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洁︱《金瓶梅》主导的世界

打开明人文集目录，随意挑一本，无目的地从头翻到尾，发现无目标地读书，所得确实不多。但也偶有所得，比如看到一个“谷雨即事”的诗题，以为是首无聊的农耕风景图，却发现诗序中藏着惊心的往事：

万历甲午，按君风力特劲，湖郡恶少乘机鼓煽，伯千为群，架虚投诇， 因行劫诸巨室。诸巨室哗，闻御史实命之，靡敢抗者。即大宗伯董公、宫允范公受害甚惨。暨诸闾左无赖亦相攻剽报复，湖郡几为长平坑。吾郡与湖接壤，诸恶少攘拳与望逞者无虑万人，巨室愿夫耳语，涕泣圉圉如负重谴。（支大纶《支华平先生集》卷三）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浙江乌程县（湖州）发生的民乱，除了前礼部尚书董份家的家难外，还有一个更惨的例子，前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范应期，竟因此自缢而死。支大纶写《谷雨即事》时，兵部派员入浙，事态稍为平息：“士君子相醵修禊，而谷雨适值其辰，人人更相慰藉，自是得耕于野矣，咏此以纪岁月。”富户额手相庆时，其实暴风雨并未结束，诗序说范应期受害甚惨，但还活着；孙继皋《副陈太守珍凡》：“吾师屏麓先生以夏五九日自经而死矣。”（《宗伯集》卷六）五月时范应期才自缢身亡。

科举时代的状元（曾任经筵侍讲，算得上是帝师）如此死法，确实过于令人惊诧。万斯同《明史稿》记述此事：“乌程故尚书董份、祭酒范应期里居不法，汝训将绳之，适应参行部至，怨家累千人遮道，应参持之急，檄乌程知县张应望按之，应期遂自缢。”（卷三三四）张廷玉《明史》继承这一说法，字句未作改动。这么一看，就是个土豪劣绅啊，有上千百姓拦路喊冤，不是民愤极大是什么？自绝于人民那也是罪所应当，至少，正史已经给他定罪了，已经可以让一般的惊诧吞回到肚子里了。但还有许多原始记录在，去掉“理所应当”的平面化结论，惊诧的内容还是有的。

诗序中说湖郡像“长平坑”，去除夸张的成分外，也可说明在范应期之前，已有人在混乱的事态中死去。从结果倒推的话，既然像范应期这种地位的人，都性命不保，一般的富户可想而知。风潮蔓延到嘉兴等地，趁乱从事打闹、劫掠的无赖少年有上万人之多。富室吓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见佛拜佛，见庙烧香，“淫祠丛宇、香焰熏天”，只求献财保命。打破认知的是“御史实命之”，想象中的“乌合之众”，原来竟是有精英领导的。这里的御史是指巡抚浙江御史王汝训。大事件的小缘起，则要从前尚书董份的孙子董嗣成说起。

董嗣成万历八年进士，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三代，他充满激情与理想主义。因上疏为争国本的同僚鸣冤，他自己被罢官。回乡后发现自己家或买、或占了太多百姓的土地，弄得民怨沸腾，他便打算捐出部分家产贴补卖地的农民。这就好比地产商突发善心，通知说要补贴某处楼盘的拆迁户，当时以一万元每平米的楼板价买入的，按五万元每平米的现价，给补差价。或者后悔当时卖地了，也可以，拿一套房子回去。董嗣成的本意，是想散出部分财产，找到一个与邻里百姓“相向而行”的方法。但这个决策是不可行的，这处楼盘开始补，那原先三千元一平米就卖掉土地的更要来补，事件于是从分田地发展到斗土豪。所以时人遗憾地感叹：“此董孙（嗣成）德意，而翻成衅端，以至一邑之民哗然告扰。”（蒋以化《西台漫纪》卷二）

董嗣成的妻子是茅坤之女，茅元仪后来为董嗣成整理奏疏时，发现这位姑父为争国本的孟养浩抗辩而被罢官，结果孟养浩平反了，官复原位，写信跟他借抄董嗣成当日为他抗辩的奏疏副本也不帮忙；国史（实录）都开始讲争国本功臣了，董嗣成却连个名字也没写上去；听了御史王汝训的怂恿要分田地，结果引起了民乱风潮，人家御史却没有帮他脱险的想法，自己反而郁郁而终。于是感叹：“丈夫立名非其本志，然以此绳人，非三代以后之道也。”（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十一）大概是觉得理想主义不能到别人那里做实验。

但王汝训倒也不算是表里不一的人，他的革命是从自己开始的，他家也是富室，但他早就劝导父亲成功，把家产散给族人，成为一般群众。他自己在中举前，一直靠开馆授课谋生（谈迁《枣林杂俎·王汝训散赀》）。小时候塾师说了句“我只不过想混口饭吃”，王汝训便写了一篇作文训导塾师，“塾师惭谢去”（万斯同《明史稿》）。万历皇帝没有亲自去秋飨礼，也被他上一篇疏文批评：“陛下为人子孙，奈何亵慢至此？”这位王汝训，是那个时代主流话语的代言人，看不得任何人的不严肃以及懈怠错误，怼老师、怼皇帝，都能让人羞恼却不便发怒，但一路升迁，直至出了人命。

理想主义的执行，往往是每况愈下，不那么理想的。王汝训在浙江搞的均平富运动，联合了巡按御史彭应参，这位御史的执法就非常粗暴，大开公堂，鼓励群众到衙门告发。具体到乌程县，知县张应望除了亲自刑讯外，还向范应期家人勒索八百两白银（《国榷》卷七六）。范家长子范汝讷受不了拷打，先服药自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蒋以化，在看到王汝训、彭应参、张应望三人因范应期一事的处分后，写了一篇《纪范屏麓》，告诫地方官为政不能太苛，尤其是知县这种地位，不可与京官为敌。虽然是站在官僚技术的角度纪事，却也让我们知晓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向所售产于范者……逼死其子，搜索其金，席卷其产，斩绝坟墓。屏麓与吴夫人交颈涕泣哀求，旁无一丁可倚，甚者扯发拔须，詈其夫妇若婢仆。……屏麓无所控诉，无所倚仗，一夕绐其夫人上小楼求息，而以一衣带缢死矣。（蒋以化《西台漫纪》卷二）

前国子监祭酒被扯发拔须，殴打侮辱，竟然到了求告无门的地步，可见群众的力量。至此，状元之死已不再令我们惊诧了，只不过是恐怖故事的结束而已。

范应期为官履历清楚，对其政绩并没有什么记述，可能才干较为平庸。但人品应该没有问题，王世懋述其：“已又入为中允，侍今皇帝讲幄，时江陵故相当轴，以嫌远先生，先生遂告归。”（《王奉常集》卷四《范伯桢太史寿序》）他的罢官，似乎与张居正有关，当时的清流一派，与张都不大对付，算不上污点。他的朋友圈范围，基本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文人，同科进士的顾养谦、胡涍，太仓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和王锡爵，山人诗人王承甫等都是密友。从这些友人留下的赠和诗篇看，他的家居生活就是为友人编编诗集，或悠游山水之间，赋诗唱和。从传统士文化的氛围来看，也并无不妥之处。

但这与理想激进的王汝训御史们的生活理念，完全不同。东南财赋关系着全国的财政，而富室兼并土地严重，于国家于百姓，确实不是好事，王御史们是有那么一种冲动，想把这帮士绅一举而灭之，而且持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少。范应期死后，有刑科给事中李先芳，吏科给事中耿随龙先后上疏为其申冤，但都没有得到受理。

见此情景，范应期的妻子吴氏站了出来，采取了上京告御状这一终极手段。状元、遗孀、御状，几乎都是热点的词汇集在一起，一下子引爆了京城舆论，吴氏得以在宫门前诉冤。不知是通过内阁还是近侍，万历皇帝亲自受理了这起案件，而且对王汝训们的作为大为震怒（以前王汝训批评他“亵慢”的茬，估计也还记在心里）。《明神宗实录》还记录了一段彭应参的辩解疏辞，先是指认范家几位奴仆是罪魁祸首，说是他们家内部主仆、子侄争产导致人命；但笔锋一转，说动手者必是受了很大的冤屈，不然何至于奴才打主子？恳请查明为盼（万历二十二年七月）。此处也可见激进者的人品。

万历皇帝也有批示：“上曰：范应期致仕儒臣，纵有重大事情，亦当奏闻，何一旦致死。中或有隐情，不可专诿罪于家仆，着行抚按官秉公严查具闻。”（《实录》）处理结果下来，知县判的刑罚最重，关在京城狱中很久，后来又谪戍远方。彭应参次之，出狱后削职。总领袖王汝训结局最好，没有受牢狱之苦，当时被削职，十五年后再度起复，死后谥恭介。但皇帝下的处罚决定，引来的是言官此起彼服的劝谏，大多数意见是皇帝专权，压迫了为民作主的直道之臣。直到三年后，由另一个状元，范应期的门生孙继皋，出面主持范氏家事。因为彼时案子还没结：“顾院词一日未结，讼师蛊客一日侧足而窥，反唇而构。”（孙继皋《宗伯集》卷六《与赵郡臣》）故请求地方官早日结案，认定范氏余下的一半左右田产，让其后人能得以生活。也不知这位赵郡臣是否卖孙状元面子，早日审理并归还范氏封存的田产。

又据沈长卿《沈氏月旦》，似乎孙状元的面子也不太好用。范应期少子生活困顿，由孙继皋开出介绍信，求范的另一位门生，任总督的马鸣鸾求助。孙的本意可能是想替范公子找个工作，毕竟军队幕僚等职位比较灵活机动。但马鸣鸾给了三十两银子打发他回去，并且回复孙说，像这种无用的人，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以后不要理他。沈少卿述评道：“此范公子亲语我者。昭代风俗人心以薄为道，有刺薄者反群起而非之，故友谊日衰。”

是为江南往事，说是儒家精神主导的世界，我有点怀疑；说是《金瓶梅》的世界，我有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