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三）：被禁锢的与被诉说的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9届新闻学专业毕业生毕业设计，“湃客·镜相”全文刊载

作者 | 陈厚斌 李可程 何思航 卢燕华 唐梓聪

指导老师 | 辜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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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一）：迟暮之年，被无视的性谜题

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二）：婚不由己，在性的边缘试探

六、缺失与遗憾

情感泛滥的，宣泄；情感匮乏的，汲取。敢于逃脱情感牢笼的老人声色张扬，但在公园不起眼的角落里，零零散散的落单老者甘愿将自己活成背景。他们因失语而感到安心，不去过多地考虑危险的词语，驯服的性情给他们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欲望”“顺其自然”地磨灭，“情感”“顺其自然”地消亡。回望逝去的光阴，蓝天白云依旧，但关于亲密，关于爱，还飘荡在风中，日光下不见影。

▍被禁锢的性

1962年的上海，30岁的陈德钦顶着被“下放”的“惩罚”与妻子结婚，这样的自由恋爱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同年的湖北，19岁的陈焕正在农田里奋力耕作，在他的记忆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人都在奋力建设祖国，“赶个集都要快去快回，哪有时间谈情说爱？”

四年后的1968年，陕西的陆建国遇见了一对到延安插队的夫妻，两个人离得十丈远，丈夫只敢在没人的地方偷偷照顾妻子。

1978年恢复高考，学生还是天天“写大字报，搞批判批斗。”河南的杨信记得，男女生完全不敢在一起交流，被抓到的话就要被“批斗开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文化、伦理与政治因素，性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在全民建设祖国的浪潮中，禁欲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到了“文革”时期，对其的打击更是登峰造极。当时的“自由恋爱”，稍有不慎就会被冠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随着爱情消失的，可能是学习工作等重要的人生机会。因此，年轻男女们彼此向往，却又不得不保持距离。

不论初中、高中还是大学，都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实际上，中国第一部带有一点性启蒙色彩的中小学性教材的出版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性成了神秘的个人修行，不解的少年心事。

杨信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亲戚的婚礼。在婚礼前，父母会托亲戚、邻居给新人准备大枣、核桃、花生等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吉祥食物，等到新人进入洞房后，亲友们就会把它们拿进新房，再当着小夫妻的面，“把枕头里的东西一取，然后把这些东西（干果）装回去，篦头不要缝死，漏一个地方”，杨信说，长辈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向夫妻解释如何进行性生活。除了这种方法，杨信的长辈还用“穿针引线”的动作暗示过他。

上了高中，课堂内容都与农业有关，除此之外，便是“闹革命”。课外时间杨信总要去地里上工，一片农田分成两半，男人一边，女人一边。辛苦劳作之余，总会有些消遣。“那时候，男人们都凑到一起，有人就会开那方面的笑话，说着说着大家都懂了。”杨信表示，他对性的了解就是从这些隐晦难懂的暗示中获得的。

陆建国回忆年轻时，在公开场合不允许涉及爱情与性问题的讨论。与之相配合的是，一切歌颂爱情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弘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而被批判。但是怀春的少男少女们总能从市面上流通的文字、影像作品中摘取只言片语，以供日夜琢磨，直到某一天或许能够幡然醒悟。

通过种种方法，好奇心总能驱使人们窥到性和爱的一角，但包裹在好奇心和偏见之下的欲望，是否早已失了味？

遇见熊大爷实属偶然，在和其他采访对象的交谈中，熊大爷不时往我们这边张望，甚至假意走到我们附近“听墙角”。后与其接触后，每当我们提出老年情感及与“性”有关的字眼时，熊大爷总会把话题岔开，并多次强调“我不会说什么影响不好的话，我还是很正能量的”。熊大爷对于谈话环境的警惕性很高，一旦觉得自己受到路人的注目，便会提出终止谈话的要求。

事实上，在我们访谈的47位老人中，90%的老人在谈起性的话题时总会下意识回避，或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难以启齿的神态——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频率的性生活。在他们眼中，性总是披着羞耻的外衣，即便是谈论它都会让自己蒙羞。他们无法逃避与生俱来的本能，又在忍受着“背德感”的煎熬。

传统性观念背后背负的是生育、活力，而这种以生育为唯一目的的性，使得许多人在步入老年之后，由于没有繁衍后代的需求，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丧失了性功能。

这种对于老年人性生活的刻板印象，在彭晓辉的观点中“是我们性文化脚本的偏颇”，这套关于性禁锢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社会文化，内化为个人的心理乃至人格。通俗来说，现在许多老人虽然身体仍然具备性生活的能力，但他们却被从年轻时就接触到的错误性教育给“心理阉割”了。

▍被压抑的爱

“那时候的人都是介绍认识的，哪有什么自由恋爱。”这是我们在采访时不断听到的一句话。

北叔今年91岁，32岁的时候才结婚，对象是家里亲戚介绍的。那时候他还在当兵，每年只有一次20来天的探亲假，就在不到一个月的假期里，他跟对象从认识到结婚，梦一般地就解决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但这个故事里没有一见钟情的戏码，“也就是凑合吧。”北叔说。

陈焕也没多想，“年龄差不多，就该结婚了”，这是上一辈一直灌输给他的东西。我们聊到爱的话题，他对此很回避，用“从来不讲这一套”搪塞过去。我们换了说法，聊婚姻中的情感问题，他给的答案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感情是那个时候不该说的，没钱，都在努力奔生活。”

与我们对话的老人来自于全国多个省份城市，其中多数老人出身农村，“勤快能干”是他们对伴侣的最高评价。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婚姻抉择的多方压抑性，政治、经济、家庭⋯⋯我们开始反思，这种“不选择”或许是为“没有选择”。

杨信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上个世纪60年代，在河南的农村，20多岁找个姑娘并不容易，“没有足够的钱，想都不敢想”。杨信家里成分不好，老爹给国民党做过事，后被打成右派，日子过得艰难。杨信坦言自己根本找不到老婆，村里经常开批斗会，姑娘也不敢上他家去，怕受到连累。看到附近舍的同龄人一个接一个得成家，父母亲帮不上忙，也催不得他。偶尔有人好心给他介绍一个，对他来说是很珍惜的一件事。

陈焕和杨信一众人所信仰的某些朴素的婚姻观，是我们年轻一代所难以理解的，但将他们置于时代洪流下的一粟，我们开始理解他，开始理解他们所代表的岁月。

爱之于他们，不是肌肤之亲，是真真切切的一蔬一饭，疲惫生活中再无英雄梦想。

但睢阳不甘心，就因为凑合，她经历了一段19年的痛苦婚姻。三四十岁的时候，睢阳心里难受，日记写了一本又一本，边写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再加上夏天潮湿，钢笔易晕，几年后再打开，就只剩下边上的一点了。

睢阳小学的时候就设想过，自己以后要有个家该是什么样子。父亲二十多岁就是八级钣金工，八级是这个工种的最高级别，走到哪里大家都管他叫“大拿”，“大拿”意指在某一领域最为权威的人。在睢阳心里，父亲聪明且勤恳。五几年的时候常常挑灯夜读，煤油灯把屋子熏得很黄，母亲就骂；后来改用了蜡烛，吹熄后有一股蜡油味，母亲还骂。“那感觉比看梁山伯跟祝英台都难受。”她打心眼儿里崇拜他的父亲，“我要找一个我敬佩的人。

就在2018年，中介找上了睢阳，说是有个80好几的老人看上了她，如果她愿意，他能给睢阳100万。不可否认地，睢阳对这100万心动了。

这100万是她欠女儿的。睢阳曾经逼女儿把房子卖了，结果房子没能再回来，她心里落了个大石头，“都是因为我给耽误的。”

她赴了男方的约。见面后，老人抖擞出两张纸，让睢阳把最底下的数字念出来。

“我知道。”睢阳说。

“你念出来，这多少！”老人连喊带叫，不断重复。

在很多人的讲述中，老年人的婚姻有一方总是“有目的”地奔着钱去的，睢阳原本也觉得为了子女她可以委屈自己。现场很多人盯着睢阳，“我觉得他像是在花钱买我。”最终她还是没把纸上的壹佰零伍万念出口。

女儿说这是“天文数字啊”，她边说边笑，“是天文数字。可为了这个钱，牺牲自己去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后来怎么想都不行啊。”

但有的人认为，爱和婚姻是两码事。

顾伯今年74岁，除了是一家法国外企的顾问，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每天下午两点，他会带着他10寸的小音箱来到荔枝公园，一个上至八十下三十的中老年人的舞局，就这样他组了7年。他偶尔也下场跳上两段，但更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看着。

顾伯每隔一个月就要花上三天选曲，剪辑，编排新的曲目，他的老伴从来不管；他也不能理解老伴手机里“不知道是红的绿的排来排去的小圆球”，怎么醒来就能耗上两三个小时。

跟老伴28岁结婚，顾伯是个急性子，老伴做什么事却也都是慢慢悠悠的，这个他在结婚前就发现了。但年轻的时候他跟太太都在大西北戈壁滩工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顾伯忽然跟我们强调，“情感对人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东西。”我们问顾伯后悔选错了人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这是时代的问题。”

“性格不合。”顾伯对妻子没有更多的描述。他跟妻子“老早就分开玩了”，但他从没考虑过离婚，“想都没想过。”他们在一起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问他曾经有没有遇到过性格特别契合的人，他说这是“机密”，三其口。后来聊到过去。

“在74年这么漫长的人生里，你有过最喜欢的人吗？”我们问。

顾伯没接话，忽然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操作了一番，指着一个人名扭头对我们说，“这个。”那是通话记录的页面，一页将近十人的通信里，那个名字占了一半。

他跟女孩儿从初中就认识，大学才在一起，她既不是顾伯的初恋，也不是结婚前的最后一任女朋友。顾伯说不上来这个女孩儿究竟是相貌还是性格还是什么吸引了他，只是他还记得50多年前的每个月，女孩儿都会把自己吃不完的6斤饭票留给自己。

重逢是在五六年前的一次出差，顾伯一直知道女孩儿就在老家江苏。十年了，他不敢回忆，“这种事情都是很悲伤的。”但就那一次，他来到了女孩儿的城市，突然一股念头冒了出来，“就想找着，肯定要找。”当天，他在网上找到了大学时同乡会负责人的电话，以前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找过其他的同学，结果电话拨过去，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就是看看碰碰运气。”他拨电话的时候没有犹豫。

幸运的是，电话通了。一听声音，对方就认出了顾伯。顾伯说，女孩儿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先生腿脚不好，她自己一个人照顾。顾伯帮不上什么，隔个一两天他跟女孩儿就会通上至少半小时的电话。他们聊的多是过去的事情，女孩儿有时会给顾伯叮嘱一些祖传的中医方子。

每天下午的五点半他还是会准时回家，但妻子不会知道顾伯突然愿意尝试以前根本不信的针灸拔火罐，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记：当我们在谈老年人的性与爱，我们在谈什么

和老人的对话不断陷于沉默的怪圈。

我们聊性，相对无言；我们聊婚姻，依旧相对无言。不可否认，隔了半个世纪的年龄差距，即使是我们，与素不相识的老者初建联系，也难免心生怯意；反观他们，被不相干的年轻学生猛地叨扰，不免慌乱了阵脚。我们明白，这种情境下，性的诉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这在挑战着我们，更在挑战着他们。

在对亲密关系的思索前，老人们躲进自己的心房，他们的迟疑引着我们思考，是什么在牵制他们的诉说，无法言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些老人，人生暮年，他们过得幸福吗？

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推算着“幸福”。这个为期75年，耗资2000万美元的研究却指向了一个只有五个字的简洁明了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在与老人的陆续接触中，我们的思路不自主地被引向了对爱的探讨。这是年轻人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老人面前却被不断折返。最终，我们把握住了与47位老人交谈的机会。在47个人之外，还有更多的大多数，或果断或委婉，在一开始就将我们拒之门外，而在那47人之中，我们玩起了文字游戏，在信任与欺骗中捉迷藏。

我们和他们聊性，但性是我们看问题的切口，性所要达成的，是对亲密关系的诠释，是对他们生存状态、幸福几度的关注。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见到公园和街道上并肩漫步，携手前行的老年夫妇时，投以的是惊叹和羡慕的目光。原来我们对这事儿本就看得悲观，深知其中不易。

现实很残忍，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夫妻经过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在老年却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这在我们的采访中也不少见。老人们的回答出地一致：“没有共同话题，玩不到一块儿。”

亲密关系的经营被冷落搁置，婚姻关系消解为同居关系。在前者中，关系终止于他们不再关注和看到彼此，只有当我们的感受，被对方看见的时候，那一刻，关系才真正开始。拥有关系，以及在关系中，被看见是我们幸福感最重要的来源。

无需再操劳生计，哺育子女，他们在婚姻关系中是不在场的。我们疑惑，年轻的感情到如今所剩几何。这样的结局是现代性思潮对传统的瓦解，还是婚姻的内在生命使然。

在访谈中，老肖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不需要她，她也不需要我。”这是老肖对四十多年婚姻的最后注解。

在老肖一行人那儿，谈爱，谈的是需要，对他人的需要，他人对你的需要，你对自我肯定的需要，你对自我价值的需要。当必要的需要消失了，这份爱也就不存在了。

“有两种决裂的方式：一种是疏远，另一种是过分亲近。承担的决裂，魅力的决裂。这种亲近久而久之，在穿越数千公里沙漠的过程中，会变得和犯罪一样让人难以忍受。”让・波德里亚在他的《冷记忆》中对关系的沉思充满诗意而又绝望。

细想起来，有多少老人正在经历这种疏远的决裂，而在此之前，绵延的是亲近的决裂。这种“决裂”是伴随他们一生的，由对过去的敌意延伸到在的焦虑和挣扎。时代发展的太快，很多事情是他们年轻时候没有经历过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坚守着潜移默化的惯例，过着女人操持家务，男人赚钱养家的家庭生活。但现在不一样了，女人可以有很好的工作，男人也会共同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婚姻之外有他们年轻时错过的很多可能性。

他们的注意力已不在彼此身上，在现有关系中平淡度日，或是貌合神离。他们看淡了“精神出轨”，“肉体出轨”也只是“颜面”的问题。

雷蒙德・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扉页上写着：但爱这个字，这个字在逐渐变暗，变得沉重和摇摆不定。

我们追问什么是爱，等着他们给我们答案，可答案迟迟没有发声，就连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情感的迷思。

他们的窘、他们的无地自容，种种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我们试着将心比心，想象着自己垂垂老矣的境地，可岁月将我们拉得好远，他们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跨越时代去理解的。他们原本是应该给我们年轻人以信心的，但生活留下的痕迹却赤裸裸地摆在那里。

这47人绝不是老年的全部风貌。但弥漫在他们身边的无奈情绪，却足以窥见情感世界的冰山一角。

（为保护隐私，除专家、学者外，受访者均为化名）

编辑 |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