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乏性教育？真相没这么简单

图：视觉中国

文 | 黄西蒙

编辑 | 俞诗逸

日前，性别研究者何春蕤在第七届中国性研究会议上发言，谈到了联合国“全面性教育”文件。[1]此文在澎湃新闻网刊登后，也引发了不少人对性教育的关注与争议，“中国人缺乏性教育”的话题也再次兴起。在舆论场上，对于两性话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逻辑，很难形成稳定的共识。至于如今的性教育，虽然已经过了“谈性色变”的阶段，但依然有些敏感，性教育到底如何开展、甚至是否要开展，相关争议依然充满火药味。

一提起“性”这个字，恐怕有人会脑补诸多画面，就像鲁迅先生那句十分经典的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他当时批评的是国人劣根性，但这种强大的“联想能力”，恐怕是人性深处固有的东西。然而，对待两性话题的过度敏感，其实并无助于理性分析问题，要想正视性与性教育之事，还是要把它当成一门科学，从历史与现实的脉络上进行学理式的分析。

不知从何时起，舆论普遍认为多数国人处于匮乏的性教育中，甚至长期处于性压抑中，以至于著名电影《喜宴》时常被拿来证明中国有“几千年的性压抑”。这个判断并非全无道理，但也不全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从一开始就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起码在宋明理学出现前，儒家思想也好，道家理念也罢，最多只是讲究阴阳调和，不必过于沉溺情色，并未刻意压抑人性。

至于先秦古人的两性观念，更是自然奔放，《诗经》里不少关于两性情爱的内容就是明证。比如那篇著名的《国风·召南·野有死麕》，就是后世虚伪的道学家们“瞧不上”的作品，却十分生动地呈现出远古先民的两性观念——“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即便是女性，在情欲来临时，也如此主动，更何况在古代掌握两性话语权的男性？经过孔老夫子删改后的《诗经》，尚且能保留这样“生猛”的文本，后世的各种“经典叙事”的文本对性问题反而“羞怯”起来。

不过，随着宋代文化内倾性加强，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压抑人性的问题，性教育也出现了污名化的现象，甚至各种“房中术”也逐年潜入地下状态，各种所谓“诲淫诲道”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潜在的民间层面与公开的官方层面在性问题态度上的矛盾。尤其是明代之后，随着皇权专制的加强，诱导个人欲念生发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权力与体制的挑战，“谈性色变”的观念逐渐形成。

尽管如此，民间还是对性问题津津乐道，不少小说都在触发着人们的敏感点。暂不说《肉蒲团》《痴婆子传》等艳情小说（不是言情小说）影响巨大，即便《三言二拍》《金瓶梅》这些文学价值很高的经典文本，也充满着各种如今看来电视上“不能播”的内容。与性观念相关的性教育，在明清小说里也有不少体现，但多数充溢着暧昧的说辞与隐晦的叙事，比如《红楼梦》里警幻仙姑跟贾宝玉共游太虚幻境，暗指秦可卿对宝玉的性启蒙，从梦中醒来后，宝玉还与袭人“初试云雨情”，这段叙事看似“大尺度”，其实合情合理，还与堪称全书主旨章节的“曲演红楼梦”揉在一起，可见曹雪芹对其重视程度。耐人寻味的是，贾宝玉在接受这番性教育后，才开启了后面与黛钗两人的感情叙事，大观园的故事也得以徐徐展开，或许在曹雪芹看来，宝玉的性启蒙也是一种“开辟鸿蒙”，由此才有后面的“谁为情种”，进而上演“悲金悼玉”的诸多故事。

从晚清到20世纪初，西方的生理学和哲学思想逐步传入国内，作为舶来品的性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里的性叙事，暧昧地纠缠在一起。比如民国著名的性学家张竞生在《性史1926》中，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记录叙述者的性观念、性经历。比如，书中有个化名“一舸女士”的叙述者，在《我的性经历》中非常详细地呈现了女性性意识的成长与变化，被张竞生在按语里赞赏为“诚实的性史”。不过，张竞生的记录，研究、探索的意味更重，那些已经被公认为“性常识”的知识，则在不少学者、作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到。

比如，在1909年到1948年之间影响知识界的《教育杂志》，就刊登了不少有关性教育的文章。翻阅史料，我发现其中有些观念，在今天来看依然准确、前沿。比如周建人在1922年8月发表了《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常道直发表了《美国中学校性欲教育大纲》，其中讲到“性教育之目的”，首先就是为了“使少年人对于性欲的事件持一种健全的与尊重的态度”——如此表述，虽然文白缠绕，道理却十分清晰，理性客观看待性与性教育，而不滑入嘲讽或逃避的两极态度，才是合理而必要的。

但是，这种理性态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成为主流观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生理卫生教育层面上的“性教育”在教科书上保持了一段时间，但被政治话语影响的两性话语逐渐发生剧变。在某个特殊时期，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影视文艺作品里的女性形象，都变得男性化，真正的性问题反而被压抑了。但是，人之本性是无法被压抑的，它必然要寻求另一个突破口，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手抄本小说”里，不乏各种当时来看“过分”的内容，但即便最“过分”的《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于今来看也不算什么。另一个极端表达，则是新时期之后，王小波、张贤亮等作家对性压抑的书写。从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上看，虽然“伤痕叙事”有不小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宣泄和控诉的作用，电影《庐山恋》等作品也终于开始展现接吻镜头，通过承认性意识来刺激全民对性压抑时代的反思，进而实现文化、政治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个路径十分清晰，也十分符合人性与社会的规律。

虽然思想解放在此后一度成为社会主潮，但很多人恐怕无法摆脱早年经历的影响，原生环境的文化观念会始终锤击着后来的成长。因此，除了一些人倒向性开放的极端，更多60后、70后依然被童年时代的性压抑观念所笼罩，所谓“谈性色变”的性教育，大多是80后、90后们对父母一代观念的“概括”。因为匮乏与压抑造成的性教育缺失，的确伤害的不只是一代人，或许物质上的短缺可以通过一两代人来消除，但文化观念上的残缺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补。

事实上，性教育涉及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性欲/性行为”这类问题，与性别/性意识有关的观念、文化都会被涵盖在内。如今舆论场上的不少戾气，或许都能从失败或缺失的性教育上找到来源，比如各种性偏见和性羞耻。这类问题太过普遍，此处仅举一例，比如，舆论对大龄单身女性的偏见很难消除，尤其是涉及到“处女”话题时，总是不乏一些恶意的联想和妄测。

正如美国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中这样说：“在高中或大学时，如果你没有遇上心仪的性对象，没有产生一种特定的性感应......如果你把你的激情挥洒在了艺术、医药、运动或者科学上面，你其实很容易发现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在两性情爱之事上缺乏必要的机缘，毕竟现实不见得都是浪漫的。作者用了个幽默的表达——它“并没有像好莱坞夏季电影里放得那么频繁”。[2]

更糟糕的是，如果大众舆论开始在性别话题上对个体施加压力，人很难不被外界环境的评价影响。事实上，在个体自由和尊重他人意志的前提下，个体对性的态度，很难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可惜，很多人并不能将性话题的个人性/社会性加以区分，并喜欢以个人偏见臆测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性方面缺乏尊重意识，也是对人权的冷漠，正如性学家方刚曾强调，“性教育的灵魂与基石是性人权和性别平等”，要让这些常识真正成为“共识”，恐怕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注释：

[1] 澎湃新闻网：《性教育是虚假需要吗？——从联合国“全面性教育”文件说起》，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34779，2019-9-5.

[2]丽贝卡·特雷斯特：《单身女性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