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迪·史密斯：有一种作家，能从大城市的喧嚣中听出交响乐

本文原标题：《扎迪·史密斯：有一种作家，天生就能从大城市的喧嚣中听出交响乐》

原创：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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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迪·史密斯被誉为“新千年第一部伟大小说”的长篇处女作《白牙》，于2000年甫一出版即震惊文坛；在《时代》周刊于2006年评选的“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中，她甚至击败了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等人，成为惟一上榜的英国人；她迄今创作的三部长篇三次入围布克奖，并各自斩获诸多文学奖项；有人把她与后殖民文学“教父”萨尔曼·拉什迪相提并论，推举她为“种族、年轻、女性”的代言人。

《白牙》中文版书影，南海出版公司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她的名声实际上已经盖过了很多前辈同行。她自己并不这么看。在许多场合，她都反复强调，在英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里，她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懵懂少年；她的成就还不足以掩盖她的欠缺；她的思想还远不及他的前辈同行们那般深邃；她才刚刚上路，还在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她还不惜痛批自己的作品。当很多人都对《白牙》大声叫好的时候，她自己却在“阴阳怪气”地说，这部作品出自少年老成、故作姿态者之手，“书中一些片断如杂草丛生，不堪一读。”她还说：“我怀着写一本巨著的巨大野心，但是我不认为它就是那本巨著。”

这看似矫情，实际上却道出了扎迪自己的困惑：她的确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怎么样。在接受一本女性杂志采访时，她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原创作家。”这话看似令人费解，却也并非无迹可寻。比如，她发表于2005年的长篇《关于美》，就明显有模仿前辈作家E.M.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的痕迹。小说故事集中在贝尔赛和吉普斯这两个家庭之间的纠葛上，且不说泛泛的叙述风格有着明显的福斯特的影子。小说的结构安排，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之间的冲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他一些细节上的戏仿等等，更是直追福斯特小说的神髓。

扎迪谦称自己不是原创作家。她的长篇《关于美》，是向前辈作家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致敬的。

事实上，扎迪从不讳言她对福斯特的崇拜与尊敬。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到《霍华德庄园》，她每每谈起，赞美和仰慕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不止于此，她还常常对同辈作家表示钦佩。说到他们，她总能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拉什迪、麦克尤恩等等，并且对他们各自的优点如数家珍。她还曾笑言，在着手创作《白牙》之前，她正忙着抄写模仿马丁·艾米斯的作品。言下之意，这部小说也受艾米斯的影响。2007年，她编辑出版了《他人的书》这部带有一定学术气息的书评集。在其中，她向那些她所尊敬的同行前辈们一一表示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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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易于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同名著作的《白牙》，也可谓扎迪对查理·狄更斯、托马斯·哈代等英国前辈作家的致敬之作。扎迪的严密、雕琢、丰沛以至于芜杂和啰嗦，的确让人想到了这几位大作家，也让人想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德伯家的苔丝》《呼啸山庄》等名著所体现的经典精神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继承。

小说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将不同种族的信仰与文化的交叉和交锋，几代人之间心理与沟通的断裂和错层，以及长达百年的时代差异与历史荒诞，宏大凝重而又举重若轻地浓缩于种族混杂、文化多元的几个街区之间，刻画出一幅复杂辽阔的后殖民图景，一幅世纪末的“英国写真”。三个北伦敦的家庭构建起这个奇妙故事的基本骨架：阿吉一家、萨马德一家和马库斯一家——生活的艰辛、沟通的障碍、文化的冲突、宗教的隔阂，种种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和矛盾就这样被编制在了一起，无怪乎有评论家称其为极繁主义的写作。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这种看似庞杂混乱的生活却正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

扎迪显然对此有深刻的体认。紧接着发表的《签名收藏家》（2003）非但没有像当下流行的写作那样变得简约，而是趋向于包罗万象。小说有着更大的地理和文化跨度，且关乎宗教、种族、伦理、写作、城市、娱乐业、名气、商业化社会、同业竞争、家庭、爱情、友谊等等主题。故事讲述了一位有着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犹太人血统的阿列克斯·李从向各类名人索要签名的普通粉丝发展到靠收藏名人签名然后转卖为生的故事。由于他的执着，他竟然做到了许多签名收藏者们梦寐以求，却很难实现的事情——得到了他的偶像的亲笔签名。

《签名收藏家》《西北》书影，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意思的是，《签名收藏家》还融合了丰富的中国元素。主人公亚历克斯·李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其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书的下卷十章是以禅宗画师廓庵《十牛图》中每幅图命名，每幅图的显现，都暗示了亚历克斯的寻根行程。扎迪还在小说中非常娴熟地引用了许多禅宗公案，对《五灯会元》《高僧传》的解读充满机趣，对“阴阳”以及中医的一些描写也极为生动。

当然，这样的融合，无关理解中国，而只是服从于扎迪个人性情和小说主题表达的需要。实际上，对于很多西方作家而言，他们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并不在于他们真正想理解中国。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正因为看不透中国，他才如此着迷中国。而卡夫卡对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神往，多半只是希望借助想象逃离布拉格令人窒息的环境。如有评论所说，想象“中国”为卡夫卡提供了一种写作、创作和精神自由的机会和可能性。

相比而言，扎迪的中国想象展现了不同的景观。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在她的小说里，中国已经没有了殖民时代哈哈镜式的神秘、古怪、离奇。中国元素大多是实证式的，是平面镜像反映。很显然，中国正在逐渐挣脱“猎奇”的窘迫与误读，比较正常地进入西方的视域。

而有别于《白牙》，《签名收藏家》也体现出了扎迪在写作上的一些创新。尽管小说的故事是繁复的，叙述语言却出乎意料地简洁了起来，某些部分有着明显的魔幻色彩，颇有拉什迪的印记，而速记符号以及每章标题下方的关键词索引和趣味盎然的小插图，更是有着实验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小说杂糅了一些很少为前辈作家烦心的种族、宗教等问题，尤显“另类”，有些“后现代”，又有些“存在主义”的味道。如此，扎迪饶有生趣的描写，让本来颇为沉重的主题似乎也格外轻快了起来。

扎迪四部小说英文版封面书影

但无论如何，繁复依然是扎迪写作的一贯风格。也因此，她的第四部曾入选2012年美国《纽约时报》十佳图书的长篇小说《西北》依然是繁复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区的一个小镇威尔斯登，一处名为考德威尔的政府统建房区块。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利娅·汉威尔、娜塔莉·布莱克、菲利克斯·库珀和内森·博格尔都生长于此，又都在成年后选择离开，尽管在精神上从未停止过对考德威尔的依恋。利娅嫁给一个非洲裔的法国人米歇尔，她和丈夫之间有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她不幸暗中怀了孕，却对外人保守着秘密。当一个她在学校时认识的瘾君子从她这里骗取一些钱财的时候，她的家庭生活受到了动摇。她的密友娜塔莉是一名律师，但她对自己的成功的成年生活的态度却越来越充满了矛盾。她们的同班同学内森保持着年轻时代粗鲁男孩的本性，另一个朋友费利克斯原来是个瘾君子，现在却力图改邪归正从新做人。但在一次在地铁的偶然相遇过程中，内森与费利克斯发生了冲突，并且用匕首刺进了后者的身体。第二天，在和利娅一家聚会闲谈时，娜塔莉听说昨晚临近街区发生的凶杀案，凭着律师的直觉，她立刻拿起电话向警方报案。小说以丰富的语言表现力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伦敦西北区的生活场景，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

有别于扎迪之前的小说，《西北》以碎片拼贴、非线性时间的方式组织故事。为何在繁复的同时，不同的小说又各有各的面貌，扎迪觉得很难给出理性的回答，但一般来说，主题决定形式，而她也着实不喜欢重复同样的写法。习惯于用第三人称写作的她，在出版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摇摆时光》中，就首次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在扎迪看来，“我”是一种迷人的、契合当下时代精神的表述角度。小说故事发生地则依然是伦敦西北区，这也是扎迪继《白牙》《西北》之后，又一次写到这片她成长的地方。用她自己的说法，她以这部小说为“伦敦西北角三部曲”唱响了终曲，因为她对这个地方已经“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一切”。在小说里，特雷西和始终不曾透露姓名的“我”，相遇在社区的舞蹈教室，分享过童年的天真，却在成人后渐行渐远。“我”阴差阳错地踏进了娱乐行业，成了一个麦当娜级别的超级巨星的私人助理，马不停蹄地穿梭在非洲小国的慈善项目和纽约上东区的社交圈。“我”和特雷西只剩下唯一的共同点：同样不快乐的生活。

《摇摆时光》中文版封面，上海译文出版社

具体到写作，扎迪说，通常在写一本小说时，她并没有计划好的故事大纲，通常只是有一个细微、模糊的想法，然后她会尝试寻找一定的笔调、口吻去表述。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很艰难，但一旦找到准确的调子后，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就像画家，在画第一笔前，要在调色板上找到准确的色调，那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摇摆时光》的写作，相比还要漫长一些。由于保姆的意外辞职，她一度不得不中断。“我给企鹅出版社写信，让他们把这本书暂时忘了。有天我能写完它，但肯定不是现在了。”但她最后还是设法写完了这本书。在孩子们放学前，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的时光，她关掉网络集中精力写作，由此小说情节迅速推进，章节也变得简短。尽管如此，小说依然有450页的篇幅。扎迪为此辩解道，她知道读者并不能毫无芥蒂地全盘接受自己塑造的角色，所以总觉得，一旦某个角色登场了，读者就会对他/她产生各种反应，而她必须花点时间去说服他们，她的小说也因此总是那么长。在某种意义上，她也为扎迪式的繁复找到了有说服力的理由。

扎迪穿着有简约之美，写作却特具繁复之美

不管怎样，概而言之，扎迪就像有评论说的，是那种天生就能从大城市的喧嚣芜杂中听出交响合唱的作家。有时，她的这种超能力甚至在一些规模更小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充分，比如那部最早发表在2013年的《纽约客》杂志，后来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短篇小说《使馆楼》。以有英国报纸的说法，这部小说好比是一台智能手机，尺寸玲珑却内藏乾坤。该书译者黄昱宁以为，这话大抵说的是这个短篇的单位信息量远超平均水准，却又组织得自然妥帖、井井有条。故事背景还是发生在威尔斯登的一个街区，街上的住户多半是富庶的阿拉伯人。非洲裔姑娘法图是一个巴基斯坦中产家庭的住家保姆，没有工资，也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除了每周一上午偷偷使用这家人的会员入场券，从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到一个高档健身中心游泳。这段短短的旅程，可谓法图艰辛生活中的亮点。小说照例要起波澜。这户人家的孩子出了一点意外，恰巧被法图化解。但救命之恩反倒打破了主仆关系原有的平衡，法图面临被无端解雇的命运……

诚如黄昱宁所说，这是扎迪创作中一篇具有示范意义的短篇小说。扎迪本人也非常偏爱它，坚持要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出版，而非归入任何一个短篇小说集。它在一个标准短篇的容量中嵌入了中篇小说的结构，又以娴熟的技巧和广阔的视野，使读者得到类似于长篇小说的阅读体验。扎迪以小见大，透过法图的遭遇，我们既对现代大都市的痼疾感同身受，又会在这位新移民越来越清晰而坚定的自我认知中看到些许微茫的希望。正如小说里这条短短的街道，承载着族裔、阶层之间的碰撞，顿时也成了整个伦敦，乃至整个世界的缩影。

03

尽管扎迪的小说有着何其繁复的构思，其核心主题却往往是：边缘文化之下身份的探求。以《签名收藏家》而论，亚历克斯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吸纳了影像消费主义时代的惠赠，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他仍然是边缘的，因为他的家庭，也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这造成了他自我认同的模糊与不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指出，亚历克斯的执着收藏癖和他对女星亚历山大的狂热追寻，实际上是边缘向中心的攀附，是无声世界向有声世界的求援。

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有着扎迪真实生活的印记。1975年10月，扎迪出生于伦敦西北布兰特区的一个工薪阶层聚居区。她的母亲是一位于1969年移民到英国的牙买加人；而父亲哈维·史密斯则是地道的英国人。扎迪6岁就开始写诗，创作短篇小说。她也喜欢私下里唱歌跳舞，因为非常怯场，不喜欢在人前表演。虽然没有成为舞蹈演员或歌手，但这样的爱好，让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也让她的写作变得更有节奏感。等到上了中学，扎迪把绝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在阅读和交友上，还抽过大麻。当她告诉老师自己想申请剑桥时，老师直接告诉她这想法太荒谬，太不切合实际。

然而，她果真如愿来到了剑桥大学研究英语文学。在剑桥国王学院，她整天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从她喜爱的作家如福斯特、塞林格和冯内古特那里学习写作的技巧和审美情趣。趁着业余时间，她还曾靠在酒吧做爵士乐歌手打工赚钱。1997年，《白牙》的创作构思，引起了英国出版界的注意。最终，哈密希·汉密尔顿公司通过竞拍，成功获得小说的出版权。此后，足足有两年时间，扎迪闭门锁居、埋头写作。小说出版后一炮而红，扎迪最终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扎迪看来，这也是她烦恼的开始。而所谓的烦恼一方面是通过她的创作体现出来的。比如《西北》里主人公娜塔莉·凯莎，竭尽全力挣脱原本的出身，可她的成功在她的家人眼中却被视为某种背叛。这源于扎迪的切身经验或是她的深入体察。她明白对于成长于移民家庭中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却和家人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变得像陌生人，这或许是因为，从父母的角度讲，这是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们为孩子的前程而献出了自己与孩子间的纽带。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里，扎迪以为，藏着几分动人而哀伤的味道。另一方面是媒体对《白牙》的过分反应让扎迪觉得难以承受。她希望可以继续乘地铁，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她不喜欢被人盯着看的感觉。当她意识到公众对她过分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一个多文化主义的代言人，她更是无法承受。她如是辩解，实际上，她并不是人们所想的身上包含了多种文化，因为她只有一半牙买加血统和一半英国血统。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扎迪强调不宜把她等同于她笔下的人物。她坦言，自己不是那种经常思考“我是谁”或“我不是谁”的人，虽然塑造的人物时常受困于其中。而且，在他人眼中有明确的身份和定位，也只是一个开端，并不能解决人生中实际遇到的难题。“我可以说我自己是英国人、黑人、女人，这些是客观事实，但这些事实对我起不了太大帮助，不能教会我怎么在这个世上生存和立足。我觉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立足，才是更基本的、超越‘我是谁’的存在问题。”

侧记

习惯说“不”的扎迪·史密斯：

很快我就会老去，只有写作不变

在任何意义上，扎迪·史密斯都称得上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偶像效应的作家。

由于其出众的外形，在英美，她是“年轻、美貌、女性”的代名词。但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扎迪坦言，对自己长相并不是很有自信，或许是她从来就没有那么在意。每次媒体提到她的外表时，她都会拒不开口。她对此也很无奈：“当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舞会时，当然会觉得开心，但这种开心是私人的，我认为没有向媒体公开的必要。”

的确在公开场合，扎迪通常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搞签名售书活动时，她很少跟书店店员们交流。出版社接到许多投诉，说她为人粗鲁，令人厌恶，是个反社会角色。扎迪为自己辩解说：“我都算有表达能力的作家了。多数我认识的好作家都像有‘社交残疾’一样，根本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扎迪之所以拒绝，很多时候是因为她比较害羞，她甚至在说话时都不敢跟对方进行目光接触。正因为种种误解，2006年，她的小说《关于美》荣获“橘子文学奖”。该奖的一位组织者就忧心忡忡地表示，她担心扎迪会拒绝完成身为得奖人应尽的义务——接受媒体采访、拍照和参加电台节目。

事实上，扎迪的拒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少有其他作家像她那样受到媒体和公众如此严苛的对待。她说：“我只是太天真了。写《白牙》的时候，我刚从剑桥毕业，什么都不懂，却要接受所有人对我的审查，真的太恐怖了。那时我才二十二、三岁，我以为和记者开开玩笑，说一些荒谬可笑的话是无伤大雅的。当我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时，我开始拒绝所有媒体的访问。”

她同样拒绝追随者。总有15、6岁小作者急不可耐地拿出他们墨迹未干的所谓作品去寻求她的指点。在她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感到沮丧的陋习，年轻人总喜欢盲目追随所谓的名人指引，他们想着出名，尽早出名。“但名气并不会让人开心，所以根本不值得羡慕。”更重要的是，扎迪深知，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练习，需要有一种甘当学徒的隐忍。

但扎迪并不拒绝年华逝去。与一般女性不同，她甚至感到很兴奋。她说：“很快我就会老去，媒体的注意力会转到其他年轻女孩身上。到了那时，我还会继续写作，只有写作是不变的。”

今日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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