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往事｜一份旧金山华文小报的沉浮

文｜刘荒田

一

1995年前后，旧金山湾区华人圈首屈一指的广东话电视节目《晚间7点钟新闻》，每天播出广告，有一则，以“想知道，睇《乐报》”为广告语，一位清纯妹子以本地景点——金门大桥、渔人码头、九曲花街为背景，搔首弄姿，引起我的好奇：是什么来头？到那一年，我已在旧金山生活了16年，不但每天读报，还在其中一家当过编译，在传媒这一行不乏朋友，对纸媒的生态相当熟悉。发行全美各地的大报三家，小报在七、八十年代达十多家。中英双语的，繁体字的，简体字的；娱乐的，宗教的，购物的；五花八门，除却极少数受供养（如某官方或教会资助），广告是唯一的财源。小报本小利微，广告收入养得起一两个集采编、翻译、排版、发行、拉广告于一身的总编辑、社长已算“上了轨道”，哪里有每30秒付250美元上电视晚间黄金时段的实力？

很快，我从文友许君口里知道《乐报》的底细。这小报是三年前本地一位小文人为了过“发表瘾”创立的，初期不定期出版。按照乡下人的通俗说法：“烂瓦片也有三年运”，它也红火过，证据是在一家住宅租下一房一厅为编辑部，门前挂“乐报”的木匾，里面影印机，电脑，电话，前期作业的工具一应俱全。版面编好，交付拥有印报成套设备的大报社代印，再雇请驾车替大报给分销网点送报的员工“稍带”代送，每份卖2角5毛，钱全归卖报的店家。但到1995年初，骨干病的病，退休的退休，愿在它周转不灵时挹注资金的“金主”，即为圆年轻时的“作家梦”而投入最多时第一任社长（也是董事长），“发表瘾”没过足就归西了，其余参与者打算把报纸结束，清盘时才发现“尾大不掉”，首先是报社的租约，还剩5年，每月租金700元，关了门也得付。于是，改变策略，在唐人街通过林林总总的同乡会、商会、协会，寻找接办人。

事情的顺利教将之喻为烫手山芋的前副董事长大感意外，出面接下的是史蒂芬·王。史蒂芬40出头，仪表英俊，个子高大。他离开香港，在旧金山安家不到一个月，朋友把这一“商机”告诉他，他花一天读遍唐人街报刊的所有小报，花一天查阅账簿和视察环境，再花一天拜唐人街社团的码头，第四天和主持转手事务的副董事长在茶楼签了合约，以一元美金的价格买下《乐报》。

二

史蒂芬不是等闲之辈，他带来的总编辑孙传，年近50，在香港出生、长大，一辈子吃“报纸饭”，10年前因老婆有了外遇，愤而只身移民来这里，一直在金融区的大厦当清洁工，常常以“赢得斯文扫地名”自况。孙传和史蒂芬家是世交，孙出道之初，在香港一家以登赛马消息为主打的报纸当校对，而史蒂芬的舅舅是名震香江的专栏作家，他在孙供职的报纸也开了专栏，因此孙传认识专栏作家，连带地，和替舅舅送稿来报社的史蒂芬也有数面之雅。他们两人在旧金山街头偶遇，聊起办报，一拍即合。方略敲定：娱乐性为主，每周一期，星期四定版付印，星期五上市，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华人聚居区人流最密集的两天，红色报头的《乐报》被各书店、杂货店，超市、摊档置于抢眼位置。

三

孙传主持《乐报》笔政伊始，敦请有唐人街“第一支笔”美誉的许君开辟专栏。其时许君在唐人街资格最老的《金山日报》担任头衔响亮但薪水微薄的“首席编辑”。新科老总孙传登上《金山日报》自开张以来就没更换过的、嘎嘎作响的三合板楼梯，在被旧报纸和卷宗占去大半的办公桌的后面，把正在手拿放大镜查《牛津英汉大字典》的许君“挖”出来，请到咖啡店，诉尽资深粉丝的仰慕之情。许君以编务太忙为借口，不肯俯允。孙总编只好请史蒂芬出面，邀请许君，和孙三人在老字号“利口福”吃了一顿实惠的夜宵，史蒂芬只用30分钟，就以教寒酸文士涕泪泫然的诚恳，让许君拍胸口说，好，一星期一篇，不要稿费。

事后，我问冷傲与文笔一般出名的朋友许君，为什么给史蒂芬这么大的面子。许君说：史蒂芬是个人物，过去在香港经营旅行社，全盛期旗下的分社遍布九龙半岛，达100多间，实力和信誉排名全港第二。80年代，许多从香港去内地的旅行团一度被取消，他不得不按合约给参团者支付违约赔偿金，一下子亏了一千多万。山穷水尽之际，老婆和他闹离婚。接下来几年，他还清债务，和同情他际遇的前部下结婚，来这里重新出发。如今他全靠老婆，她在两家餐馆当侍应生，支持他创业。这样的好人，不帮帮谁？果然，许君以“仰兰”为笔名开的《金山闲话》专栏，成为唐人街风雅人士在茶楼聚会时的话题。不知内情的以为许君的前恋人叫“兰”，他知道，他最心仪的作家，是英国的小品文大师——兰姆。

不过，关于这一饭局，孙总编说了另一个版本：谈话开始，史蒂芬拿出一张《美华文化人报》（旧金山的华人文艺界人士所办的月报，专登文学作品，免费派送），指着划满红杠杠和诸如“绝妙”，“感动”，“精辟”一类批注的散文，说：昨天晚上，为了它，没合过眼……许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得意之作《书卷故人》！许君万万想不到，这位商场悍将，居然从舅父那里“偷”得不少学识和品味，说许君此文的机锋，寄托，情怀，在在搔着痒处，恋爱屡屡失手，50岁依然单身的才子顿时一脸泪花闪烁，搁下筷子，宣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层许君对我没有提及，是出于自律：对知道自家底细的同好不自炫。

四

许君的评价并不离谱，史蒂芬是不错的商人，他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编务全由孙总编负责，只提供帮助，却不指手画脚。

《乐报》作为定期周报，出到第二期，就有了教全市几家员工数十乃至上百的大报侧目的大手笔——独家披载“东海投资集团诈骗数千万美元”的大案。这一期《乐报》，以套红头条加上照片的长篇报道，将那个年代尚称“新猷”的庞德式集资伎俩作了抽丝剥茧的揭露，一时间，人人争看《乐报》，周末过后，加印两次。这一漂亮至极的操作，是孙总编与记者小崔完成的。

孙首先从一位亲戚处发现疑窦，这亲戚原先和他过去一样，是清洁工，但干得好好的，突然辞职，改穿三件套西装，每天去唐人街都板街的恒信大厦11楼东海集团总部“上班”。“进了办公室，也没事情干，你高兴就打电话，拉亲友加盟。不干事，拿一杯咖啡晃来晃去，老板看到，只是点头笑笑。”孙总编问：“哪来的工资？”“放心，我给东海投资两万元，每月拿利息3000元，这就是报酬。我过去拿拖把、吸尘器，累死累活，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个数。”

孙总编追问，投出去的钱拿来干什么。亲戚说，东海的董事长张某是投资奇才，凭买卖股票，风生水起。钱到了他手上，就是一本万利。

这段时间，总部设在洛杉矶的东海集团，由董事长带队，刚刚在旧金山安营扎寨，在所有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大小中文报章，实施广告的狂轰滥炸，董事长在电视台买了时间段，开讲《股票投资宝鉴》，大大小小的媒体看在源源而来的广告费份上，巴结还怕不到位，怎么敢去扒粪？

唯独孙总编深入虎穴，三次穿过总部一堆堆内穿西装，套装的无所事事的“雇员”，单独会见张董事长。第一次自称香港富商，套出对方的诈骗路数。第二次，开列具体数字，要对方公开投资的月收益高达20%（投入1万元赚2000元），诀窍何在？逼他交代哪一种股票提供这样高得离奇的回报。第三次，亮出《乐报》总编辑的牌子，声言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血汗钱，非捅穿骗局不可。张董事长气急败坏，走出办公室，召集无所事事的“员工”们，围攻“不怀好意的家伙”。在外面担任警戒的小崔即使出现，把孙护送出去。

那一期《乐报》我细细读了，惊叹孙总编的厉害。其中两个细节记忆犹新。一是：东海集团集资，善用群体性压力。不是所有投资者对老板这一“投资天才”信任到底，一些清醒者要求提走所投入的资本，老板先摆出许多条“不撤”的理由，再万般惋惜地应允，但把“结算”办成一个“批斗会”，“上班”的“员工”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无不放下咖啡杯，卖力表演，上百人把“变节者”围在中心，吆喝，声讨，可怜虫怀里虽然揣着连本带利的支票，脸上更布满唾沫，好不容易才逃出。其他员工目击这样的场面朵拉，都害怕受羞辱，不敢步后尘。

第二，张董事长之所以“预测”股市走势精确无比，原因仅仅在时区差异，纽约和旧金山两地时差为3个小时。东岸的华尔街股市早上7点开盘，西岸才4点，人们还在梦乡，“天才”在东岸只要起得早，查看电脑，对各项业已公开的数据便了如指掌。这本是小学生也明白的常识，但经多番包装，渲染，崇拜者浑然不觉。“醉心于一夕暴富的投资者，万万没想到，东海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密室，里面一台播放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实况的电视机，就是骗子的魔术箱。”

《乐报》针对东海集资案的报道，出了三期。东海关掉旧金山的总部，逃回洛杉矶，不久遭联邦调查局调查，老板被捕。

经此一役，《乐报》在小报群中脱颖而出。知名度剧增的正面效果，是广告涌入。走在唐人街上，史蒂芬·王的腰杆挺直了，各社团开年会，把他请上主席台的次数越来越多，“大个子王社长”被聪明的孙总编省略为“大王”，孙说，这不是指他多了霸气、绿林气，而是指他正凭借《乐报》东山再起。

迈上全盛期的《正报》，雇员增加了。新进来的也是厉害角色——国内首屈一指的名校的新闻系出身，移民前在北京一家大报任记者多年，她上班的第二天，碰巧旧金山作家协会举办研讨会，她来采访，我见识了她敏锐的新闻嗅觉。龚女士得悉出席研讨会的一位会员，刚刚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从日本横滨回来，便吃定他，会议没完，就把他请到会议室外面采访，过程仅10分钟，当三天以后出版的《正报》上，文化版上一篇《世界级诗人载誉回到旧金山》，以诗人在该盛会作《古典到现代》的双语演讲谈到诗人的身世与成就，庄严地指出：这位诗人，早在五十年代，就响亮地提出“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如今，他离那个宝座，只有数步之遥！”

报纸一出，本地文化圈议论蜂起：我的天，大人物就在身边！被采访者深藏若虚地对我说：“有这一篇，够了。”

五

1996年初，《乐报》上了轨道之后，我也和许君即“仰兰”一样，被邀为专栏作家。但稍有不同，仰兰的《闲话》在文化版，话题海阔天空；我的《金门桥絮语》登在头版中间，必须就本地的人或事发言，是介乎“社论”和“随感”的时政议论。孙总编交代说，是“大王”的指示，每篇付我25元。我问他，论行文的老辣，许君胜我多多，而况他写了这么久，没领过稿费，他知道了会不会发牢骚？孙总编说，不会，先问了他，他说限定写本地，弄不好会冒犯人，夜里在街上走被人斩掉手指，可不好玩。

孙总编还私下对我透露，更重要的原因的许君交稿从来不准时，每一次都要打五六次电话求求爷爷告奶奶，就差下跪。他总是最后一天——星期四早上才把那一千字的稿子赶出来，报社要派人去许君住处楼下恭候，拿到手稿马上赶回去打字。而我（取笔名“方闲”，意为“正好有空”之意），从来不用催。且以电子邮件发去，不必麻烦报社那位以“仓颉”输入法打字的小青年。

不出老于华人圈世故的许君所料，我的“絮语”刊出第二篇，就出了篓子——唐人街上一家茶楼开张之日，雇请好些人在街头发传单，我和友人拿到一张，一看，蛮新鲜呢！是自助餐，随你吃，只要5.95元。明眼人马上算出比按碟算便宜。友人提议何不试试。于是进去。

凭良心说，这一家，从食物到服务都在可接受的范围，我不宜予以恶评，可是赫然贴在餐厅多处的《公告》委实让人生气。它载上这样的条款：如果拿走的食物吃不完，茶楼有权向警方报告，请其处置。我问：进来用餐，为饱肚，也为消遣，店家何以如此小家子气？我就以《招警查办》作为“絮语”的题目，写了一篇，自问持论平和，充分肯定了“某茶楼”的点心质量和服务态度，然后指出这一条款的不智，善意地提出既警诫浪费食物者又保持风度的办法。为了维护商家的面子，把鲁迅型讽刺全部舍弃。

不料，报纸上市以后，孙总编来电话，叹气道：那家茶楼炸窝了，说才开张就触霉头，要控告混蛋“方闲”和报社。触霉头的替《乐报》拉广告的人，同一天上茶楼找老板，祝对方“新张宏发”之后建议人家登广告以扩大影响，开始时老板不知道来人是《乐报》的，蛮客气地谈，说可以签半年合同，后来才知道，当场发飙，撕掉合同，骂：“妈的还有脸上门！”差点甩一巴掌。好在老板没有财团的背景，打官司耗不起律师费，没有动真。

我那个时期患了手痒症，狂热地写，胡说八道，乐在其中。电脑存着《絮语》的文档，如今重读，只好以一句“卑之无甚高论”概括。其中一个含7篇的《论唐人街的爱国主义》的系列，“大王”曾发往“加州华人传媒协会”，参加一年一度的评奖，“看能不能拿个政论奖”。我正色道：别让我出丑。他比我更严肃地说，不是为了你争名气，而是为了让《乐报》在主流媒体占一席之地。

这一年，《乐报》实现了革命性转型，不再是文化人不屑于寓目的“坊间八卦”，而是“颇有看头”的娱乐读物。不但唐人街的报贩们乐于进货，将之放在摊档上众多报纸的前端，让客人最容易拿到；而且在华人聚居区有了自动售报箱。这是老板“大王”的过人处，他的脑筋活泛至极，总是“随手”就把事情办妥了。使《乐报》第一次突破小报格局，让广告语“想知道，睇《乐报》”天天送进晚饭时分看粤语新闻的电视听众的耳朵，是他第一次小试牛刀，他没花过一块钱。

出镜的俏妹子是从香港来留学的，学的是艺术，兼职当模特。大王对她说，你这次在电视台亮相，模特公司一定找你，到时只怕你活接不过来。妹子一听，宁愿倒贴。操录像机和剪辑的是“沙煲兄弟”，广告片送去电视台，也不花钱播放。大王和电视台的总经理上酒吧喝了三瓶百威啤酒，谈好了交换条件——《乐报》每期在头版下端登“黄金时段唯一粤语新闻”的广告，电视台以每晚播送三次“想知道，睇《乐报》，彼此不付费。

至于售报箱，是二手货，此前，洛杉矶一家野心勃勃的《神州时报》来旧金山开拓疆土，在街头安放数十个漆成黄色的方形铁箱，才出了三四期，就因为拉不到广告而关门，售报箱撂在街角。大王选些完好的运走，花不多的钱上漆，写上“想知道，睇《乐报》”的醒目红楷体，成为唯一设报箱的本地小报。

六

花无百日红，《乐报》在“大王”接手半年以后，就从顶峰跌下。没落的轨迹如草蛇灰线，总括起来，有三个原因：

首先，孙总编因采编“东海集团集资案”，一炮而红，但没有“第二炮”，从此之后，头版一味是香港或台湾的影视明星的“八卦”，什么“歌神XXX新加坡会神秘女性”、“濠江富商正室与二奶讲数”、“xxx抛售半山区物业抵天价赌债”、“野兽男自爆强奸校花”，是头版头条，去配上抢眼的大幅黑白照片。自称香港报界“老行尊”的孙总编有投合小市民偷窥心理的直觉，他所精心选择的新闻，一般不涉及政治，国家大事，都是情色——偷情、捉奸、争风吃醋、争家产，还有就是港澳黑社会。我未能免俗，有时路过唐人街的报摊，浏览《乐报》头版，也常常被耸动的头条引发好奇心，“哟，香港首富XXX发妻死因揭秘……”忍不住买一份看个究竟。

后来，我因所在协会在《乐报》的文艺副刊刊载会员作品，去了报社几次，走进孙总编的办公室，着实吃了一惊，原来，爆炸性新闻都是从香港出版的八卦小报和杂志偷来的，连同所有照片，都毫不客气地照搬，但标题被孙总编的生花妙笔改了。我看着桌面铺的尽是赃物，摇摇头，苦笑。孙总编看到看透我的神情，拍了怕我的肩膀，说：“没事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然而，所卖的尽是“二手货”，读者看多了，就腻味了。

其次，是孙总编容不了人。他天生是单干的，比他强的，他逼人走；比不上他的，被他肆意欺负。早期和他一起开辟草莱的记者龚女士，被一家大报以每月薪水多250元的价码挖走。跟孙总编跑新闻最卖力的小崔改行开货车去了。

《乐报》登招聘广告，新移民中有的是人才，孙总编从20多个应征函中选，把“香港来的”最先汰去，因为他不愿内部有一个太熟悉香港报业内情的，尤其是比他还老的“老油条”，台湾来的也不要，因为他过去和当清洁工的台湾人都吵过架。

从内地背景的应征者中，选了8位面试，孙总编喜欢居高临下地询问，而对方总是百般讨好，这一段时间让他重新变为大丈夫。中选的是河南来的，姓丁元，本科是新闻，自学英语达六级，吃过前时在省报当文化记者，后来跑累了，改当编辑。他一家四口去年移民，老婆进车衣厂当单针工，他在餐馆洗碗，一次把洗干净的一叠盘子放上高架，摔了一跤，老板听到瓷器破碎的声音，跑过来，心疼地问“碎了几只”，却没问他受伤没有，令他心凉，便决心回到本行。孙总编看上他，是因为他的英语漂亮，而报社内，长期苦于没人读通英文信函，更不必说写英文信和翻译新闻稿件了。

丁元上班第一天，为了讨近乎，兼入乡随俗，称呼孙总编的英文名字“亨利”，孙一脸不高兴，但不好发作。孙总编交代的第一项差使，是为头版的“八卦”新闻配照片。报社的电脑老旧，缩放图片的功能不利落。孙总编手把手教丁元，用直尺量度香港出版的八卦杂志上的图片。“你怎么笨到这个程度？直尺也不会用？还新闻系！”丁元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好在，孙的脾气上得急也退得快。各自打开从家带来的保温盒吃午饭时，孙变得和蔼了，趁介绍报社的运作，对丁元郑重地说：“这里是中国人的社会，不兴英文名字。”“那我称您孙总编？”“随便。”

孙总编维持动不动训斥下属的作派，丁元干了一个月以后，每月拿1500元，这是“大王”定的。这也成孙总编骂他的一个理由：“妈的，我堂堂总编辑，只比你多300元！”三个月以后，丁元转去一家大报当新闻翻译，只是半工，而且是半夜上班。工资也少了，但他说：“再给老孙欺负下去，我要发疯！”

“孙这人勤奋，严谨，是不错的编辑。可是人品不行，不能平等对待手下。他早年离婚，前妻嫌他没出息，跟一个小老板走了。这事摧毁了他的自信心，从此，他不骂下属就找不回尊严。”

老板“大王”在全盛期的末端，锐意进取，看准旧金山以东的中谷地区没有华人小报，而那里的中餐馆不少，便增加《乐报·中谷版》。他物色到一个厉害角色——在国内省级大报担任过总编辑的钟全，钟全年近60，3年前移民，投靠在硅谷当软件工程师的儿子。钟全住在中谷，对那里的商机了如指掌，是他高屋建瓴的规划加上广告业的内行，使大王下了扩张的决心。

大王在报社会议上介绍了钟全，指出钟的头衔是“副总编”，负责中谷版。和孙总编合编共同版面，同时单独负责中谷新闻与专访。钟全进来时，丁元还没辞职。他私下对钟全说：“但愿你能熬3个月。”钟全问为什么。丁元说：“你越是行，就越难站得住。”钟全不以为然：“上面还有老板呢！我是老板请来的。”

不出所料，第三个星期，孙和钟这“二虎”就爆发剧烈的争吵，起因是头条标题用了一个香港流行的“媾掂”（意为“追求女性成功”），钟全说，中谷的中餐馆老板，多数是北方人，不明白粤语，能否改掉。孙指着钟全的鼻子骂他捞过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碰巧大王进来，忍无可忍，大手往办公桌上一拍，吼一声：“烦不烦人！”用力之猛，把厚玻璃打裂，碎玻璃刺破手掌，鲜血淋漓。吓得孙和钟立马噤声，分头去找绷带和止血药。大王改变策略，实行分而治之，任命钟全为中谷版总编辑，与孙平起平坐，编务各自独立。这么一来，得为钟全加聘编辑制作中谷版的其他版面。

第三个原因才是致命的。为《乐报》来广告的两位代理，原先是旧金山湾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广告部中坚，是大王所开的条件吸引他们跳槽的——佣金高达45%，按本地行规，佣金是10%。两位年轻人，有的是人脉和活力，业绩最好的月份，每人拿1万多元，相当于孙总编月薪的6到8倍。孙总编对这种“不平等”早已满腹牢骚，大王开始时还能力排众议，但中谷版独立出报以后，开销太大，不能不多方削减，咬牙向“命根子”开刀——广告佣金减为20%。两位代理人当然不买账，不但甩袖而去，还带走一批客户。

全报社的运作，“开源”与“节流”两方面不但没有丝毫进展，反而倒退，《乐报》陷入财务困境。

七

我是只管每星期写一篇《絮语》的局外人，对《乐报》的内部运作知之不多。唯一影响于我的，就是每篇25元的润笔，只收到过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支票。我已写了八个月，合共32篇，该拿800元。但我一直没吱声，好友“仰兰”即许君，出于对大王的好感，数年来义务写稿，我怎么好意思计较？但有一段时间父亲进医院给膝盖换了人工关节，我要照顾他的起居，便向大王及孙总编请假，暂停《絮语》。

大王是利益至上的商人，马上看穿我“请假”的缘由。他给我来电话，单刀直入，要请我吃饭，顺便送上支票。为了表示对全体文化人的尊敬，他“一并”请我所住文艺界协会的文友聚会。我从许君那里多少知道《乐报》的底细，因为孙总编或大王仍然得一月至少一次请他吃饭，以为酬庸。 “可怜史蒂芬，”许君前几天在电话（他一直拒绝在任何场合称史蒂芬为“大王”），说，“上两个星期，他和老孙请我吃饭，结账时让侍应生刷过三张信用卡，都被信用卡公司销了号，最后打电话请老婆带现钱来，好在他老婆就在附近。打那以后，我对他们俩位声明：稿子我照写，但饭局不参加了。”我纳闷，风雨飘摇的老板哪里弄来一笔钱呢？

这场饭局，大王委托文协一位副会长代发邀请，人家问他请哪些人，他大方过头，说了一句：“谁喜欢就来，《乐报》靠你们撑腰嘛！”副会长热情过度，按照协会的名册一个个用电话发通知。好在不是周末，来了30人，挤满了唐人街一家小餐馆。我一看暗暗替大王叫苦。

写作的，绘画的，照相的，唱戏的，写字的，加上无会不与的“活动家”之外，还有几位“要人”，如孙总编，钟总编，以及早已在另一家报社当上采访部副主任的龚小姐。济济多士，围坐四张大圆桌。身为“台柱”的专栏作家许君因上班没来。“大王”谈笑自若，但对我客气有余，眼神躲闪。我留心观察势同水火的孙和钟两位总编辑，都保持距离，没有交谈一句，我为此刻无战事而庆幸。（事后我晓得，赴宴后第三天，钟提交辞呈。他离开后，中谷版随即停办）。这顿饭，说不上奢侈，但够丰盛，其中有预先定做的“拟佛跳墙”（即食材便宜，价钱只及正宗的三分之一）一大锅，鸡鸭鱼虾尽有。大王带来一瓶从香港买的“加饭五加皮”，只够每人一小杯。两个小时以后，饭局结束。账单放在大王面前，我在对面悄悄观察，他的脸色瞬间变了，浓眉皱了皱。我暗里叫苦，千万不要没钱付，何苦呢！请来的，绝大部分帮不上忙。大王站起，把经理拉倒一边，悄声讨论了一阵，掏出信用卡付账。

本来说好，“铁定给我付报酬”的，但我离开时，大王躲得远远，没过来和我道别。我知趣，不去找他。事情明摆着，他没料到人这么多，开销这么大，把本来要付我的那笔预算也“吃光”了。我在餐馆门口，远看他落在后面，沮丧，负疚，乃至绝望，明明白白地写在不失俊朗的脸孔上。我满怀同情地叹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向许君学习，不再提报酬，照常写《絮语》，直到那一天——孙总编给我来电话，说大王匆匆忙忙地回香港去，临行前匆匆交代，他此去是筹钱，如果知道人投资《乐报》，就继续办。孙总编听的是潜台词：史蒂芬弹尽援绝。这么一走就不回来了。果然，一个星期以后，过去的大王从香港打电话来，说：结束《乐报》。次日史蒂芬的太太拿来两千元，让孙总编设法分给同仁，说这就是遣散费。数目当然不足，但她打工只赚到这么多，望诸位体谅。接下来，报社进入破产程序。房租、营业税、雇用税连同水电费，统统抹掉。

昙花一现的《乐报》在旧金山已消失了21年。孙总编已到坐七望八之龄，据许君说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史蒂芬回港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东山再起云云，似是梦呓。

我闲时翻检为《乐报》所写的《絮语》，不能不承认：新鲜劲过去后，毫无保留价值。我此后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超过20本，没有收入一篇。如欲自我欺骗，姑且称为“悔少作”，尽管彼时已是40多岁的壮年。

倒是我的朋友许君，他将当年的专栏文收入集子，付梓于国内。我获赠一本，时时披阅。激赏其书卷气，如：“夜静得连‘老鼠在棉花上撒尿的声响也听得见’（梦中得句）时，批阅陆游的《书巢记》。下面一段颇得我心：‘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盖陆游书巢，我亦粗具规模也。粗具规模的书巢，须配以闲适之心境。清人陈灌说，‘心要常虚明而不可热，热则昏矣；非特名利之心不可热，著述之心亦不可热；常湛然朗然，超乎万物之上，而后可以读书，可以著书。’此等闲适读书写作的境界，尚有修身养性之妙用，太好了。”

文学较为长寿，这就是证据。

（文中报刊、人物为化名。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