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大赛获奖者谈 | 刘文：挫折是写作者的养料

编者按：2019年7月19日，首届“澎湃·镜相”写作大赛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于2019年1月23日启动，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今日头条联合主办，旨在挖掘极具价值的时代标本，培育优秀写作者，并长期孵化纪实类佳作。学术评审、业界评审两轮匿名制交叉打分，最终决选出“镜相”特等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优胜奖、提名奖若干。

“镜相”栏目将陆续刊出对大赛前十名获奖者的访谈，挖掘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和展望。今天的访谈来自二等奖得主刘文，她是作品《遗忘还是战斗：被美国校医性侵犯的中国女学生的自我救赎》的作者。

采访并文 | 王迪

2019年普利策新闻奖将调查性新闻奖授予了《洛杉矶时报》对南加州大学妇科医生丁铎（George Tyndall）的指控报道。报道称，丁铎涉嫌借妇科医生职务之便，对女性患者性骚扰，且受害华裔女性占比高。

作为其中几位受害华裔女性的朋友，刘文感到痛心与无力的不只伤害本身，还有她们在维权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因屈辱而沉默，亲人、爱人的反对，在陌生的法律体系里抗争的艰难……她努力找寻更多在报道中失声的华裔女性受害者，希望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一直贯穿在刘文的非虚构写作中。她是闯荡世界的自由作家，而在“镜相”开设的非虚构写作专栏中，她将观察世界的角度从爱情、旅行转移到不被关注的边缘人群：被美国夫妇收养的中国孤儿，无家可归的洛杉矶流浪汉，争取堕胎自由的女志愿者……她期待能作为成熟的女性，用文字把不一样的声音与思考带给更多人。

以下为对刘文的专访：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想写这个选题？

刘文：其实我想写这个话题比较久了，因为我是南加大毕业的，校医又是主动在找中国留学生下手，我身边被他性骚扰的女性朋友其实有好几个。这件事情让我很愤怒，对于这些女生来说，在国外留学，交了很贵的学费，本来以为学校会好好对待她们，却遇到这样的问她。而他又是校医院唯一的全职妇科医生，等于说如果我们要去看病或者做妇科年检，基本都是会找他。

南加大建筑 刘文 图

事情发生后，她们维权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不熟悉美国当地的法律系统所以去找律师，有的律师甚至连律师资格也没有，只是想骗代理费。对于她们所受的伤害，我身边也有男性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被问了一些问题，被摸了一下，或者说医生没有戴手套，直接用手指检查，他们并不觉得很严重。

作为女性想要跟社会上一些传统的声音来抗争的主旨，其实是一直贯穿在我的写作中的，这个话题酝酿许久，正好有比赛这样的契机把它写出来。

澎湃新闻：受到侵害的女性，往往对讲述有所顾虑，写作者也会顾及采写边界的问题，您怎样处理这个难题？

刘文：我认识一些女性朋友，最后的选择是不上诉，或者不出来发声。我觉得她们很多人的顾虑是，现在已经回国了，要找工作，找男朋友，结婚，生子。回国后如果被人知道自己曾经被性侵犯，往往要承受一些偏见和打压。正因为社会环境如此，导致这些受侵犯的女生不愿意站出来，担心受到歧视。

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所以最后愿意跟我谈的女生都是年龄比较大的，30来岁吧。一来比较自信，不太在乎那些外部评价了。二来她们已经在美国定居工作，有了男朋友和新生活，压力就会没那么大，愿意对我敞开心扉。

澎湃新闻：您觉得相比于现有的新闻报道，您在采写方面的增量与创新在哪里？

刘文：我也看了《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和其他新闻报道。说实话，我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或多或少涉及在这件事情之中，也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但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很少遇到中国学生愿意接受采访。受害者中有不少中国学生，这个是医疗记录可以证明的，但是公开出来讲的可能是印度人、越南人，或美国白人女性。无论是因为语言沟通障碍的原因，文化差异的原因，或者对于外国媒体的不信任也好，中国受害者在媒体报道中的声音是缺乏的。

所以我就在思考，她们到底经受了什么，在想什么，有什么顾虑，她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有没有克服之前的阴影。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挖掘我身边被忽略的中国女性受害者。

在采访中，当我把受害者，律师跟记者等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证据结合起来，就能感觉到这其实不光是单一的性侵犯案件，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传统社会观念对于男性女性在性方面要求的双重标准，导致很多女生觉得被性侵犯是她们自己的问题，是她们的一个耻辱，所以她们不愿意站出来发声，也不愿参与诉讼。而参与诉讼的这些女生，她们可能很勇敢，但也必须要面对美国漫长的诉讼流程，还有很多严峻的问题，比如对方请的律师非常高明，而她们就必须要在不熟悉的法律体系里做斗争，她们没有很多资历，在美国不认识什么好的律师，也不认识厉害的记者，更没有政府关系，只能凭自己很微小的力量来进行对抗。就采访的群体和写这个对抗过程，都是比较独创的东西吧。

澎湃新闻：采写过程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刘文：事件本身已经有非常多的报道，所以我只是简单讲了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关键信息，主要还是在写人。她们被侵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们为什么决定要站出来？站出来之后，她们的律师怎么看？朋友怎么看她们？家人怎么看她们？有些人为什么会坚持下去？有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这个事件很宏大，但是我想以事件为背景，写其中个体的挣扎、犹豫与反复，作为作者，人性的复杂性，更有书写的魅力。比如我有写到女生在诉讼过程中跟男友分手，因为牵涉进这个案子，对自己的名声也不太好。赢的话有可能得到赔偿，可是输的话可能就会输掉名声。分手之后这个女生反而觉得憋了一口气，想要坚持打（官司）下去，要为自己争取一些权利。

我觉得这样的细节很动人，她们遭遇了性侵犯，接着还要面临生活中同学，朋友，男朋友给的压力。在这么多的压力中，她们可能反悔，犹豫，退却，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要来面对。这一点是很打动我的。 

澎湃新闻：受害者是自己非常亲近的人，写作中会纠结吗？

刘文：很纠结，正是因为这种深切的关系，我会愤怒，会不甘，会觉得凭什么这样的事情降临在我朋友身上。但是作为一个作者要想写好的话，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这个事情。如果本身太过情绪化，出来的作品会比较偏颇，更像是情绪上的宣泄，而不是能够让读者去评判的中立的丰富动人的文章。

之前有位编辑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你写一篇文章，当时可能很有触动，写完之后你放上两三个月，等到你本人没有这么情绪化之后再去看，再去修改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跳出陷入到这个事件之中的视角，去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我在一、二月份的时候开始进行资料收集和采访，说实话当时我的情绪波动也比较大，我写的草稿自己也没有很喜欢。等到4月份截稿前一周我开始重新修改，把一些宣泄情绪的言辞给去掉，而是从中提取一些细节，希望通过这些细节与对话，让读者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评判和思考。

我觉得如果我告诉读者这些女生经历如何不幸，维权如何勇敢的话，是很苍白的，而读者读完之后，他们当中如果有人也受到过类似的侵犯，骚扰，或歧视，他们能够感同身受，从中获得一些力量的话，这就是一篇成熟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发给了一些朋友看，她们也纷纷给我讲述她们遇到的骚扰，有人说，我曾经工作中被我的领导骚扰过，有人说，我小时候在电车上有人在我边上手淫，有个朋友很开朗，但是她也坦诚地跟我说，她上大学的时候被教授强吻过。她想去告教授，但教授说，告的话学校不会让她毕业，但是不告的话，就可以给她全优的成绩。这真的比我们想象中常见。但是她们至今很难讲出来，怕老公觉得自己被玷污了，怕同事觉得自己是有所企图地靠这个跟领导发生关系。

支撑我写作这么多年的一个信念，除了想要讲故事以外，也是希望可以影响一些人，我希望我的一生可以给一些人的生活带去正面的积极的变化。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告诉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们并不孤单，他们的经历也并没有错，也希望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跟自己的和解，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诉求。

澎湃新闻：公共事件往往有许多新闻报道，那么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怎样从新闻报道中找到一个适合的角度？ 

刘文：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诺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的书我都看过。她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采访了一个消防官兵的的妻子，妻子描述说，她去给丈夫收尸的时候，丈夫脚都肿了，不能穿鞋，然后他的手臂，骨头跟组织都分离了，我觉得这就是非虚构，要从一个新闻报道中冷冰冰的数字里面找出来有温度的个人，书写个体的悲欢离合。这也是非虚构的魅力，它给你一种真实的震撼的力量，但是它不是通过数字来震撼你，而是让读者知道，感受到，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跟他们处在同一个世界里，因此能够去同情、理解这个人物，如果有类似的经历也许能从中汲取力量。你可以采访这起事件中的个体，他们可能不能够代表这个群体，但其实你在意的就是他们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命运，这个和新闻报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花城出版社/磨铁·铁葫芦，2015

澎湃新闻：您在“镜相”栏目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多着眼于边缘人群，会觉得采写有难度吗？

刘文：我觉得难点是，首先作为一个人，要有很好的同理心，可以理解你的采访对象；第二是你本人必须要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人，不能够去评判别人。

我之前也在“镜相”发过一些作品，无论是采访流浪汉也好，还是孤儿，性侵犯受害者，他们很多都非常敏感，会有一个自我防御体系，很多人对他们指指点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放下你本人所有的成见和判断，要带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去接近这些人，然后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

我自己其实也有一段时间过得比较不顺，跟很多人合租在一个房子里，房租很低，租客又多又杂。有酗酒的男生，有怀孕之后跟男朋友分手、自己搬出来租的女生，还有未婚妈妈，也有从秘鲁来美国打工、想要实现美国梦这样的人。

但是你跟他们朝夕相处后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有的人有可悲的地方，有的人遭遇了不幸的事情才导致这样的现状。跟他们相处之后我才发现，我所拥有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他们过得不好也不是他们的错。我慢慢抛下对他们的成见，不再通过收入高低或者职业上的高低贵贱来评判一个人。而后我发现，当你放下成见，对方是能够感知的，他自然而然地会愿意跟你倾诉，而当他觉得你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他们，当然不会愿意对你敞开心扉。 

采访中也可能遇到很多问题。这篇大赛作品，我其实采访了很多人，作为职业写作者是有任务的，要写很多文章，要拿奖，是有私心的。但我觉得必须要把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放到私心之上。我采访的时候，有受访者在电话那头讲了一半突然不想讲了，也有受访者后来说能不能不要把我写进去，有很多非常值得写的细节不能写，比如说受访者的一些回忆可能存在偏差或者没办法核实，律师说写进去可能会对诉讼有影响。其实这些细节都会让这个故事更有戏剧性，但是我不能让他们的案子、他们的生活被影响。有一个受访者我打了很多个电话，聊了好久，到最后问我能不能不写她，因为她谈了新的男朋友，不想让他知道她的过去。

我觉得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做一个人，做一个懂得关怀的、有同理心的人，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故事可以不写，但是别人的人生是更重要的，他们要一直过下去。在我采访了很多人之后，这是我学会的第一条准则，这也可能也是非虚构的一个难点所在。

澎湃新闻：我觉得您会在写作前明确故事的思想传达，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个故事扭转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收获一些思考。

刘文：其实不如说是生活中有一些微小却动人的细节，那么我就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更具体地传达出一种感情，或者表现一种社会现象。

我觉得作为写作者，还是要传达一个观念或一种信念给读者。我会通过一些很小的细节，或者平凡人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些我认为比较积极的价值观。比如说，面对人生挫折的一些思考，对于女性生育的思考，或者亲子关系不好时怎么去处理或者怎么与自己达成和解，我希望自己是可以将这些思考传达给读者的，那么我的方式就是发现那些打动我本人的细节。

澎湃新闻：您的作品场景感很强，经常能捕捉到一些别人很难发现的细节。

刘文：有一个技巧就是，你要尽量多用动词而不是形容词。

比如说，我在“镜相”的一篇文章，写一个受到家暴的女生逃走（原文：《格斗课上，三个暴力受害者的抗击与和解》），那么我会在采访中问，你准备了什么？准备之后是怎么逃走的？逃走的时候心里慌不慌？那天是什么样的一天？天热不热，冷不冷？你收拾东西的时候穿了什么衣服？通过这些动作，可以塑造出一个比用单一集中的词语堆砌更生动的场面。

如果我跟读者讲她逃走的时候很害怕，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害怕是有多么害怕。但是我如果跟你讲她穿了一件怎样的衣服，走过一个教堂，走到一个房子门口然后听到了狗叫声，读者就好像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逃跑的过程，他们也会觉得害怕。这个害怕是他们自己感受到的，不是我讲出来的对吧，这是写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澎湃新闻：您在朋友圈里写道，“七年前然后拿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冠军，现在还是成为了一个比七年前更成熟更好的作者”，觉得成熟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刘文：首先是我一直在写，写作和弹钢琴画画一样，弹钢琴可能一天不弹就手生了，写作也是一样。

第二点是，你看有的演员接受采访就说，我觉得我既然很难过，就把难过的感情给储备起来，以后，可以演一个很难过的人。作者也是这样，肯定经历了很多高兴、不高兴的时刻，认识了很多人，也听到了很多故事，我把他们都存在了脑海中的一个图书馆里，作为将来创作时候的养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作为一个作者就不能够害怕去经历挫折，我觉得太顺的话，反而可能会缺乏人生的养料。

如果可以让自己经历一些挫折，去看这个世界，去认识不一样的人，哪怕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会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这对于作者来说也是很宝贵的知识储备。

澎湃新闻：您对哪一类的选题更感兴趣？

刘文：我会比较关注女性视角。其实我写女性议题常常会收到读者的质疑，发表出来也看到了一些反对的评论。但我以前写爱情故事的时候，往往会收到很多称赞。我觉得，已经有足够多的爱情故事被发表出来的，而女性被强奸、被伤害后是如何找到新的出路，没有很多人关注，比如说她们也可以冲破生理上的限制，变得很强大很自信，也没有太多这样的作品。

而文学创作者中还是男性居多，女性的一些遭遇或者微妙心理，同为女性，感受可能会更深。当我把完成的作品给男性作家朋友看的时候，他说，其实我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作为男性可能无法深入地感受女生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你可能更有感触，写作也会更生动一些。我也收到了来自平台，评委和朋友的鼓励。我觉得我一直都不会说去讨好读者，如果要讨好读者，我还是会写他们更喜欢看的东西，或者去运营一个公众号。

“镜相”这个平台蛮好的，给我们很多空间去写社会议题。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写非虚构，来关注社会议题，通过写作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一些。“和谐”好像是个很大很抽象的概念，可是社会上、网络上有太多的戾气，比如好像现在女权和男权是对立的，可我觉得完全不是，它也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我希望女生不被强奸、不被性侵，或者受伤害之后也能够寻找到新的出路，也是希望男性他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可以过得更开心，更平等，更有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现在我想去做的。

澎湃新闻：您对今后的非虚构创作有哪些想法和计划？

刘文：我想接下来能够用英文创作，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对立情绪是源于互相不了解，我在镜相发表的很多作品都是我对美国的观察，我也希望美国人能够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习俗多一些了解。像纳博科夫也是一位双语作家，用英语和俄语写作，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以一种积极、正面的方式影响更多人，包括国内，也包括英语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