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一代人的记忆：东昌电影院变身，以展览反映时代变迁

近日，上海浦东东昌电影院经过五年重装，变身为“东昌弈空间”，并以一场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展览“可善的陌生”正式对外开放。建于1954年的东昌电影院作为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家电影院，构建了那一代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如今，改造一新后的空间将成为连接科技、艺术与教育的国际交流平台。展览举行之际，澎湃新闻近日与两位策展人进行了对话，在他们看来，相比于温情地怀旧或是刻意地衔接历史，展览更希望引导人们“向前看”，去思考如今这个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

作为浦东新区第一家电影院，东昌电影院与浦东工人文化宫、浦东工业等构建了那一时期浦东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淹没在高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圈中，变成了一代人的记忆。经过五年的重装，昔日“东昌电影院”的字牌已经被崭新的“东昌弈空间”所替代。未来，这里将承载艺术展示、电竞赛事、沉浸式戏剧演出等功能。

在这个新开放的空间周围，一些路段正在施工中。驶近目的地，出租车司机指指窗外，列举出这里过去都有哪些店铺。展览开幕当天，澎湃新闻看到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带着单反相机来到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电影院，或许是想要寻找曾经的记忆。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无比“陌生”的展览：一层的空间里展示着大大小小的视频装置，讲述着人工智能、太空、未来科技等内容。浦东新区的第一块“大银幕”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们回应当代的媒介、技术而创造出的一个个“碎片”。

展览“可善的陌生”展出国内外39位／组艺术家的44件／组作品，涵盖架上绘画、装置、摄影、录像、表演等形式，这些作品均创作于2008至2018这十年间。展览基于一个虚构的场景，故事的主角可能是未来的人类或全新的物种，在这里呈现其“私人藏品”。一楼的“藏品”大多以“数字”的形式呈现，而到了二楼，日常寓所式的环境暗示了时空的“后退”，这里更多地展出了绘画以及雕塑等作品。

考虑到场所的历史，人们或许期待这场展览会承载许多回忆，但是在策展人颜晓东看来，展览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去思考怎么调整姿态朝前看，思考人们在面对技术的包围时应该做出怎样的行动，“我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普通人走进展览，他觉得看完后应该买一盆花，或者应该把放在家里很久的某一本书拿出来再看一看，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此次展览中的大量作品涉及到新媒体、人工智能等当下艺术中的人们话题，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龙星如此前也曾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等地策划过一系列有关新媒体艺术的展览，但她在采访中坦言，自己其实是一个相对“技术中立”的人，“所谓的新媒体艺术，或者是人工智能艺术，将某一种具体的技术形态加在艺术的前面，去试图让它成为一个门类，这个逻辑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如今的“数字原住民”一代人而言，技术是我们不得不去直视的东西，只有把它提炼出来，我们才可能认识它。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展览的标题“可善的陌生”？

颜晓东：整个展览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未来的存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存在是不是人类，就做了开放式的设定。展览的四个时空“胶囊”都来自于这个虚构人物的这个收藏。这是展览大概的逻辑和概念。

“陌生”和“可善”好像不是挨着的两个词，但在我们看来，陌生可能是一种常态：我们也是陌生人，在这种陌生的状态下如何彼此面对并展开对话，是我们想要讨论的东西。那么这种小尺度的关系如果被放大，如果是个体和群体，或者是群体和群体，国家与国家，甚至是物种和物种之间，你会发现，“陌生”其实是必然的。这个展览本身是希望相对积极或者是乐观一点的来看待“陌生”。比如我们都想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亚，就是说，每一个个体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整个星球联系在一起。

龙星如：早期的“盖亚假说”指的是地球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进行自主调节并且变得适宜人类生存。后来，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了“盖亚2.0”，强调人类和他们的技术的进化可以为地球的自我调节增加一个新的“自我意识”水平。

我们在这个展览中提出了一个“新认知能力”。就是说，在当下，当我们人类没有办法脱离感知经验的时候，我们怎么让自身的认知系统和不断迭代的技术之间去咬合、去互相调整，这是我们试图去探索的一个方向。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展览中的四个“时空胶囊”？

龙星如：一层的空间是在回应“可善的陌生”（kind stranger）的概念。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浏览器上有一个“收藏夹”，早期的计算机界面为了方便理解，它的功能都是拟物的。但其实，数字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一种收藏，它是这个“陌生人”的记忆碎片。所以从这个逻辑出发，我先假设一层都是以信息和数据库形式存在的“收藏”，然后分成三个章节，它其实是“离开地球表面”的过程。第一个章节是“完全”，它的概念来自1967年我们人类看到了第一张倒过来看地球的照片，直到那张照片出现我们才知道，地球是个完整的整体。这个章节的作品，比如《蜿蜒的河流》《非地点》都是在讲，我们怎么用一个全局的、完整的人类的方式去反观自身。第二个章节是“蓝点”，概念的起源是旅行者1号离开太阳系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上面的地球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星星。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地球，其实在这张照片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蓝点，可能和天上的任何一颗星星都是一样的，于是，在这个章节，我们看到冯冰伊的作品，她模拟了一个表世界和里世界，她觉得地球是在一个球里面的玩具。再往外飞，越来越快，其实你是在回到人类过去，所以第三个章节是“遗产”，在这个章节里面，你会看到aaajiao的《记忆贩卖器》等等。

整个故事是这样连接到二楼的：离开了地球表面，离开了太阳系，越飞越快，然后发现回到了过去……所以我一直认为，所谓的太空探索其实是向内的，就不存在什么远征，它是向内的探索。

颜晓东：二楼的部分就表现得更怀旧一些，像是家里是一个日常、真实的生活环境一样，我们把它布置得有点像是寓所。一般的展厅展墙上都有作品，但我们这次展览中的展墙上几乎是没有作品的，墙面是蓝色的，那个蓝色其实是“屏幕蓝”，我们想要营造一种错置感，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是同时接受真实的物理材料、空间和虚拟的环境。

澎湃新闻：展览上有各种媒介的作品，你们是如何进行选择并且把它们组织起来的？

颜晓东：我们并不是强调科技感，或者是很炫酷的效果，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带有科幻性的设定，通过这种时空的故事情节，把人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一点点，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状态。所以展览有一个出发点是对于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提取人们的状态的一个抽样。所以，时间上所有的作品完成于08年到18年，是十年的时间，然后艺术家之间有非常宽的代级，有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李山，也有一批9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不同的代级在穿过同一个时间空间的时候，表达和状态是不一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展览所在的场所前身是东昌电影院，它本身有很长的历史，这次的展览会不会对于场所的历史有所回应？

颜晓东：我们没有打算刻意地进行一种温情的怀旧，没有太过于去衔接它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建于50年代的电影院对于普通市民，尤其是工人阶层来说，在他们的文娱生活里可能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调整姿态朝前看。

我们也有定制化的地方，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开幕展还是要有一定的规模、吸引力和话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尝试，希望能为机构提供一种内容的形式，让展览不是针对艺术圈或是技术圈，而是做一个让普通人来看的展览，它又有别于消遣式网红化的东西，我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普通人走进来，他觉得他看完后应该买一盆花，或者应该把放在家里很久的某一本书拿出来再看一看，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这个不是我们两个策展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这个机构应该如何重新建立和时代、和人的关系。

澎湃新闻：现在有许多展览都会强调所谓“新媒体”“沉浸式”这样的字眼，有时候其实会让人感到审美疲劳。作为策展人，您觉得到底怎样的新媒体艺术能够真正的影响到人，或者说推动艺术的发展？

龙星如：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相对技术中立、甚至是有点向批判倾斜的人，所以，你可能不太会从我这里听到什么赞美的话。但是，我认为对于技术环境的讨论存在必要性，因为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东西，它就是你今天的日常。尤其是像我们今天的“数字原住民”这一代人，技术是我们不得不去直视的东西。

我个人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新媒体艺术，或者是人工智能艺术，将某一种具体的技术形态加在艺术的前面，去试图让它成为一个门类，这个逻辑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否定它的存在，原因在于，每一种技术形态会有自己的特征，有人和工具、和技术的关系。这个里面其实会存在人和技术之间并行但又偶尔抗争的关系。如果不把这个提炼出来的话，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观看它。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你可能需要把影响一代人的东西去提出来。

我很认同马克·维瑟的一句话：“最为深远的技术都是消隐的，它已经被编织在生活的罗网之中，不再可见。”就是说，如果某个技术已经被推广化了，它就不是人工智能了，就不再“高级”了。比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觉得是人工智能的东西，它在20年前可能就是。我们的观念在不断地被技术所转变，而真正值得去观看的，可能不一定是最新的东西，它可能是被消隐的，被编织在生活的罗网之间的那些，那些你都不觉得是技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