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瑜︱荒野还是庄园？——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澳大利亚

《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澳]比尔·甘觅奇著，段满福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464页，99.00元

2011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比尔·甘觅奇（Bill Gammage）出版了《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该书出版后的影响立刻超越了历史学界，在澳大利亚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界引发广泛讨论，随后斩获2012年度历史类图书的澳大利亚总理奖。

作者大胆使用了殖民地早期的绘画、地图等图片资料，将其与近代以来的照片、文本资料对照研究，并综合运用当代的人类学、生态学成果，为读者细致入微地讲述了土著居民是怎样用火塑造澳大利亚景观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土著居民复杂而系统的土地管理与社会生活，梳理土著的土地管理与1788年后殖民农牧业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土著与火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本书的新意在于问题提出的视角和新“材料”的使用，及其对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的新解。这本书是传统土著史研究者迎接殖民生态批评和生态环境史研究范式挑战后做出的有力反馈。

澳大利亚的土著研究

与大部分欧洲殖民形成的国家相似，澳大利亚境内的土著研究几乎与殖民历史同步。1901年联邦建立后，人类学、民族志学者最先开启了规范化的现场抢救性研究。对于刚刚脱离母国怀抱的新生国家来说，这类学术研究的意义有二：一、提供了地域内人类史前时期的语言、宗教、艺术和婚姻和其他社会制度的证据；二、利用最原始的民族学资料来构建关于人类本质的叩问。抢救性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线性的进化论，土著居民被当作终将“逝去”的种族。因此，这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土著居民，生活在欧洲殖民农牧社区边缘的土著群体则被认为失去了种族与文化的纯粹性而不能引起关注。

此后，澳大利亚也开始了对土著社会的重新评价的缓慢进程。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去殖民化的进程使得澳大利亚的立国之基“白澳”思想受到挑战。学术界也开始回应这类思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学已经开始研究与欧洲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土著社区。这类研究的重点是土著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不再执着探索土著居民的古老根源。继而，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并认定了土著人作为澳洲大陆的发现者、探索者的价值。七十年代，历史学的醒悟姗姗来迟，历史学家终结了“澳大利亚的大沉默”，在多元文化的倡议中重新书写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史。

土著的土地管理史也是学术研究转向后带来的全新命题。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数代澳大利亚人共识地认同土著居民普遍的“原始”特性，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保主义者也倾向于相信与自然和平相处的高贵野蛮人的存在，这种认可一度成为现代环保运动的理论武器。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史学的重建打破了这种成见。史前史学家赖斯·琼斯（Ryhs Jones）、西尔维亚·哈勒姆（Sylvia Hallam）等人对土著人用火的探讨带来了学界对“点火棒农业”的全新认识，也成为这类研究的起点。于此，《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在充分综合了零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土著土地管理的规模和范围提出超出既往的新认识。

图片与历史学家的景观实验室

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他的设问不仅仅基于对历史文献的阅读，还有赖于他对于澳大利亚景观的深刻理解。甘觅奇综合了大量的油画、素描和照片资料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178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相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早期的草场现在都已林木荫荫，原先没有林下灌木的疏林现在长满了密集的灌木丛。也就是说与现在相比，澳大利亚原来有更多的草、更多的疏林、较少的灌木和雨林。第二，当代澳大利亚雨林中有一种奇特的景色，雨林植被中间或夹杂着高大的桉树。这两种格格不入的物种融洽地出现在同一幅画面。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关注的丛林大火、过度的放牧等因素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完好的解释。比尔认为：土著常年的用火抑制了树木的生长。殖民者到来时，他们所见到的如荒野庄园般存在的新大陆恰恰是由土著居民系统的用火精心维护的。欧洲殖民终结了土著用火，继而草地疏林被灌木林取代，所以土著用火的结束是澳大利亚景观改变的最直接原因。与之类似，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桉树幼苗是不能在雨林中生长的。桉树与雨林交杂的景观之所以得以出现，是因为桉树成长期间这里并没有雨林，因为火抑制了雨林的生长，用火停止后，雨林自然回归。

这种认识的诞生过程，也是本书使用“材料”的重要特征。甘觅奇将殖民时期的绘画和照片分为几个对照组，画面的筛选观察亦如史料的阅读比对。这些图片不仅展现了桉树和雨林对光、干旱和火的独特反应，也呈现了殖民时代前土地管理的各个方面。桉树的特质在于它对光照几近疯狂的追逐：在阴影中桉树会迅速的垂直攀升，不浪费一厘米的高度；在阴影的边缘向着阳光弯曲；在阳光下，迅速的向上生长，然后开始横向生长。这点对历史学家很有用：一棵蜜桉的姿态，向阳和背阳的疏密程度，一棵疏花桉的高度，伸展的范围都可以用于判断它们生存环境中的光照情况，进而推断曾经的植被分布，而每一代桉树之间的间距则揭示出更广范围内的地貌变化。因此在这些无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著人在早期澳大利亚风景画和今天的澳大利亚景观中的存在。比尔的研究在对比中实现了对当代的景观的历史化解读，为读者描述了某种特定景观形成背后的历时性变化，于是读者也从照片中“看见”了已经不再那里的树，这些画面也成为历史学家的景观实验室。

“景观”一词原本仅仅具有美学视觉层面的含义。十九世纪初，洪堡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引入地理学，赋予景观新的内涵，用以表述具有某种特征的自然风貌，景观研究成为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学家介入景观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后半叶，威廉·霍斯金斯（William Hoskins）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Hodder & Stoughton, 1955；可参看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的梅雪芹、刘梦霏的中文译本）中提出“景观”不仅可以为学者提供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一手资料的机会，更对学者们研究景观的方式和手段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景观本身就是一座内容及其丰富的史料库。比尔正是从历史学出发，在大自然的景观实验室中，运用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为读者解读了人类活动与自然景观变迁之间的联系。

荒野与农田

澳大利亚也曾经广泛使用一个美国人创造的词汇“荒野”，想象这里是人迹未至的森林，荒无人烟。从事农牧生产的欧洲殖民者自然这样认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也这样附和。此后赖斯·琼斯（Ryhs Jones）、史蒂芬·派因（Stephen Pyne）等人的研究中对土著居民土地管理技能的平反已经让学界普遍接受了土著用火持续、有目的改造澳大利亚景观的事实。但是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包括琼斯本人也认为土著的这一技能依然是“原始的”，而且他们不是农民。因为当农民不仅是一种全职的工作，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比尔从对景观的历史性解读出发，重建了土著居民广泛、全面且深刻的用火实践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生活，和用火背后的思想世界。他不仅大胆地论断土著居民的用火天然就是农业，更认为1788年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存在理应颠覆人们对于农民的定义：澳大利亚的众多土著部落会焚烧，并以此为基础来耕作和种植。土著的土地管理遵守并继承严格的法则与传统，不仅手段便捷，且结果可预测。有技巧的焚烧可以使森林茂密、草地开阔，便于捕猎。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移植和浇水，甚至会存储粮食并开展交易。他们与传统农民的差异在于土著居民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是流动的，尽管部分土著居民也有村庄，但大多数人只在收割的时候住在村庄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差异呢？澳大利亚缺少适合驯化的动物，因此土著也不饲养牲畜。更重要的是，由于澳大利亚是地球上少数的没有大型攻击性野兽的大陆，土著居民在幸运地逃脱野兽袭击压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固定居所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农耕民族对农业的定义是很苛刻的，他们本能地认为文明的概念，甚至文明的等级制度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土著居民从事的生产活动也有严格的界定。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也关照过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他显然认为这里的人口供养和增长都受制于食物的供应。对大部分观察者而言，狩猎采集者的食物获取依靠的是自然一时的恩宠与侥幸，这种不确定性也使得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进而限制了人口的数量，最终阻碍了他们走向文明。说到底在他们看来，狩猎采集者理所当然是大自然的受害者而非耕种者。

所以澳大利亚土著土地管理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个案引向读者了对人类文明史上另一重要命题的追问：是什么力量让农民选择了定居？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种选择并非主动，可能也不是由气候、虫害和疾病造成的，更不是因为富足的野生植物资源帮助他们形成人口——生产力螺旋型上升的模式，最终将人们拥挤地束缚在眼前的土地上。相反，定居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家畜免受大型食肉动物的侵扰。迈出这一步并不是为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要远离更糟糕的状况。在澳大利亚大陆的部分区域，这里的人们会经历农业的每一个过程，火的管理和人造的群落形成了没有围栏的农场，但是没有让他们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是因为火的使用，让自然对他们的约束要比对农民的小。农民和土著人管理土地的重要区别还在于这份事业的规模。干旱与火是同盟军，从一开始土著就不得不管理着更大的区域，他们实际上将资源分布在更辽阔和广袤的地域上，这样可以在遭遇坏时节时保证稳定的供给。而火的使用是可预测的，在耕作时节，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也是可控的。1788年的时候，生活在地球上最干燥的大洲可能使人们摆脱了一种人口的强大破坏力，免于参与定居农业这种自我捆绑的忙碌活动中。流动性没有让他们成为农民，而是使他们成了一群自由人。

当1788年的第一舰队横跨了半个地球来到澳大利亚时，随船抵达的不仅仅有囚犯与军官，还有来自农业文明的牲畜与种子。土著的家园即将成为他们繁殖的温床，土著人的流动生活，使得欧洲人不得不围起栅栏、安定下来，保护领地，并以辛劳为美德。殖民者所作的一切让土著变成了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确切地说是变成了他们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文明化。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土著数量急剧下降，塔斯马尼亚人甚至没有能够问出像雅丽在新几内亚问贾雷德?戴蒙德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拥有的比我们多？”就已灭绝。

火与新欧洲

欧洲人对四季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气温而并非降雨量，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雨水对澳大利亚的管理是最关键的。同时，“干旱”又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对农民来说，干旱就是吸收的水和散失的水之间的缺口，“适应干旱”意味着培育耐旱品种对抗极端季候，而不是调整生产适应干旱产生的影响。现代人与欧洲殖民者都比1788时候的土著居民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都害怕火，火是长了腿的干旱。也正因此，现代人很少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干旱与火曾经维持了澳大利亚更广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气候与土壤也造就了具有共同基础的植物群，手持火把的土著居民加入其中，塑造了当地的顶级群落。

在经历长期的干旱与炙烤后，澳大利亚大陆上对干旱和火敏感的物种都赶在耐旱耐火的物种前退居到了降水量更高的地区。植被应对旱灾和火的方式是类似的，比如重新生长或者结籽。但是干旱和火的不同之初在于，干旱鲜少有益于植被生长。欧洲人到来后，广泛而系统的用火停止了，当地植被随即发生变化。1788年以后，有的植物幸存下来，有的物种更兴旺，但是更普遍的是地方性的物种灭绝。海岸上的红刺柏、棕榈和番杏已经不见。兰花、百合、香草以及众多冬季一年生植物原本是小型哺乳动物的主要食物，现在它们都从人们熟悉的地界上消失了。曾经广泛分布的特定物种的大面积消失扰乱了生态系统。在新南威尔士的沿海丛林中，地栖鹦鹉每隔三至七年需要火来平衡食物和栖息地，1968年这种鹦鹉已经灭绝。自1940年以来，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哺乳动物灭绝发生在澳大利亚。殖民时代以来的森林大火是猛烈而随机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摧毁了土著人焚烧几千年维护的繁荣茂盛。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人破坏了由干旱与火造就的基因库。这些物种的消失反过来又遮盖了当年资源丰富且相互联系这一事实。

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1986；可参看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译本）中，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对澳大利亚的定位是很暧昧的。他所构建的“新欧洲”地图中，澳大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它有极强的新欧洲属性：隶属温带，从种族的角度来看，是世界上最“白”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欧式农业从未能真正建立。对此，《地球上最大的庄园》从史前史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解释：土著居民创造的庄园既是欧式农业建立的起点，也是新欧洲的生态限度。土著居民曾经非常认真的管理土地，这为欧洲殖民者的田园生活铺平了道路。前者越是执着，后者越可能侵占它。而正如火曾经塑造过这片土地一样，火的消失也在改变这里的景观，连同英国人引入的浅根草类、被羊蹄夯实的土壤、干涸的水系制造了蔓延的盐碱化、进而成为欧式农业推进的障碍。水坝和灌溉系统通常替代了季节性的河流，这些变化使得干旱更加肆虐。

本书是围绕土著居民残存的景观遗产进行推断的。但是对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的辨析仍有意犹未尽之感。第一、土著用火把所维护的庄园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自然本身在其中扮演的分量如何，作者是否过高的估计了土著的能力，这点是存疑的。第二、土著的烧荒管理的技术在千万年间肯定发生过变化，但是限于考古证据和作者所依赖的材料所限，并未能有区别的厘清，难免遗憾。

上个世纪末，在澳大利亚引入植被保护法律的时候，1788年前植被的密集程度甚至引发了生态学家的集体焦虑，他们担忧历史上较低的植被覆盖率会成为森林砍伐的证据。所以，历史学家的景观实验室存在意义还在于把景观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信息，变成引导决策的证据，为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参考。指导我们去思考现代环境保护的基准和意义。以澳大利亚为例，退耕还林后的浓密树林固然会受到鸟儿的青睐，但与殖民时期的疏林却有天壤之别，这里近代以来的树木生长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物种入侵。现代人类拥有的武器已经远胜火把，此时更需要我们可以以审慎的态度去读懂景观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