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七世纪，一个新的阶级崛起了——中产阶级

 编者按：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洲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1709年，维也纳的艺术家马尔科·里奇（Marco Ricci）绘制了伦敦海马基特（Haymarket）街上女王剧院排练厅里的三幕歌剧彩排的情景。这些画作展示的世界与一个世纪前的伦敦生活完全不同。在绘画中你所看到的一切在1600年都看不到。歌唱家穿的衣服是最新的式样，包括长而卷曲的假发，而一个世纪前的环状领不见了。肖像和风景画都挂在排练厅的墙上。在法国画家克劳德（1600—1682）之前，艺术家们不画风景画，除非是为了说明一个宗教场景，而且没有多少人把画挂在墙上。就歌剧本身而言，其形式在1600 年的伦敦根本不存在：第一次上演真正的歌剧是在1597 年的佛罗伦萨，直到17 世纪80 年代亨利· 普赛尔（Henry Purcell） 才写出第一部英语歌剧。里奇的三幅画作之一展示了意大利最重要的阉伶—尼科利尼（Il Niccolini）。这意味着如下变化：1600 年，歌手们不能出国旅行；没有人为了让男孩子长大后音色更高而阉割他们。观众们坐在椅子上也是相当新的事物，因为单人椅子在一个世纪前很少见。其中一幅画面中，有一位观众甚至站立着，手中端着瓷杯和托盘，正在喝茶。最后，里奇画作中真正的焦点是室内景色，这与神话或传说都无关联。这些在1600 年都是根本看不到的。这幅画讲述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并伴随着人物品味和观念的改变。

所有这些改变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出现。那些从远东带回的丝绸和香料，其购买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新品味的鉴定者，他们是正在变得富裕的中产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要归因于城镇商人做买卖，赚到了钱。但是，以前并没有“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这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当商人看到自己财富的增长达到了乡绅或贵族的水准，他们便售卖了所有商品，在乡下购置地产，事实上他们将自己归入到了上层社会的行列。在16 世纪的英格兰，律师和公务员赚钱最多，但是没有多少成功人士通过够买地产来彰显自己的资产。但是，1600 年之后，城市中产阶级和他们的财富迅速增加。统计学家的先驱格列高利· 金（Gregory King）估算，在1695 年，除了贵族、高级教士、有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非贵族，英格兰约有1 万人从事办公室工作，其中不包括牧师和军官。他们的总收入达到180万镑。此外，还有1万个左右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他们的总收入达到240万镑；有1万多个律师，他们有140万镑的收入；1.2万左右的无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士绅分享了290万镑的收入。整个国家的工资收入是4350万英镑，上层中产阶级几乎占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相当于贵族和佩章非贵族收入总和的三倍多。

显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假装贵族。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试图以某种方式强调他们在社会中已提升的地位。他们穿着入时，尽量在公众场合露面，看戏剧或听歌剧，乘坐马车去参加适当的社交活动。他们使用具有现代特色的物品来装饰房屋：大玻璃窗、绘画、装饰印刷品、乐器、木雕或象牙质的桌面游戏、器具、书籍、镀金框架镜子、地毯、靠垫、窗帘和帷幔、刺绣台布、精美的银烛台、带钟摆的钟、威尼斯酒杯、远东进口的瓷器、带家族徽章标志的锃亮锡盘、通过精心雕刻镶嵌以及由车床加工的家具。他们对自己的教育也颇为骄傲，为了开阔视界他们游历四方。许多人拥有“小陈列室”，收藏着千奇百怪的物件，这些东西通常反映出古代埃及或新世界那些远方或远古的生活。他们还享受着精致的饮食。17世纪引进了茶、咖啡、巧克力、柠檬汽水、橘子汁和烈酒，如白兰地、“生命之水”（aquavit）和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对新近出现在法国的上等葡萄酒特别钟情，比如拉图（Latour）、拉菲（Lafite）、玛歌（Margaux）、奥比昂（Haut-Brion）等酒庄的酒。1663年，伦敦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品尝过上面提到的那些酒。气泡香槟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引进伦敦和巴黎的社交圈的。在很多方面，这些城市阶级创造了现代生活的模范样式。他们不再居住在宽敞的大厅里，而是住在大小适中的房屋里。1666年伦敦火灾后建造的三层砖结构排屋，成为接下来250 年城市建筑的蓝本。这些房屋被划分为客厅、餐厅和卧室，而且采用了更小、更有效的壁炉。煤炭更多地被用来取暖。厨房在前几个世纪里通常是独立的建筑，现在被合并到了室内，设在离餐厅不远的地方。屋内还设有特别的洗涤室做各种清洁工作，如洗盘子洗碗，擦洗煎锅，清理鱼、肉和蔬菜等。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一切东西都放置得秩序井然。荷兰画家的风俗画展现了中产阶级和普通人的显著区别：普通人的小酒馆里面光线黯淡，破旧的木板摇摇欲坠，以及颓败的壁炉、地板上的坑洼、破损的陶器和穿着破烂的人们，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却生活在明亮、干净和整洁的房屋里。

在所有这些荷兰绘画中，你一定会注意到画面里中产阶级人群神情紧张，而大部分的笑脸属于那些红鼻子喝醉酒的穷人。或许中产阶级担心自己的生意问题或公务的压力太大，或许他们希望在画中表现出负责任的样子。向社会上层攀爬毕竟是件严肃的事情，而且这些人想要攀登的梯子伸得很高。17 世纪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不再有模仿贵族的压力，那些贵族家庭里通常有40 个甚至更多的用人。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中产阶级却不遗余力地模仿比自己更高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家庭声称他们获得了佩戴徽章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送他们的儿子上大学，拿学位。他们还宣称拥有其他的身份特征。1650 年，一个法国观察家写道：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从未听说过要称秘书、律师、公证员和商人的妻子为夫人。”在英格兰，男人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人称自己为“先生”，女人为“夫人”。从17 世纪60 年代起，未婚女子则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小姐”。新时尚成了社会礼节。路易十四在1669 年接待奥斯曼帝国使节时，人们爱上了土耳其的一切。所有的人都在喝土耳其咖啡，读土耳其故事，戴土耳其包头巾，躺在成堆的小地毯和垫子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非常强调“别落在琼斯家后面”（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盲目追赶时髦），而这是一切的开始。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在1670年辛辣地讽刺过野心勃勃的中产阶级。《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讲述了茹尔丹（Jourdain）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个布商的儿子，为了模仿贵族，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在此过程中让自己成了一个笑料。

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完全成熟了。在很多方面，17世纪后期的消费主义只是18、19世纪广泛的社会流动的序曲。但是，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社会结构里中间阶层的膨胀，这一点在严格的社会控制中显得特别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