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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2019-08-30 19: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题图史景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摄影师Muto拍摄的。那次是史景迁来中国，引发热议，理想国在中央美院做了一次活动，拍摄背景是在美院的一处咖啡休息处。查了下，时间是2014年3月9日。

今天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史景迁最新作品《追寻现代中国》，先前出的史景迁写利玛窦与西方传教士在华经历，以及现今传教士墓的简况；二是前几天关于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一个沙龙回顾。史景迁妙笔生花，他关于中国的系列作品，到底都是“追寻现代中国“，今日国际关系纷扰，或许可以回头看看与西方的交流史。

两部分内容在一块，看起来可能有点“怪异”，在我们，是希望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阳光灿烂的日子

暗暗猜想，对历史有点兴趣的爱书人，家里总有一本两本史景迁的著作。理想国陆续出了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系列，最新的一本是《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一网友说：诺丁汉大学在中国的分校有一门课用此书当教材很多年了。

该书原版《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从1600年写到2000年，200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过删节本，到1912年为止。理想国这次重新再出，往后移到了1949年。

前几天，趁天还没黑，朋友带着去看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一座座墓背后都藏着故事……值得好好去了解。下图三为三位相对比较知名的传教士墓地：汤若望、利玛窦、南怀仁。一下，想到理想国出的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改变中国：西方的中国顾问》，真要好好读起来了。

先前微博上就有网友发过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的微博，转发8500多次。墓地所在，有些特殊，最知名的要数姜文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就曾在这里取景。

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嘉宾 | 郑培凯、鄢秀、姚大力

1.姚大力：他不主张用理论先导研究历史，是“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这个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突显出来。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为什么？回忆一下史景迁写作的将近六十年，美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中，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有点像走马观花。

首先是，从前长期占主要地位老式汉学传统被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潮流所取代，有学者提出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67年提出一个口号，叫“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可以看作是这个风气演变的标志。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这个思想史不是侯外庐那种思想史，他们叫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个研究渐入佳境，与那个时候风头最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驾齐驱。它反映出历史学从60年代的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回归，带有各种人文取向，所谓宏大理论关照的又一次转向。

就在这次转向中间，比如像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妇女以及性别研究等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西方研究的领域，但是再接着到了2000年代，学术阵营内又出现了让历史研究走出培育了太多无果之花的理论迷宫的东西，最后谁也不同意谁，谁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讲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又开始烦了。

就在这些呼声之中，有人提出应该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有一任主席的讲演题目就叫“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就在这个时候，学者们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这样做，就是史景迁，所以我说他是在“坚持”讲故事。

在这个前后，在美国重新转向要讲故事历史的前后，他在一个访谈里面很淡定地评论说，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那样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但不久以前还在盛行不衰的各种理论，大多数都在与我们邂逅之后就黯然离去了。

比这个访谈更早几年，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进行道德判断”

中国人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是西汉的司马迁，《史记》里面的一大部分就是在叙述故事，他太喜欢讲故事了，以至于按美国学者的看法，在写作《史记》时司马迁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对笔的控制，而放任故事本身的打动力，去干扰甚至冲击历史学的标准。所以，司马迁讲故事讲得有一点“走火入魔”了。

史景迁的汉语名字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在汉文中间，“景迁”有“敬仰司马迁”的意思。坦率地说，这个汉文名字的含义对史景迁本人很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外一方面，出于两个原因，事实上他其实也不太赞同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带有很强烈的讲故事的特征，他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叙事性的同时，他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史记》中有些地方没有真实性。他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为了营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图使自己的书面表达逼近艺术的手法，他自己说要逼近这个艺术。可是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

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只能在不违背史料所提供全部信息的受控的范围内，才能予以呈现，但是这可能会缺少很多细节，对于想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就构成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但史景迁就喜欢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史景迁以为自己与司马迁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那种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的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

史景迁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被孔子或者原始儒家极端强化和固化的历史学的道德批判情怀，《春秋》开始的历史学就是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恰恰是突破了这种道德批判的历史学的形成，但是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

他又说，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最低的期望是美国学校里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这个学生读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但是这其实不是他自己最期望听见的读者反映，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

他只是想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而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当然，把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而不是试图以自己的是非好恶直接去影响读者，这个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书写中不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念、道德良知和根本的价值关怀。

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对史景迁有些作品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是他仍然很赞许史景迁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个就是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去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的追求”；第二个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史景迁本人要避免西方中心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从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

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会在《改变中国》这本书的结论部分，看见他批评从17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那些顾问，说他们都带着惟我独尊或君临中国的心态，因此虽然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是留给后人的却是足以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不是鼓舞人心的宣传。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论再次发生。

写穷人的词语一大堆，细节却少得可怜

虽然史景迁在大多数场合会避免直接针对他的讲述对象做出判断，但他还是让其他的人——像马克思或者黑格尔——说出史景迁自己的意思。从史景迁经历了不同写作背景而完成的同一部著作里，德里克发现了作者对问题不完全一致的主观情感，在热衷于讲故事也极善于讲故事的冲动背后，藏着史景迁一颗善良和公正的心。

再谈谈史景迁如何做到把历史转变成生动的故事来讲述。我自己也教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把历史变成故事——像《百家讲坛》那样把历史讲成故事，我觉得很庸俗。

首先，他是对细节拥有高度敏感的历史学家，高度重视通过细节去把握并且呈现他所理解的世界。《王氏之死》展示了清初郯城县乡村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境遇，展示了“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图画，当时还处在盛世时代，但他对普通民众生存环境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写照，写出了一个破败得不像样子的、人人有很深刻的危机感的底层社会。

正如作者所说，那些对整个历史脉络而言“很小的”因素，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只有绝对的攸关生死的重要性，一旦掉在里面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我们有没有权利这样说，“那个时代很好，那只是很不幸的一小点意外”？所以，究竟是主张宜粗不宜细的所谓宏大叙事，还是史景迁过于看重那些细节了？

我想更加引起我们警觉的恐怕还是前一种想法。要摆脱对传统史料描述乡村关系的固定模式，闭锁起来的各种实际的生活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做起来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他的成功尝试之所以可贵，道理也在这里。

当我们写穷人，会发现一大堆词语，但是细节呢，没有。而史景迁用很生动的细节表现出了这个，所以他说自己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

史景迁的老师芮玛丽死了以后，她有些学生“过继”给了史景迁。其中有一位韩书瑞。韩书瑞最先注意到八卦门教徒被捕后供词的时候，他们两人在交谈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用什么理论去解释，而是史景迁马上把他的感觉告诉韩书瑞，“这批材料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走到不顾一切危险地与国家为敌的地步的”。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后来变得很有名，他读的史料反映出淮北雇佣的看守人，夜里坐在田间的沟渠上，随时准备对付来偷庄稼的盗贼。史景迁马上说，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深深地陷入绝望的农村社会，即使这样贫穷，还要雇人看守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能激起史景迁入迷一样尖锐反应的，是那些能够让人触目到的、与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各种历史细节。

在求真的同时，历史学要求新，它不能满足于天天唠叨“人饿了要吃饭”，老一套很难真正地令人入迷。所以由他用故事呈现的，总是与过去人们的印象不那么一致的世界，那是一个首先被他发现，然后才是由他呈现出来的、没有被人见识过的世界，这是史景迁这么多的著作之所以多历年岁，而魅力一点都不减的道理所在。

故事总是人的故事。刚才郑老师也说了，对故事讲述的着迷使史景迁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关注社会之前，当然他也说要在社会中观察个人，但他强调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去观察个人，并用个人来理解他所在的那个社会。

在他看来，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个人的派生物，这可能跟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相关。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利的笼子，而不应该与国家同谋，一起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感受和善良，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

他明确肯定自己是有这样的道德目标的，所以他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人，不试图用自己的道德想法灌输给别人，但是他自己有这样的目标，只是他更喜欢用叙事结构本身来表达特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环境。对每个新的发现，他往往会说“这很好玩”，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天真总是和人性、良知相伴而行，没有天真的人也不会有人性和良知。

不主张理论先导，不意味着放弃理论

讲故事的历史学与理论到底有没有关系？

史景迁总是讲他不愿意理论先行，不考虑理论，要讲故事。如果从史景迁的态度里面，大家会认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可以与理论完全脱钩，但那就又走得太过头了，我想史景迁也不会同意。

他对理论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他只选读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著作，阐释这些理论的书不看。第二点，如果觉得适用，他宁愿不指名道姓地使用他们，他就把它整个融化在自己的叙事当中。第三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用理论来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

再说得远一点，过去几十年里面一阵接着一阵、令人眼花心乱的理论新潮，又回到讲述故事了，但它们是不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瞎忙活呢？

就像海边的潮涨潮落，海水退去了，正是到海滩上捡各种贝壳的好时光，因此经历那番潮涨潮落，对于成长成为一个合格的当代历史学者来讲，可能还是某种必要的洗礼。中国的学者几乎错过了所有的潮涨潮落，所以我们没有捡到海滩上的那些贝壳。

2.郑培凯：每写一本新书，他都会开辟一个新的书房

史景迁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简单讲讲我跟他求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发现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跟台湾那套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从小学、中学、大学，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

史景迁最早跟我讲，“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他说，“我的英文是很好的，而且我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他知道得很少，他其实是有意的，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可能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相当好，我在耶鲁六年，他给我申请了六年的奖学金，尤其是最后的1976、1978年，他给我找了奖学金让我来大陆旅行，在当时这是很少有的，当时来中国到处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因为我在台湾长大，所以是有统战部帮忙的，那两年我见过很多老一辈的明清史专家。回去以后，我把经历告诉美国的一些老师、同事，那时候第一次有人从美国把明清史的资料带回美国，而这背后支持的其实是史景迁，不然我哪里有经费旅行。

他写这些书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我跟鄢秀老师写的总序当中，大概叙述了他写这些书的整个经历。他最先写的那本《曹寅与康熙》是他的博士论文，那个经历我不知道，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房兆楹当年在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为房兆楹在国民政府时期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所以当史景迁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房兆楹让他去台湾故宫博物院看档案。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故宫档案就算台湾学者也要特别安排才能看到。所以史景迁是最早进入故宫查档案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写康熙，所以对康熙情有独钟，后来写的东西都跟康熙有关，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可以看到，他后来写很多东西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却是从档案出发的，很扎实的。

一般来讲，史景迁最会写的史学的方法是就是在叙事上特别高明，写任何东西，他脑子里都好像进入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西方历史、文学的底子很深厚。他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

一般而言，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文笔都特别好。我最近看John Gaddiss教授写的《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他把西方经典的东西运用自如，因为他很熟悉。这一点可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稍微学习的。在学术科分得很厉害的时候，经常是学历史的不搞文学，学文学的也不看哲学。我发现，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是文史哲打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景迁也不是一个特例，只是他的专业是中国史。从整个历史的训练方面，他的这些同事也都提供了很多的交流。他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一个计划，有的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他就会开辟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又是他的书房——他最多是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的时候到那个书房。

当然他还是很专注地一本本弄完，比如他在写《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东西，他会把这些资料弄到另外一个书房里，等到前一本写完之后，就又全力把后一本写完。

《康熙》到《王氏之死》之间，跳跃好像很大，这是为什么？这跟他教书有关。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而且由学生随便选——美国学生大三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选专业，前两年可以随便选。

我当时上课时，他大概有60多个学生，后来过了十年我回去，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他说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要20个助教改卷子。他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他准备这个演讲很充分，《王氏之死》是他讲清朝初年社会的情况开始的，拿着一个法律的案件，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资料，从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里面配合起来。从一个案例开始，讲到当时社会的情况，之后发展成一本书。

他从他的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知道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一本书。他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他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看，还有一个原因，这些书他心目中是有一个读者对象，也就是他的学生。另外还有一点比较特殊，他是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生活了60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但是我没有问他为什么。

我觉得，他寄居在他喜欢的英语环境，在他喜欢的大学教书，身边是他喜欢的学生，而他又是跟历史进行对话，这点也很重要。他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到历史里面了，他写《追寻现代中国》，好象也没有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一直讨论到现代。

他出了这么一系列书，大家看了都觉得他的文笔很好。有一点特别要提一下，翻译的文笔是相当地流畅，但是跟他原来的英文相较，还是不太一样。他的英文不华丽，但是如行云流水，很容易读，这一点也就是大多数欧美读者喜欢读的主要原因。他讲的东西每个都有出处，偶尔对于古文也有很小的误读的地方，但是很少，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不深究了。

3.鄢秀：翻译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还原史景迁原书风貌

我从翻译的角度来谈谈。我接受这个主编工作，跟我自己的职业有关系，我平时是做翻译教学与研究。我教学生做翻译，一般都会用一些真正的翻译材料，那个比教课书好。翻译不光是中英文好，专业知识也要非常强。

我不是历史专业的，好在跟郑老师一起合作，而且他还是史景迁的学生，第一个博士生。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可以做的，所以才接受下来。刚才姚大力老师讲了“坚持”这个事。这么多书，出到现在一共12本，也过了好多年了，上一次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大概是2014年，史景迁先生和他的妻子金安平女士都来了。之后我们又做了很多年，这次因为基本上出完了，今天再做这样一个活动。

我是一边教学，一边做这个工作。有一些校译是学生参与的，大家可以看到版权页上有校译人员的名字，里面有我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个别非常优秀的本科生，我也让他们参与。他们都是自愿参与，而且在这个过程学到很多东西。

这些书绝大部分是以前出版过的，我们又校对一遍，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可以说，这个版本比原来的版本错误要少不少。

我教学生翻译，也让学生了解到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有很多选择。我经常跟他们说，如果说你能够清楚为什么这样做，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我也算你对。一般来说，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参考答案，比如史景迁作品的翻译。有的时候，我还提供自己翻译的段落，或者同学们非常有创意的翻译，我也给他们做对比。

郑老师刚才提到，在香港做研究要求非常高，所以这套书跟我的教学息息相关，结合得蛮好，否则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做跟教学没有关系的事情。

讲到校译的问题，我基本上要尊重原来的译者。参与的校译的人员非常认真，他们觉得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找出了很多问题，我全部要一个个地看，有的时候斟酌再三，基本上都还原了原来的翻译。有些跟文史有关系的内容，查不到的时候就问郑老师，都能解决掉。

之所以尊重译者的译法，是因为语言有自己的风格，一个翻译作品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你突然之间把它改一下的话，整个就会不连贯，为了保持风格上的一致，我们基本上就不改动了，改的是一些真是非改不可的“硬伤”——有这样一些硬伤，一开始我还蛮惊讶的。

有的译者文笔还是很好的，非常通顺，而且是文史出身的，比如温恰溢先生，曾经得到史景迁认可，所以我们基本上用了温老师的版本。因为他文史知识方面的错误一般来说比较少，“硬伤”只出在一些文辞方面。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地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里面充满了机锋，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有的时候译者正好翻译反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拨乱反正”。

其次，严复说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信”比较容易做到（有些硬伤出在“信”方面），“达”，通顺、通达也可以做到，但是“雅”有的时候要见仁见智了。

史景迁讲故事，故事里面就有人物，还有场景、历史背景，他要把它说清楚，而且还要考虑到读者不光是专业人士。学问做得好的学者能够深入浅出，其实“深入”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浅出”确实就非常非常难了。

我碰到很多来中国的洋人，不管是从商也好，或者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也好，讲到史景迁他们都知道，他们来中国之前如果要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可能就是史景迁的书，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是因为他帅，其实不完全，很多人其实也没有见到过他。

他的帅是表现在他写得非常漂亮，引人入胜。他讲到人物精彩的话，该简洁的时候寥寥几笔，画龙点睛，讲到意境的时候也非常精彩。《王氏之死》有一段英文美妙极了，很难翻译。

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 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 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 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 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 rather they grew 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 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 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我自己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很美。很多人会把ambiguous这个词翻译成“暧昧”，把profound翻译成“深远”，但在这里就不合适。

我们自己当时也试着翻了一段，但只是一小段，因为如果通篇从头到尾翻的话，就变成我们在翻译，而不是校译了。就好像裁判也跳到泳池去比赛，这当然是不行的。

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退潮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拾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和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史景迁的语言实在是太好了，该婉转曲折的时候婉转曲折，该简短的时候又非常简短。有人曾写商榷文章，提到书里涉及个别史实的问题，但我们作为翻译是没有权利修改它的，史景迁先生自己才可以决定是否修改。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翻译改了以后做一个译注，跟读者交代原文是怎样的，实际上又应该是怎样的，但这个不是我们这次想要做的事情。

经过翻译过程的探索，我相信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又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且史景迁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故事，我们中国读者会有更多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