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 | 鞍钢集团：“钢铁长子”铸就共和国“...

本文原标题：《中国力量 | 鞍钢集团：“钢铁长子”铸就共和国“钢铁意志”》

在鞍钢集团博物馆里，通高约71米的老一号高炉撑起了整座建筑。这座1919年投产的设备，见证着共和国钢铁工业沐雨栉风的峥嵘岁月。仰望眼前这座沉静的“大家伙”，时空仿佛被拉回百年，一篇钢花与炉火合谱的乐章在历史深处奏响。鞍钢厂区。钢铁“长子”不负重托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鞍钢的肩膀上就担负共和国建设的“大梁”。

“共和国成立之初，鞍钢几乎是一座废墟。外国专家说这样的厂区里只适合种高粱。”站在时任钢铁厂领导王群和日本专家对话的雕塑前，鞍钢集团博物馆首任馆长孙涛激动地对记者说，“面对质疑，鞍钢全体职工用行动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在轧钢厂，一方长条钢坯加温后通体透红，被轧机拉长。

鞍山钢铁公司1948年12月26日成立时，整个中国年产钢不足10万吨，还不够每家每户制作一把菜刀。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1949年春，毛泽东主席发出“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鞍钢人几乎是用肩担手扛修复被外国专家认为不可能修复的高炉——4月25日，第一炼钢厂2号平炉成功炼出了第一炉钢水；6月27日，2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同年，鞍钢生产的生铁、钢、钢材分别占到了全国生产的40%、63%和55%，占据全国产量的“半壁江山”。

1953年12月，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头号工程”——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高炉“三大工程”竣工。“三大工程”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规模初具。鞍钢由此被称为“共和国钢铁长子”。

轧钢厂一派繁忙的景象。

指着墙上精轧机“反围盘”创造者张明山的照片，孙涛自豪地说：“以前，当通红的钢条刚从上一轧机伸出来，工人就得迅速拿短柄钳夹住，往下一台轧钢机的导板里喂送。如果没有夹住钢条，它就会像一条火蛇一样到处乱窜，酿成事故。为了工友安全，张明山潜心研究出了‘反围盘’装置，让一线工人不用冒生命危险的同时，还提升了工作效率。”上世纪50至60年代，像“反围盘”“万能工具胎”等自主创造的发明享誉全国，鞍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科技创新的发源地和标杆。

“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赋能，上世纪60年代中期，鞍钢在全国率先提出要争取实现‘三个第一流’（品种质量、生产工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第一流）和创‘四朵大红花’（红矿浮选实收率超美国；高炉高压低消耗、双床平炉炼低合金钢、轧钢要创世界水平）的目标，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起步。”孙涛说。

作为记录者，数字是有温度的——1978年，鞍钢的钢产量达686万吨；1988年超过800万吨；2002年突破1000万吨大关；2010年鞍钢与攀钢联合重组，成为生产能力近4000万吨、生产品种3000个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截至2019年6月，鞍钢累计生产铁7.12亿吨、钢7.19亿吨、钢材5.59亿吨，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385位。砥砺前行70载，“长子”鞍钢正以成为行业技术领军者和高端产品全球首发者为目标，继续助力国家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鞍钢宪法”引领时代风潮在鞍钢集团博物馆的墙上，四块巨幅板子镌刻着时代的回音：“这个不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上世纪50年代，随着鞍钢的发展，落后的管理制度弊端日益凸显：企业中只有少数人被信任，群众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被忽视，领导干部专制越来越严重，工人的积极性被挫伤。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的炼钢工人。

为了解放生产力，鞍钢决定破除不合理规定，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模式。自我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民主管理经验，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让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创新原则从此诞生。1961年9月，中央颁布了《工业七十条》，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学习、宣传和贯彻“鞍钢宪法”，作为办好工业企业共同遵循的准则。

16岁起就在鞍钢当徒工的鞍钢老领导李华忠可谓是“鞍钢宪法”诞生、发展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从劳模李晏家带领职工投身解决现场技术难题、邢贵彬总结出精细化管理工作法，到当代发明家李超破解冷轧乳液清扫难题……虽然身处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岗位，但他们身上体现的‘鞍钢精神’都凝结着‘鞍钢宪法’的精髓。2012年启动的实名制‘网络问企’活动，是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同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是提升企业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鞍钢宪法’的传承和发展。”李华忠感慨地说。

“鞍钢宪法”不仅引导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在国际社会也广受赞誉。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企业在吸收“鞍钢宪法”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与本国精耕细作的劳作传统和追求质量的精神相结合，产生了诸如现场改革、岗位轮换、全面质量管理和及时生产等创新制度，形成了著名的“丰田模式”。今天，“鞍钢宪法”仍然被日、韩和欧美一些国家的企业广泛研究，对企业管理产生着积极影响。

70年来向全国钢铁战线输送12.5万人“鞍钢”是很多人一生事业的起点。从塞北到江南，从边疆到戈壁，只要有钢铁厂的地方就有鞍钢人。

在采访中，记者被眼前两张时隔50年的照片吸引住了目光。照片上，一家三口站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表情，不同的是时间的痕迹。据介绍，照片上的老人叫张国文，50年前响应号召，从鞍钢出发，参加到武钢的建设和生产中。泛黄的照片里，年幼的女儿依偎在妻子怀里，夫妻二人骄傲的笑容至今仍能让人感受到作为“鞍钢人”的自豪。50年光阴似箭，张国文早已两鬓斑白，但站在自己参与建设的大桥前，他依然腰背笔直，透着刚毅的力量。

为支持兄弟企业生产，鞍钢先后对口支援包建了武钢、宝钢等20余个大型钢企和13个省市地方冶金工业建设，为数百家钢铁企业提供上千万吨优质产品。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1954年12月26日，鞍钢正式“一分为三”，即生产、基建、设计各自独立，成立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在完成本钢的全部基建任务后，这支大军开始转战祖国各地，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1966年2月，正在病榻上的鞍钢副经理陶惕成奉命挂帅出征乌蒙山区，率领18000人包建水城钢铁厂。前往水城前，时任冶金部部长吕东与陶惕成诙谐地开玩笑说：“老陶，水城艰苦，你去吧，如果真的累死了，我们给你树碑立传。”没想到，一句戏言竟变成了现实。去世前的3小时，陶惕成还在和基建处的同志讨论工程的进度。

“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全中国。”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70年来，鞍钢向全国钢铁战线输送了12.5万人，共涌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各级各类劳动模范6600多人次，以孟泰、王崇伦、雷锋、郭明义、李超为代表的全国劳动模范有124人次，被称为“英模辈出的沃土”。

从“开创者”到“领跑者”从钢铁行业的“开创者”成长为“领跑者”，鞍钢时刻以市场需求作为研发导向，依靠着强大的科研储备引领着整个钢铁工业的转型与发展。

2018年10月23日，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在这座大桥上，“鞍钢制造”贡献了17万吨桥梁钢，撑起了大桥的“主心骨”。

说起给这座桥供钢，钢铁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研发负责人杨颖言语间充满骄傲：“港珠澳大桥是鞍钢耐候桥梁钢研发出来后首次运用到国字号工程上。这种桥梁钢不仅耐腐蚀性能强，还可以保护环境。”与印象中不苟言笑的科研人员不同，杨颖是个极有亲和力的大姐。坐在记者对面，她脸上始终带着笑意。

以前国内的桥梁多以混凝土桥为主，自从鞍钢研发出耐候桥梁钢并应用到港珠澳大桥后，耐候钢的优势逐渐被设计人员认可。“在推广耐候桥梁钢的过程中，鞍钢无形中把桥梁的设计理念、焊接工艺和钢材选择串联了起来，带动了行业发展。”杨颖自豪地说。

“同样的，深中通道也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在海底隧道建设中使用钢铁材料。”杨颖说，“作为世界级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集群工程，深中通道沉管隧道钢壳是水下部分的保护罩，工程规模和技术难度前所未有。该项目中，我们第一次批量使用大线能量焊接桥梁钢，其最大焊接线能量达到每厘米270千焦，是普通焊接技术的三至五倍，这让焊接一次成形，引领桥梁钢的技术创新。”

除了精通锻造“国之重器”，在精密铸造上，鞍钢同样“傲视群雄”。“高铁上唯一用到钢铁的地方就是转向架，安全、提速少不了它，而我们是全国高铁转向架的唯一合格供应商。”鞍钢高铁转向架用钢研发人员刘志伟说，“安全的硬要求决定了高铁用钢的纯净度必须很高，这就意味着钢材的冶炼难度大。但从接到高铁转向架的研发任务到出样，我们只花了小半年。经过不断改进，如今自行设计研制出的转向架拥有过硬的抗腐蚀性、抗疲劳性、焊接性能和成型性能，保障安全的同时还成为行业标杆。”

“为什么国内外的重大工程建设首先都想到鞍钢？除了是钢铁‘老大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有经得起检验的质量和与时俱进的科技创新。”杨颖解释道，“鞍钢是桥梁结构钢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和修订单位，参与了国内多个桥梁制造规范的制定，其研发成果也为广大桥梁设计人员提供设计依据。”

截至2018年，鞍钢累计拥有有效专利7880件，其中发明专利3757件。主导制定且现行的国家标准115个，参与制定且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82个，正在制定、修订的国家标准30个，行业标准39个。

在热轧厂车间，一眼看不到尽头。一方长条钢坯加温后通体透红，被经过的每一道轧机拉长。从这里出发，钢坯将带着鞍钢“IP”攀世界屋脊，迈峻岭险滩，越百川千湖，跨海峡深沟……续写“共和国钢铁长子”的岁月辉煌。

现场直击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探访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

还没到达炼铁总厂四号高炉，远远地，记者便听到了机器运行低沉的轰鸣声。

在高炉旁边的主控室，四号高炉倒班作业长马继峰接待了我们。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主控室。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是鞍钢首座设备全部国产化的大型高炉，有效容积2580立方米，年生产能力200万吨。铁矿石等原料在这里被炼成铁水，通过鱼雷罐运送到炼钢厂，再通过转炉、连铸、轧钢等工序，制造成钢材。可以说，炼铁是钢铁冶炼的第一道工序。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的炼钢工人在炉边查看。

2015年8月22日，经过大修的四号高炉第二代开炉投产。大修后的四号高炉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工艺装备，燃料消耗较上一代高炉炉役期间每吨下降30公斤，产量每天提高500吨，达到6400吨。

戴上安全帽，记者跟随马继峰来到高炉出铁场。刚走到门口，便有一股热浪袭来。这里的室内温度达到了40至50摄氏度。现场巨大的作业声加上安全提示音，让我们对话不得不靠喊。

炼钢工人在作业。

高炉出铁场内，工人身穿阻燃服和隔热服，头戴安全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不时用来擦掉脸上的汗珠。在出铁场的一侧，有一个出铁口正在出铁，铁沟里金灿灿的铁水雀跃地跳着。旁边，两位工人手持遥控器，在进行放铁作业。他们一边观察铁罐里铁水液面情况，一边看向前方的罐重显示仪，上面的红绿字符时刻记录着铁水的重量和液面高度。记者站的位置距离铁水并不近，但炙热的温度还是让我们在呼吸间感到了一丝压迫感。在出铁场的另一侧，一位工人正抬着头，指挥钩机铲车和吊车搬运着重量在700千克到1吨的钢板，眼神里透着的沉着和镇定与“欢呼”的铁水形成了鲜明对比。

炼钢工人在炉边查看铁水出炉。

“在炉前管理上，我们从铁口抓起，加强日常维护，实施设备改进。优化布料制度，控制炉腰处焦炭层厚度在220毫米以上，保证软熔带透气性，提升煤气利用率；控制操作炉腹角在72度至74度，保证高炉煤气流分布。”鞍钢钢铁研究院工程师姜喆介绍道，“在炉内管理上，我们通过调整富氧率，保证高炉生产强度。积极控制冷却水流量，优化高炉操作炉型，向管理和科技要效能，让高炉的出产率和利用系数屡创新高。”

今年5月以来，四号高炉利用系数持续高位运行，创近十年来的高水平，吹响了鞍钢集团高炉提效的“集结号”。

记者手记科技创新赢钢都未来中国力量采访组一行冒着灼热的高温走进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四号高炉近距离目睹铁水出炉的情景。

长期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给不少人的印象是灰蒙蒙的天空，老旧的厂房，高耸入云的烟囱吐着黑烟。但此次的鞍钢之行，记者看到的却是厂在绿树间，人在花园中。

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因素，令钢铁行业一度被称为“夕阳产业”。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钢铁行业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鞍钢集团也曾连续5年陷入亏损。在困难时期，鞍钢依旧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凭着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创新步伐，深度调整促转型，实现扭亏为盈。

在鞍钢钢铁研究院的电梯指引牌上，记者发现了很多不同名称的研究所。数了数，在这座总高17层的建筑里，共有14个研究所。鞍钢根据不同工艺将研究单元分开，每个所的名字都十分专业。有些耳熟能详，例如“炼钢技术研究所”，有些则十分陌生，例如“冷轧硅钢产品研究所”。如今，鞍钢每年提出的新课题有两三百个，科研效率和产研匹配度得到极大提升。不难想象，正是有严谨的态度和开放的环境，这里才能研发出用于“蓝鲸一号”、国产航母、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高端用钢制造技术。

鞍钢作为一家老国企，一直热心于搭建成长平台，让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在车间还是研究院，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与往日的被动跟随不同，鞍钢大胆将年轻人推到研发的最前沿。他们活跃在车间、研发的第一线，让鞍钢这家“老企业”充满朝气。除此之外，鞍钢还有很多相似的面孔，他们是“上阵父子兵”。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二代”并不是被迫留守鞍钢，而是看准了这里良好的成长平台，愿意来到鞍钢大展拳脚。实话说，这家伴随和见证了共和国诞生与发展的老厂一点都不“老”！

迎着朝阳，记者的采访车行驶在立交桥上，两旁的树疾速后退，目之所及，是鞍钢辽阔的厂区。此时，记者不禁想起郭小川的诗：“于是在你面前，就有两个伟大的事物一同出现：一个是太阳——这宇宙的娇子；一个是鞍钢——这中国钢铁工业基地。”

采写丨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琦玮焦子宇吴向阳申卫峰

图片丨深圳特区报记者郑东升

视频丨深圳特区报记者耿超逸

监制丨刘思敏

编辑丨周梦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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