学重大革新之际。在30年代法国传教团成员支持和教授下形成的革新氛围中，也为布罗代尔第二次长时期在圣保罗大学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再次决定在此工作，从1947年5月直至12月。这次是以该大学近代和当代文明史讲座正式教授的身份工作的。

        在圣保罗的环境下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这第二个阶段，不仅使他在1954年获得由圣保罗大学授予的他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他毕生获得这样的学位达20个左右——而且使他有机会恢复并扩大他私人的和学术的联系。首先是与巴西历史学家和知识界，同时与阿根廷和智利的学术界。

        事实是，刚由巴黎大学授予学位的这位新博士利用第二次重返巴西的机会，进行了两次学术访问。第一次是1947年7月对阿根廷，稍后是对智利。在第一次访问期间，布罗代尔接触了历史学家何塞·路易斯·罗梅罗和聚集在其周围的一批阿根廷革新派。于是，布罗代尔除在法国高等研究所发表演讲的三次公开会议之外，还与上述革新派成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从而产生了与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阿根廷社会科学家建立起具有重要意义的沟通桥梁的结果，而这种沟通也在布罗代尔的学术方面产生了值得称道的成果。例如，应罗梅罗本人之请，布罗代尔为一部计划出数卷、命名为《美洲史》的书写了《1530-1700年欧洲生活及其在美洲的影响》一章。布罗代尔写好后寄往阿根廷。不过此书迄未出版，因此该文至今仍未问世。

        由于扩大了他与拉丁美洲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接触，布罗代尔得以充实并不断拓宽他对整个拉丁美洲世界的感知和了解的范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1948年第二次访问巴西回国后，便以重要的方式进行合作，撰写了数篇短文，以应1948年第4期《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杂志的需要。这期杂志是拉丁美洲专号。布罗代尔在这期杂志中以他不同的评论，评介了有关我们次大陆的参政文献，论述了诸如拉美次大陆是否形成“文明的单元”，还是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和地理单元，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它的人种混杂过程以及我们这些国家种族结构的规律、特征和影响，以及智利、阿根廷、古巴、危内瑞拉、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和当代生活。正如布罗代尔为这期《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所表明的，到这时，作者的兴趣已不像最初那样局限于巴西，表明他当时已紧跟整个拉丁美洲新的和最近期的研究步伐，甚至走在前面，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新出现的论争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1949年10月费尔南·布罗代尔跨入声誉卓著的法兰西学院的门槛。这样，吕西安·费弗尔7年前表示的愿望似已实现。这时，根据布罗代尔本人作为“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迄至这时为止一直由吕西安·费弗尔本人担任——候选人而提交的简历，我们的作者似乎已完全有资格同时成为“地中海专家”和“拉丁美洲专家”了。因为，除前面提到的从1946直至1949年的“当代拉丁美洲”课程，以及1947年的“学术使命”之外，他的著作中有完整的一部分其主题正是拉丁美洲。其中，除他撰写的文章和参加1948年第4期《年鉴》的编辑，以及为前述未出版的《美洲史》写了一章之外，还有1937年以葡萄牙文发表的《新国家的概念》一文，和1943年有关吉尔贝托·弗莱雷的著作的评论。

        此外，有一份计划证明布罗代尔曾积累了有关拉丁美洲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资料。而且他还透露，他已签订一份合同，为古斯塔夫·格洛兹指导编辑的著名的综合历史文集撰写一篇“综述文章”。这个文集从1925年即已出版。我们的作者承担的题目正是《西班牙-葡萄牙美洲史》。尽管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完成，但正如他多年后回忆到的，当时他可能已继续撰写他第一次在圣保罗期间开始撰写的巴西史。这一著作至今仍未出版。

        由于上述所有因素，可以说1948和1949年是费尔南·布洛代尔对拉丁美洲主题的探索达到巅峰之时。由于在同一时期布罗代尔还在撰写并在嗣后出版了他关于地中海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须讲授课程，准备一期《年鉴》，保持通信往来，作笔记，写评论，甚至还制定了有关拉丁美洲史综合研究的写作计划(他认为这是他“专业化”的特殊领域之一)，并为此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然而，进入50年代后，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中，拉丁美洲问题的中心地位开始逐渐降低。他将这一主题包容在更大范围的新兴趣，即近代资本主义史的比较研究之中。于是，在当选为总部设在墨西哥的泛美地理和历史研究所历史委员会成员之后，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为1951-1952学术年举办了两次讲座，主题是《16世纪的大西洋》和《拉丁美洲的历史问题和当前问题》。这两次讲座，特别是第二次，充分说明他对次大陆的兴趣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这个方向的改变在1953年将近年终时达到了极点。

        在有关大西洋的讲座中，布罗代尔再次介绍了欧美之间的基本联系正是由于大西洋的媒介作用和不断的人文化而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从“漫长的16世纪”开始。这也是他作为博士论文的第一部优秀著作所研究的问题。然后，他阐明拉丁美洲历史是如何融入大的世界历史潮流和运动中的。布罗代尔并且根据皮埃尔和乌格特·乔努、弗兰克·斯普纳、维多利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以及德拉福斯和特罗梅正在进行的调查，谈到了从最初的“第一个西属美洲”即安的列斯群岛开始的“美洲大西洋”的建立问题。他认为美洲大西洋是一个基本的实体(personage)，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拉丁美洲史中被遗忘了。

        现在，布罗代尔沿着这条将拉丁美洲置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分析的道路前进，因而选择将所获得的有关拉丁美洲世界的十分明确的主要问题的知识，进行全面均衡地研究。因此，在第二次讲座中提到，虽然主题仍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状，但他自己则认为“……以前在20多年来所撰写的著作和铨释中所得出的结论”，如1935年时据此而表达的结论性意见，在从1946到甚至直至1953年他的总的研究活动中，这些问题已经明显地深入了。由于迟至1952年布罗代尔才应邀到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作一系列的演讲。那年，此项计划虽由于他健康的原因而推迟，但在1953年付诸实现。于是，在1953年第4季度，布罗代尔做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长时间旅行，包括墨西哥、秘鲁、智利和巴西。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加强同拉美生活联系的这个时期的顶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与墨西哥知识界建立起的这一新的桥梁，《腓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才得以翻译成西班牙文。翻译工作由文塞斯劳·罗塞斯指导——顺便提一下，此人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译者——由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翻译，由经济文化基金会于1953年编辑出版，译本还包括布罗代尔本人访问墨西哥期间在当年秋季撰写的一篇序言。

        除撰写这篇《西班牙文第一版序言》外，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墨西哥紧张地进行了活动。在经济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及文学系，以及拉丁美洲法国研究所和墨西哥学院等处演讲。此外，还与《美洲杂志》集团的成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甚至还作为上述各学术团体的正式客人，到阿卡普尔科和尤卡坦旅行。

        布罗代尔在加强了他在墨西哥学术界的地位后继续前往秘鲁。在秘鲁，他曾在国立圣马科斯大学和秘鲁历史学会——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历史学家团体——发表演说。与此同时，他同聚集在历史学家保罗·波拉斯·巴雷内切亚周围的一批人士建立了联系，并由此而与大部分革新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当时秘鲁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经历着这种革新。

        这样，在一个学术界自发地“选择志同道合”的一代人的过程中，他与上述拉丁美洲一些正在同史学界旧的统治方式和社会科学中大部分传统观念进行斗争的集团---如阿根廷的何塞·路易斯·罗梅罗集团、墨西哥《美洲杂志》集团成员、秘鲁的波拉斯·巴雷内切亚集团的核心成员和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历史评论》杂志的成员等——建立起联系，并且由于1946-1953年间与拉丁美洲学术界的频繁接触，布罗代尔便在学术联系和交流方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网络”，使他得以接触到当时拉美次大陆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最有革新精神和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在颇有成果的秘鲁之行后，布罗代尔最后到达智利。在智利，他代表法国参加了拉丁美洲大学代表大会，并再次访问了圣保罗大学哲学、科学和文学系。

        也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巧合，布罗代尔于1953年12月在圣保罗结束了他与拉丁美洲密切联系的这一阶段。因为尽管《美洲杂志》到1958年才问世，而且《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上关于“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的重要文章也是在同时发表的;尽管布罗代尔后来转而研究拉丁美洲史这一主题，所属的论文和研究成果显示出他在此领域的坚实的基础和对拉丁美洲有争论的问题非常了解;在他1963年的著作《现实的世界》以及他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在总的题目下不同时刻也有所论述，但十分清楚，在1953年以后，费尔南·布罗代尔已对拉丁美洲研究这一领域失去兴趣，认为这个主题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应“听其自行发展”。

        如何解释布罗代尔的这一转变呢?简单的事实是，当时，布罗代尔埋头于完成他的第二个纪念碑式的伟大计划，即《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如我们所知，这项计划本来是由吕西安·费弗尔提出来的，仅仅是计划写一部适当篇幅的15-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史。而布罗代尔在为他关于地中海的著作制定计划时，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加以扩大，直至纳入对13至20世纪的近代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性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内。在这一新的计划框架内，重建工作花费了布罗代尔近30年时间。因为虽然它是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重新纳入计划的，但仅仅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比较研究中宽泛的内容，即世界历史和拉丁美洲文明的主题。

        结论

        如果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分析布罗代尔生平中拉丁美洲和北美这两个篇章，我们可在建立一种历史可进行比较的逻辑的范围内，概括出某些主要的方面，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对之加以诠释，并将这两个最特别的进程置于比较广阔的视野中，然后通过系统地比较这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化引进方式，我们就可以指出它们启示给我们的某些总的看法。

        首先，这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生涯中的两个重要的篇章，这一点似乎很清楚。然而，就研究布罗代尔其人和其著作的专家们来说，对这两个篇章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也未给予同样的关注和同等的对待。因为，“拉丁美洲篇”实际上不为人世所知，北美篇则为人们所更多地加以研究和承认，因而更多地加以分析和提及。

        尽管布罗代尔本人曾明确地强调，如他在沙托隆讨论会上声称的，“通过去巴西，我变成了一个聪明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那样宽广的历史景象……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生命”。或如他在1984年的一次会见中回顾他以前的全部学术经历时所说的:“无论如何我是在巴西才转变成今日之我的。”虽然布罗代尔一生中曾多次重申这一想法，但他的门生们从未重提和认真地接受这一想法，并从这种想法中得出关于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经历在形成布罗代尔独特的史学概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结论。

        其次，将两种文化交流的经验相对比，似乎可以看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更多地是一对一的和双方平衡的，更多的是建立在互相交往的基础上的，而与美国的交往则更多地是单方面的，双方不平衡的，更多地从布罗代尔一方流向美国一方，而不是相反。

        如前所述，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经历，在形成布罗代尔的全球观点方面起了中心作用，甚至使他可能成为一位研究拉美历史及其演变的专家。而在美国的经历却十分特别，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研究者在一个与自己本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构思和传播自己的著作并进行考察的经历。即使在笼罩着第二次与美国接触时的气息，即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进行对话和与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接触的特殊情况下，这种经历首先也还是一位享有殊荣的对话者面对一场学术争论，而且特别得到一个机构和一家杂志的象征性支持。这个机构和杂志有着双重的任务，即在美国传播布罗代尔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同时又代表着由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派在1929至1968年间所研究的主题和制订的计划的继续进行。

        第三，在两种情况下，最初的交流途径都是与这种不同环境中的史学或社会科学界的某些“先锋派精英”进行交流。然而尽管在两种情况下最初的媒介都相同，但这些精英分子在各自的史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则迥然不同。我们在谈论前面提到的《美洲杂志》(Cuadernos Americanos)、《历史评论》(Revista de Historia)，《世界印象》(Imago Mundi)或秘鲁历史学会(Sociedad Peruana de Historia)的核心人物时，我们谈论的是一批在各自国家的文化界起着重要作用的精英，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精英。

        在美国，这些知识精英集团的作用似乎比在拉丁美洲要不稳定和不正规得多。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持久而更多地靠机遇。这种不稳定性也表现在起作用的是“抢先者”而不是这些精英集团所研究和吸收的那些作者和思想。布罗代尔的著作的传播似乎正好说明这一点。其“媒介”传播与其说是靠这些精英集团的中间作用，不如说是在这些精英集团的边缘进行，在一个似乎完全与布罗代尔同前面提到的史学界先锋派原来的接触完全无关的进程中进行。

        这样我们就可得出第四点一般性看法。因为除了布罗代尔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单纯数量上的传播外，人们自然会问他的著作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史学研究究竟有多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在上述作比较的两个地区史学界先锋派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布罗代尔在这两个地区的史学界发挥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拉丁美洲，这一影响似乎深远而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随着年鉴派以及布罗代尔为史学界先锋派和精英集团所接受，他的著作就不仅拥有了大批的评论者、读者、追随者以及受其启发的历史学家。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过去40年来拉丁美洲史学界所撰写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除其他影响外，也应包括在布罗代尔的学术遗产中。

        而在美国，布罗代尔的影响虽然也重要，但比起在拉丁美洲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的有限的。因为布罗代尔著作的大量传播，虽然已成为一系列特定的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必读材料，但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著作在北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们日常的史学见解和实践中明显占有上风。因此，除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这一特殊情况(其成果只有在了解布罗代尔的背景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以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处的一些核心集团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北美史学界仍然忽视本质，或者说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布罗代尔的主要信息。

        一个不同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明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即布罗代尔的著作在拉美国家很快即被翻译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以普通版本印刷，发行量也一般。而在美国，它们虽然翻译得很慢，但以袖珍版印刷，发行量即是在拉丁美洲所无法想象的。

        最后第五点，布罗代尔的著作在拉丁美洲传播是在1968年以前，而它们在美国传播则在以后。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它们何以在北美传播。因为1968年改变了所有世界各国史学界联系的方式，使他们都向其他国家开放，扩大了所有史学流派的国际交流、借鉴、移植和传播。

        如果说这种普遍的开放激活了布罗代尔的学术信息在美国的传播，那么，它还由于北美史学在1968-1973年以后所发生的激烈转变而得到加强。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本人所阐明的，在美国，1972-1973年以后的时期是从无可争辩的霸权控制状况过渡到霸权地位衰落的状况。在文化领域，这种转变表现为一种北美文化及其“美国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乐于接受学术贡献，因而乐于接受法国的一般文化，诸如米歇尔·福科、雅克·德里达或过去20年里结构主义的影响。

        那么，如何解释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和在美国的影响之重大不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在这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与上述南北美洲社会的交流中明显存在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可以从相应于拉美和北美这两个美洲的两种不同的“长时段文化意识”(cultural sensitivities of longuedurée)来加以解释。因为布罗代尔本人就曾说过，欧洲内部存在着两个不同文化的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两个不同的欧洲，一方是地中海欧洲，即罗马和天主教的欧洲，另一方是北方，日耳曼和基督教的欧洲。布罗代尔曾明确指出“北欧和南欧在大西洋彼岸重新形成了它们的分歧和对立”。由此表现出拉丁美洲为一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为另一方双方明显不同的文化渊源---只有法语魁北克是惟一例外的。

        这样，我们对下列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在拉丁美洲，来自地中海欧洲文化的贡献很容易被接受，而且毫无困难地被融入我们的文化传统体系，甚至我们的日常习俗之中。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乃是我们的文化特性赖以建立的支柱，法国革命在全球的影响又无处不在，而这一影响在拉丁美洲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强烈，因此法国文化居于最根本和最悠久的外来影响的地位。因此，法国文化在拉美的这种存在便符合一种真正的“长时段的文化现实”(cultural reality of longuedurée)。在过去二百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拉丁美洲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们比起任何其他地方来更把眼光投向法国本土。因此，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和文章能够在所有拉丁美洲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被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和如此坚决地接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于是至今存在着一种地中海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共有的明显超越世俗的拉丁文化意识，法国文化得以在整个拉丁美洲次大陆长期扎根并繁荣兴旺。

        而在另一极端，美国的建立则源于一代一代英格兰、爱尔兰、波兰等国的移民，使之具有不同的文明特性，在更大程度上由北欧民族的模式孕育而成，因此比较刻苦和埋头生产，更倾向于发展一种严格的“生产道德”(productivitg morale)和勤奋工作的精神。在文化层面上则更专注于培养一种更加注重技术而较少注意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能够毫无冲突地融合来源于北欧故土的各种贡献而较少地理解和吸收来自地中海欧洲的文化习惯和成果的特性。

        总之，在这个美洲，尽管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大量传播并成功地进入市场，但它们传达的信息只能是较缓慢的，或只能以一种有限的和从属的方式而被吸收。

        因此，按照我们关于布罗代尔的设想，我们可以说上面指出的布罗代尔的著作在美国和在拉丁美洲的不同影响，可能是来源于这种“长时段的文化特性”。过去五百年在它们的历史和各自的命运中形成以美国的北美为一方，以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拉丁美洲文明为一方之间的差异。

        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在文化上引起的这种不同影响如果是事实的话，它证明了拉丁美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各种不同之处。同时表明，通过共同分享来接受布罗代尔的学术遗产，两种文化和多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不仅可能和可行，而且鉴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一次次的分裂和多难，这种对话是急需的、必要的，而且完全符合人们的愿望。

        [作者：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Carlos Antonio AguirreRojas )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译者：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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