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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易烊千玺喜欢看我的书,这小孩挺好,我挺高兴

2019-08-30 19: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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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班宇从小长于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 大学毕业时,工人村日渐凋敝,班宇全家搬离了这里。他成了一名出版社的古文编辑, 日常工作细碎,没有多少乐趣。 他通过业余时间撰写摇滚乐评来获得自我实现, 但媒体飞速变化,音乐杂志接连倒闭,班宇无稿可写。

年近三十,班宇开始书写工人村和过去的故事,出版短篇小说集《冬泳》,同时得到了严肃文学圈和大众的关注认可。 易烊千玺在Instagram上发了《冬泳》的书封——这直接导致《冬泳》多次加印,成了今年出版市场上一匹亮眼的黑马。 有媒体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易烊千玺拯救了严肃文学”。

班宇对此事的反应是,年轻人愿意读纯文学,当然是好事。 “我挺高兴。 他们不是跟风,是真的认真在读。 ”

成为一名作家

工人村到了。 班宇走下车,一排棕红色俄式建筑立在眼前。 外墙新漆过,有几栋换了铝合金窗户。 一个凹进去的台子摆了两盆假红花,颜色挺艳。 “看外边色儿还行哈,你进楼洞里边瞅。 ”班宇转头说。

走进楼洞,光迅速暗淡,一股骚味往人鼻子里钻。 里头又闷又热,让人喘不上气。 住户的门都半掩,墙壁剥落,随处印着小广告。

班宇笑了笑,“这是50年代的楼,当时这楼相当突出,作为工人村,都是先进标兵来住”。 他说话很快,操一口纯正东北腔,看上去也像个典型的东北爷们儿——人中缝有颗显眼的肉痣,个头不高,有些胖,习惯穿黑色T恤,抽“中南海”的烟。

现在,179栋红砖房大多没了。 剩下的32栋,改名为省级文物,不知都是些什么人住在里头。 班宇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这儿。

2016年的一天,朋友发来微信,邀请他参加豆瓣阅读的征文比赛。 那时候,班宇快30岁,本职工作是沈阳一家出版社的古文编辑,日常工作细碎,没有多少乐趣。 往前的10年,他通过业余时间撰写摇滚乐评来获得自我实现。 但媒体飞速变化,音乐杂志接连倒闭,班宇无稿可写。 现在,他站在了文学的门外。

班宇应了下来。 下班后,他坐在单位的电脑前,想起前几天刚在一个工人村朋友开的小饭馆聚会,可以从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 一落笔,班宇就写了四五千字,“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

“住在工人村里的,老弱病残居多,这些落后于时代半个世纪的人们是天然的钉子户。 比起那些离开的恶,仍住在这里的人们,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这幢老房子,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得惊天动地一点儿,是没办法翻身的。 ”

他写一位在工人村开古董店的退伍军人,名为老孙。 老孙下乡收古董,被村里干部逼着收了“传家宝”: 一个腌咸菜的陶土罐子。 “时代变了”,老孙说。 故事的结尾,老孙做了一个相似的骗局,老孙也变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很难指责这种低劣”,班宇说。 他又写了四五篇工人村群像,下笔很快,一两天就能来上一篇。

工人村系列拿了豆瓣征文喜剧组的首奖。 去北京领奖,班宇站上领奖台,说起“脱口秀”: 得奖之后,家庭地位有所提升,最近半个月不怎么刷碗了。 演讲结束,他收起玩笑话,认认真真地说,自己以后会接着写。

回到沈阳,班宇兑现了诺言。 他写被印厂机器卷走胳膊的工人、追债的年轻人和生疏的赌徒,文章接连在《收获》、《当代》上发表。 文坛的认可很快传来: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收获文学排行榜年度短篇第一。 在班宇家的书柜里,七八座奖杯随处摆放着。

去年年底,班宇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冬泳》。 “理想国”的编辑罗丹妮说,《冬泳》卖得很好,算是今年纯文学市场上的一匹黑马,“他同时得到了严肃文学圈和更普通大众的关注和认可。 ”

就连明星易烊千玺也在ins上发了《冬泳》的书封——这直接导致了《冬泳》的多次加印。

问起《冬泳》,易烊千玺说,他偶然从一个读书公号上看到《冬泳》,便网购买来。 阅读体验“很奇妙”,“(书)里面的人很不一样”。 他最喜欢同名篇目《冬泳》: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年轻人,忍了一路羞辱,直到最后才想起什么,捡了块砖头,追回去拍死对方。 “反正他拿砖头打那个男人的时候,我是没想到”。

班宇起初很意外会与一位“顶级流量”产生联系。 有天一大早,他看到小姨子发来的截图,第一反应是,这谁啊? 易烊千玺的ins账号是_4444x_。 他没整明白。

老婆告诉他,这是易烊千玺呢。 他说哦,那仨小孩是不? 妻子把易烊千玺的一段视频发给他,他看了看,这小孩跳了个舞,唱了首歌,贝斯弹得不错,还挺艺术。 当天他去淘宝上搜索《冬泳》,书名前都打上了“易烊千玺推荐”,又去搜了搜当当、京东,发现都改了。

班宇后来到长沙、南京的书店做活动,不少易烊千玺的粉丝过来参加,班宇说,大多是“小妹妹”。 小妹妹们说,班宇老师,能给我写个“鹤”字不? 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读者,请他在书上写,“to 易烊千玺”。 班宇心想,说不定这书真给寄到易烊千玺手上了。

班宇说,他并不好奇易烊千玺为什么会看《冬泳》——这小孩挺好,应该是有自我探索的需求,才看这书。 要不然,他只顾着赚钱就好了呀?

他发了条微博: 谢谢易烊千玺,祝大家早日拥有今冬最后一款时尚单品。

现在,班宇成了一名作家——一名有些名气的纯文学作家。 《沈阳日报》采访班宇后,岳父专门买了5份报纸,塑封好,整整齐齐送来: 你们好好留着。 朋友也开玩笑,说现在走街上都能听见他名儿——下馆子,隔壁俩大哥唠嗑: 听说现在什么班宇火了。 咱们也来写,又懂文学,又懂市场,又懂营销,肯定比他强!

没有来由的力量

路过“工人村浴池”,班宇停下脚步,看了看。 “小学经常来这儿,洗个澡,搓个背。 ”玻璃门上贴着“十元一次”的标价,座椅孤零零立着,门被铁链锁上了。

“(这店)应该还在”,班宇也说不准。

他本来想去生活馆,不巧参观时间已过。 工人村剩下的32栋里,有7栋围成了半圈,组成工人村生活馆,对外开放,算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集体生活做了纪念。 馆里摆了五六百件过去的旧玩意儿,木床、电视、手风琴。 在“工人村老年超市”,钩子上还挂着塑料做的猪头肉——工厂最欣欣向荣的时候,到了冬天,工人村每家窗户上都挂着猪头。

生活馆的一位保安说,馆里有一半被改成了老年活动中心,一天见不着几个游客。 “现在没什么人愿意看这些”。 偶尔来了人,他便热情地领着参观。

班宇也有小半年没来工人村附近转悠了。 这期间,他第一次频繁离开沈阳。 为了宣传新书,他连着跑了七八个南方城市: 上海、广州、长沙、南昌……每一个地方也没停留太久,坐车,写稿,对谈,再赶往另一个地方。

南方城市的读者好奇班宇所描绘的东北。 有人问: 为什么你还不逃离东北? 还有年轻的读者问: 我每天过得已经很难受了,为什么还要读你这让我更难受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想到东北就很难受,”班宇坐在店里,吃下一块锅包肉,再喝了两口金纯啤酒,“就好像在上帝面前,一个人说我有病,上帝就让他赶紧滚掉。 ”

的确有许多人在“逃离东北”。 光是去年,班宇就送走了3位好友,有去北京互联网公司的,也有去海南做房地产的。 《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东北作家”的专栏,采访了班宇、双雪涛、郑执、贾行家——他们同样将东北作为写作的土壤。 可除了班宇,另外3位都常住北京了。

不逃离的班宇像是个异类。 他没太有离开这片土地的意愿。 高考时,他想考沈阳的大学,志愿填报没对路。 大学一毕业,他就回来了,在此工作,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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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到最重视中国过去10年发生的什么变化时,班宇回答:

人在故乡里漂泊。

他解释说,“城市的精神与面貌,变得比人更快,偶尔会有很强烈的失措感。 ”

他目睹了成片的工厂消失,再看一座座商业住宅和商场拔地而起。 朋友来沈阳,班宇总会带着去趟中国工业博物馆——那儿有沈阳铸造厂的原厂。 巨大的、黑暗的管道和机器仍在散发焦油的气味。 地上伫立着一些工人的模型,他们手持旗子,等风吹过,旗子啪嗒啪嗒地响动。 偶尔野猫闯入厂房,钢筋还会发出关节摩擦的声音。

小时候,班宇也常去工厂玩儿,他父母是变压器厂的双职工。 印象中,工人们在下岗前早就无所事事。 记者来采访班宇,也常会问起父母下岗的故事。 他一遍遍回答,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会把孩子保护得很好。 比如上重点中学要交九千元,父母能准时交上。 “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

但还是能在他的叙述中发现一些历史的痕迹。 过往的一次采访,班宇提起,2000年春节家族聚会的饭桌上,他突然发现,家族十几口人,只有14岁的他和父亲两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

“那时内心有一点儿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 ”

少年班宇的出口是摇滚乐。 那些父辈的故事,比如被工厂机器卷掉胳膊的姑父(后来班宇以此为原型写了《盘锦豹子》),下岗后迷恋“扑克机”的舅舅,暂时都被封存在了记忆里。

放学了,班宇骑上6分钟的自行车,抵达一个离工人村不远的铁皮房子。 房子有三面墙摆着一排排的唱片,任由顾客挑选,简装盗版的、精装的、打口的。 去上三五次,班宇才能攒够钱买一张碟。 第一次是偶然逛进去的。 老板说,随便选10首歌,他能帮着录碟。 班宇没凑齐10首,就让老板随便录。 等回家用音响放,有Pink Floyd、Nirvana、Guns N' Roses,他听完实在喜欢。 后来,班宇几乎把所有身家都拿去买碟了。

他至今还记得一句歌词: 孩子,你是在挖金矿吗? 不,我是在挖掘地下的火焰。 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相当震撼”。

班宇还买来许多音乐杂志,对上边的乐队介绍和故事视若珍宝。 《我爱摇滚乐》的后半部分,常登载一些没有版权的小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乔治·奥威尔。 他读到《一九八四》: 过去决定未来,现在决定过去。 又看“垮掉的一代”、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知道这和摇滚乐相通,是同一套“反叛和自由的逻辑”。 那时班宇相信这种“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 ”

大学时候,他念了不喜欢的计算机专业,整日逃课、喝酒、听摇滚乐,自个儿琢磨着写摇滚乐乐评。 他家里至今还留存两大摞摇滚杂志: 《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多数现在已经停刊。 翻开其中一期,班宇化名“病雨”,写一支香港小众乐队: 摇滚,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生命执着的态度,摇滚为人民发声的本质远比炫技来得重要多了!

等毕业,稿费不足以支撑生活,班宇仍需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回到沈阳,去一家出版社做古文编辑,整理书稿,和《三字经》、《尚书》这类的国学打交道。 后来分派了沟通上的事务,一待就是十年。

“做得熟练了,”班宇说。 他把工作当作“活儿”,家里从不摆公司出版的书籍。 “我已经不求一份喜欢的工作,只求这工作别让我每天有那么强烈的反感情绪。 ”出版社氛围舒服,有人读亨利·米勒,也有人读《明朝那些事儿》,至少都是爱读书的人,每天能见到好几个书的包裹。

老板也管得轻松。 做完活儿,时间就交由自己安排。 下班后,班宇习惯一个人留在工位上,开始写作。 戴上耳机,播放音乐,他便进入了另一个身份——从前是乐评人“病雨”,豆瓣上的“坦克手贝吉塔”——现在是作家班宇。

回到工人村

第一次和班宇见面,是在北京一家日料馆。去了才知道,他喊上了在摩登天空工作的兄弟马加,以前也写摇滚乐乐评。酒过一轮,聊起为什么现在不写乐评,马加和班宇对视了一下。

“2015年,好多都黄了。要不然稿费特低,我2007年写的时候千字60,2015年变千字50了。”班宇说。“对,没法写了。”马加附和。

“后来太不讲理,”班宇说,一次有家杂志许久没打稿费,他去找编辑,编辑说你为什么找我呢?“我不找你,我找谁呀,你和我约的稿。他说你找我们主编啊,我说你们主编刚刚脑溢血,你让我找他,你们不欺负人嘛。”他当笑话说起,又喝了口扎啤。

外界的迅速变化或许是一个诱因。班宇感到写乐评成了件疲惫的事儿,就连听摇滚的愉悦感也下滑了。有时上音乐播放器Spotify,“推荐里基本上把后半生该听的音乐都安排好了,可怕,每一个都优秀,听不完的,下载不完的。”以前听到一张新专辑,他会循环着放,现在是一遍过,“感到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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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试着转换方向,先写球评,写体育精神和政策,总感觉不对路。 豆瓣来签约,让他写专栏“东北疯食录”。 他每周写一篇,写东北的野烤玉米、锅包肉、排骨土豆炖豆角,尝试写人的乡愁。 连载人气挺高。 但写到第十篇,他就不愿写了。 妻子说,有时班宇一个人在房间里写,写完出来会抱怨,有些躁。

直到朋友发来比赛邀请,班宇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工人村。 “感到可以用文学来确认自我的价值”。 可写完工人村系列,班宇又有些不甘心。 “工人村是个很轻的作品”,这是比赛,要考虑阅读形式,考虑载体,总还算一个命题作文。 那之后呢?

那阵子碰上世界杯,班宇“哐哐”地熬了许多个大夜。 一个夜晚,班宇坐在客厅的桌前,对着电脑,开了音响,忽然有了写小说的“动机”: 一个年轻人进入快要倒闭的工厂。 工厂结构崩溃之后,这个人的尾声该如何延续? 他写年轻人帮助工厂讨债成功,领导和秘书却将债款卷走逃去——“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 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

班宇把这篇命名为《洪水之年》(后改名为《梯形夕阳》)。 他觉得找到了写作的一个母题,“有一个巨大的历史阴影在推动它前进”: 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 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起来。

过往的记忆浮现出来,后来的几篇顺当了。 他写《盘锦豹子》,主角孙旭庭被命运一路挤压,最后一刻终于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嘶喊。 《肃杀》中,下岗的父亲被朋友骗去了用以谋生的摩托。 评论家周河说,小说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朝向更尖锐的刺去: 历史的不幸没有到孙旭庭这一代为止,他们的后代还在持久地承受历史的阵痛。 《枪墓》中,父亲孙少军被处以极刑,儿子孙程带着记忆四处漂泊,“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只能独自走完”。

拿到这些书稿,罗丹妮一口气读完了,感到“不大像是一个新手写的”。 她从这些文字里读出了一种情感: 我接受这儿,我和这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关注他们,书写他们。 “班宇是真正关心身边人的生活。 ”

班宇最喜欢的一篇是《冬泳》,也将书名定为此。 写《冬泳》的时候,班宇正在经历一个不怎么愉快的冬天——书的出版并不算顺利。 那时下过几场雪,风很大,沙石飞走,仿佛要将人和脏雪、灰尘卷在一起。 他走在道路上,“每天都在骂”,想做出一点儿抵抗来,于是创作了《冬泳》。

“《冬泳》的结尾,主角从河里上了岸。 你之前说,一个人经历自我的逃逸和出走,输给很多事物,才能赢回一点点儿自我。 你是想表达主角最终得到了某种逃逸吗? ”

班宇摇头,“逃逸是我不太认可的一个套话,只是这个话很安全。 文学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逃掉的。 永远是在这条线上翻来覆去地挣扎,无限地缠绕。 ”

他好奇的是,一个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内心有无数的印痕,印痕忽然加重加深,显现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家庭聚会上,班宇问起亲人对工厂生活的看法,他们展现了同样漠然的神情。 “被时代抛上去、下来,抛上去、下来,变得习惯之后,看上去,人会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 ”他想继续书写这种“被时代颠簸消解掉的困惑”。 对班宇来说,这是“所有作品的出发点”。

写小说的时候,班宇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十分美妙”。 美妙过后,也有愧疚。 他常在深夜里问自己: 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在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 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闪。

班宇说,只有继续写作,不断校正,尽管始终无法命中靶心。就像被印在《冬泳》封底的第二段话第一句所说的那样:“想象自己是在开一艘船,海风,灯塔,浪花,礁石,在黑暗的地方,正等待着他逐个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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