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评《英国插画书拾珍》︱图史互证的万种风情

2015年3月16日，Google首页的涂鸦图片被一张蓝底白影的植物所占据，乃是为了纪念英国植物学家兼插画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1799-1871）。时至今日，阿特金斯在中国学界仍名不见经传，乃是因为她倾尽心力所完成的一部书《不列颠藻类：蓝晒印象》（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仅自费印刷十七册。要谈影响力？这个印数恐怕很抱歉。

当然，谷歌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纪念一位无名小卒，乃是因为《不列颠藻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用照片做插图的书，十七本书打开了人类出版史一个新的局面。这本书以优雅的植物图片，记载着一位女植物学家对这个世界的善意。迷人的普鲁士蓝，却是由无数个氰离子所填满，氰版摄影中无法掩盖的刺鼻气味，似乎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知识女性仍然可以克服艰苦的环境，为实现性别平权而逆向超越，成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生产者，如勃朗特三姐妹，以及约翰·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中的萨拉。

《不列颠藻类》所揭示的内涵，远非植物学所能涵盖，它包括了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自然、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的范畴，这便是图片的魅力。它能讲述的故事，是文字表述意犹未尽的地方。人类最早的照片插图书在英国问世，渊源有自，盖因英国本身是插图书最富盛名之国家，而照相术又在十九世纪中叶风靡欧陆。因此，《不列颠藻类》并非横空出世，恰是大势所趋。

崔莹博士的《英国插画书拾珍》便是针对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的英国插画书思考的结晶。在中文学界，这段历史并非每个人耳熟能详，纵然英国文学或是英国史研究者，对英国插画书这个较为生僻的领域，仍所知有限。不言而喻，《英国插画书拾珍》在这方面有了填补空白之功。

书内插画，并非英国专利。在早期的人类出版史中，文与图的关系向来唇齿相依。词不达意与意不尽言一直是文字带给人类无解的困惑，一旦需要更为畅快通晓的表达，那么非依赖于图片不可。中国明清时期的绣像小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便是如此。但是与中国的“左图右史”不同，英国插画书最大的特点是“图史互证”，而这恰是贯穿《英国插画书拾珍》全书的灵魂。

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是英国插画图书的黄金时代。因此插画书当仁不让地成为解读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的重要参证，这也是“图史互证”的所在。在我看来，《英国插画书拾珍》对“图史互证”的精彩论述，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英国早期童书的研究。童书是英国插画书中的重镇，据有关学者统计，仅仅在1865年就有大约两百种童书出版发行于英伦三岛。而维多利亚时代恰是英国经济最好的历史时期，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童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勃兴息息相关。以当时颇为繁荣的童书出版为视角，当然有助于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史的别开生面的探索。

《古老的荷兰童谣》插画

在《英国插画书拾珍》中，作者独辟蹊径地将文章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类别，来探讨作者所见、所藏的各类英国插画书。四季分类，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所涉及的书类型不同，如“春”的定义则是“春天属于孩子，活泼明媚，生机勃勃”，这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是有趣的是，尽管英国插画书确实适应于各阶层人群，但童书绘本，则是英国插画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值得局部深研。

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专门谈到了“童书之王”伦道夫·凯迪克（R. Caldecott），这是中文学界关注不够的一位插画家，但他却当之无愧是“绘本之父”。今人知凯迪克者不多，但该书专门梳理了凯迪克的代表作《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痴汉骑马图》这一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的名诗《痴汉骑马歌》所配的插图。凯迪克不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文学经典绘图。《痴汉骑马歌》曾为辜鸿铭以汉乐府古体修辞归化翻译，一时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千重浪。193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凯迪克对绘本的贡献，成立了凯迪克奖，授奖给前一年美国最佳儿童绘本插画家，此奖在全世界都有着公信度。凯迪克为当时的童谣配图，不少插图妙趣横生，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今日英国仍是世界绘本大国，良有以也。

《痴汉骑马歌》插画，基尔宾的事故引来围观

第二则是植物学插图的关注。如何绘制包括植物、动物的博物插图，一直是英国博物学家们的看家本事，也是后世自然科学史家们探赜当时生物的一手材料。譬如1781年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创办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饮誉国际学界数百年，影响力持续至今，提携了无数位英国植物插图画家。但是植物插图如何进入插画书的世界，则应受到科学史界与文化史界共同关注。

《英国插画书拾珍》有一章探讨了安娜·普拉特（Anne Pratt）的代表作《英国的草、莎草和蕨类植物》（The Grass, Sedges, and Ferns of Great Britain），作者以清新明丽的笔触，阐述了植物插图进入插画书的过程。作为科学史学者，笔者对这一章尤其感兴趣，因为科学史界一般认为，博物插图多半用于专业杂志或是专业图书，但以安娜·普拉特为代表的插画家，却推动植物图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观之愈久，自然愈觉意味深长。

吊诡的是，中文学界对《英国的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一书及其作者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植物学及其绘画在中国成为热门，只是近年来的新事，而主流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尚处于接触期。但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却不可小觑，而且在文化创意领域，植物插画一直是绵延流长的文创IP，《英国插画书拾珍》里说，“估计在今天，印有普拉特插画的手账本、帆布包、挂历、茶杯垫都应该出现了吧”。诚哉斯言，从维多利亚时代至今，伦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英国城市大街小巷的书店、文具店与美术馆里，向来不乏各类植物插画文创产品，一如阿尔丰斯·穆夏在布拉格的无穷魅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美术与文学，对风景、植物与动物竭力赞美，相关图片、图书、画作乃至明信片备受追捧，《英国的草、莎草和蕨类植物》一书在当时英国的畅销，并不奇怪。正如《英国插画书拾珍》所指出的那样，除却安娜·普拉特之外，还有一批英国画家如亚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Elizabeth Blackwell）、悉尼·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的植物图册反响不俗，每当付梓，便洛阳纸贵，成为中产阶级人手一册的必买书。

困顿雾都的英伦绅士淑女们，连喝下午茶都是自讨苦吃，因此在雾霾中渴求一点绿色以作宽慰，这是人之常情，艺术史家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令人拍案叫绝。归根结底，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工业文明带动整个英国的审美的变迁。强调风景与植物之美，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批判反思现代工业之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并影响了日后自然主义的发展。近二十年来，世界工业中心逐渐转向中国，工业文明在神州大地上日趋强势，北京曾一度成为了新的世界雾都。因此，今日中文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了较多的关注，但对相关细微之处却不甚了然。《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此有着擘肌分理的阐释，以钩沉史料而启迪思考，故而相关精妙论说，玩味无穷。

不宁唯是，博物插图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走红，亦另有他因。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角落，但凡人间有的动植物物种，几乎都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过。即使有一些地区并非英国殖民地，英国人也会想办法将当地的动植物做成标本、绘图出版，大英博物馆里的展品便是证据，日不落帝国恨不得将地球收入囊中的霸权心态一览无遗。我本人曾收藏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博物学家司万生（William John Swainson）所绘制的鸟类版画，画中鸟远在西非，与英国风马牛不相及，但英国人就掠为己有。关于这一话题，相关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来华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两访中国茶乡》与中国科学院罗桂环教授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均有详尽论述，这里暂且不展开细讲。

对宏大历史与图像之间关系的检省，则是《英国插画书拾珍》另一个贡献。今日的英国，虽然各项指标已经今非昔比，但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而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的爱德华时代及乔治五世时代，则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雄踞东西世界，南北几无对手。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期，英国多次侵略、割地赔款，丝毫无反抗之力，而同时日渐崛起的美国却以一种新兴国家的姿态，开始挑战英国的权威，这复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若以图像的形式表达，则意义深远。

英国插画书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风云际会。《世界之城：起源、发展和现状》与《彼得·阿诺作品集》便是个中代表。前者是英国旅行家埃德温·霍德（Edwin Hodder）对世界各大城市的描述，北京亦在其中。众所周知，在当时英国人看来，北京曾长期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霍德正是将当时北京的状况予以并不客观的描述，处处看北京不顺眼，其措辞、选图满眼成见，甚至不惜深文周纳，尽量歪曲。这当是西方旅行者们盲目自信的“白人至上主义”使然，但是却也勾勒出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彼得·阿诺（Peter Arno）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纽约客》的知名插图画家，也是“美国梦”与爵士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这本《彼得·阿诺作品集》则以一种漫画的笔触，绘制了当时美国人的日常，但这本书却在英国出版——似乎以一种姿态告诉英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逐渐将英国推下神坛。

英国人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但世界潮流从不因谁的愿望而决定其走向，否则现在统治世界的还是大漠深处的贝都因人。人类现代世界的格局每一次洗牌，要么是因为世界大战，要么是因为产业革命。英国因第一次产业革命引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未吃亏，上帝已经待它不薄。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统治世界两百余年，既以工业革命先驱的形式造福人类，也以世界殖民者的嘴脸为非作歹。英国插画书便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不但将大英帝国的如日中天展现的淋漓尽致，也道尽了无数英国普通人的琐碎日常。《英国插画书拾珍》正是基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英国插画书“图史互证”的一面。

如果严格来说，《英国插画书拾珍》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学术专著，惋惜之处就是未就英国插画书的历史进行总体梳理。因此涉及一些问题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举例而言，作者说她本人收集到最古旧的书是1842年出版的《英国民谣》，其实在1842年之前，英国的插画书就已经蜚声欧洲，笔者自己收藏的斯格特的《韦福利传奇》（The Waverley Novels）在1830年出版之后，就被图书收藏界视作英国插画书的圭臬典范，讲述的是詹姆士二世党人（Jacobitism）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中的各种角逐竞力。若论内容不过尔尔，关键是插画精美绝伦，笔者初见时，便爱不释手，这反映了当时英国一流的印刷技术与对当时社会的历史观，用弥足珍贵来形容洵非过誉。该书1830年在爱丁堡出版，今日爱丁堡仍有韦福利车站，相信作者并不陌生。类似于这样的经典之作有所遗漏，似有可惜，但恰也反映了，《英国插画书拾珍》就是一部作者的阅读史，如此看来，此书又显得尤其珍贵了。

如上评述，当是笔者信马由缰的一些个人读后感想。但毋庸置疑，《英国插画书拾珍》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佳构，当推荐给各位有心读者。总体说来，该书以文化随笔的形态，揭橥了英国插画书在“图史互证”这个层面的特殊意味，在作者看来，“图史互证”并不由枯燥的历史文献所组成，而正是由写书、绘画、出版的万种风情所表现，这正是该书极其特别的文化情怀。正如剑桥艺术学院马丁·萨里斯伯里教授在该书的推荐语中所写的那样，这本书让人联想到了“人与书”之间的关系，当中所蕴含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图书本身的内容——个人拙见：此处所言之人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早期全球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