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读书记︱从《藏书票特辑》说我国早期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欧洲，时间大概是十五世纪中后期。现存最早的两张藏书票“刺猬”和“天使捧徽”，虽然都没有明确年款，但专家公认其制作年代应该是1470年左右。具体哪个更早，还没有定论。早期的藏书票主要以纹章图案为主，十九世纪后，随着私人藏书规模不断扩大和大众审美意识的变化，藏书票的艺术性不断加强，逐渐从功能性为主变成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和收藏。藏书票的功能性主要就是表明书的归属，而我国传统上则以藏书印来实现这个功能。文人学者往往亲自设计和制作各种精美的藏书印，印文内容既能说明书的归属，又能体现藏家的旨趣和藏书观（这方面的实例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范景中先生《藏书铭印记》一文），所以藏书票在我国一直没有受到藏书界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受到欧美和日本风气影响的新知识阶层的介绍和推崇，藏书票才真正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我国最早公开撰文介绍藏书票艺术并首先设计使用私人藏书票的，是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号上发表《藏书票之话》一文，这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国外藏书票艺术并提倡国人创作和使用藏书票的专文。大约同时，他还设计制作了目前所知的国人第一枚藏书票“灵凤藏书”。由于没见过实物，我无法判断这枚书票的材质和制作方法。但叶灵凤先生后来自己回忆，这个藏书票他“印了几千张”（见叶灵凤《藏书票与我》），则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枚藏书票不是木刻或者铜版手拓的。虽然当时制作量很大，但经过战乱之后，流传下来的并不很多，弥足珍贵。另一枚早期的国人藏书票是著名剧作家宋春舫的“褐木庐藏书”，虽然具体年代不详，但宋春舫先生1931年建立褐木庐（此据1932年宋春舫先生《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自序》），1938年去世，则这张书票的制作年代也肯定是这八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另外据唐弢先生说，郁达夫也用过藏书票，但从未见到传世实物，也没有其他佐证，只能暂时存而不论。

我国早期藏书票最重要的出版物和实物留存，无疑是1935年5月15日出版的《现代版画》第九集《藏书票特辑》。这个特辑是我国版画家主动从事藏书票设计和制作的开始，在中国藏书票史和现代版画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由于此书当时只印了八十部，经过多年的战乱之后，存世极少。绝大多数藏书票的爱好者都没有见过实物，也因此以讹传讹，有些错误的说法。比如王坚先生的《李桦与广州现代版画会》一文中就说：“1935年5月《现代版画》第九集内纳入了一个《藏书票特辑》，发表了李桦先生和其他5名会员的12张藏书票作品。”（《粤海风》2017年第五期）实际上，这个特辑内并没有李桦的藏书票作品，而是刘宪、潘业、陈仲纲、张在民、潘昭、赖少其和唐英伟七人共十一张藏书票。笔者恰好藏有此特辑，在这里向藏书票爱好者做一简要介绍。

1934年6月，李桦先生在广州成立了现代版画会，带领部分学生进行版画创作。除李桦先生外，比较活跃的作者还有赖少其、刘宪、唐英伟、陈仲纲、潘业等人。这个团体都是年轻人，身为老师的李桦先生当年也不过二十七岁。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倾向，作品关心时代和社会民生，充满活力。这个团体虽然总共只存在了三年，但他们在短短三年内组织了多次展览，创作并出版了很多作品，包括十八集著名的《现代版画》。除第一期为机器印刷，出版五百本外，其余均木刻手拓，用手工纸精印，出版五十至一百册不等。流传至今已稀如星风，目前所知仅鲁迅博物馆藏有全套十八集。其中第九集《藏书票特辑》，共收十四位作者的十九帧版画作品，包括封面和封底各一帧，以及日本版画家料治朝鸣作品一帧。此集前半为版画作品，其中如李桦“发薪日”、赖少其“三种对话”、胡其藻“红十字旗下”等，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后半为藏书票特辑，共十一帧作品。分别是刘宪三帧、潘业一帧、陈仲纲一帧、张在民两帧、潘昭一帧、赖少其两帧、唐英伟一帧。这十一帧作品也是有具体时间可考的，我国版画家所绘制并刻印的最早藏书票。这些藏书票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早期木刻的稚拙生气，兼具艺术性和时代性。比如其中的潘业藏书票，利用了类似民间砖雕的创作手法，表现了一位读者走路时仍捧书而读的画面，其身后还跟着一只小狗，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虽然艺术手法尚显稚嫩，但其中蓬勃的朝气和浓郁民族风格却很难得。唐英伟的作品则以有力的刀法和强烈的画面对比，塑造出一个在读书思考的青年形象，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这里还要顺便讨论一下在藏书票界广为人知的“关祖章藏书票”，很多人认为这是国人所使用的第一张藏书票，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此提出若干疑问，与大家一起讨论。

这张藏书票是由台湾的吴兴文先生最早为文介绍的，他在多种著作中都谈到此票，比如在《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见云南人民出版史《书痴闲话》）一文中，吴先生详细说明了发现这张藏书票的过程：“笔者是在1990年7月，于北京琉璃厂淘书时，从一本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封面内正中央，发现贴有‘关祖章藏书’的藏书票。藏书票的画面上是一位方头巾的落拓书生，正在展卷搜寻资料，他的后方整架的线装书和卷轴，右上方的书箱打开，并架上蜡烛台，前方四周散落一地的古籍，左下方是包好准备远游的物品和一把剑。此书的扉页上署：‘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第8街177号，伦勒斯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

对一本贴有藏书票的书籍，有四个重要的时间点，我分别以abcd称之。a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b是藏家入藏这本书的时间，c是藏家制作这款藏书票的时间，d是藏家在这本书上贴票的时间。很明显，四个时间的关系应该是：

a早于b，b早于d ，同时c早于d。但是 ab和c的先后关系则难以确定。d的具体时间如果没有明确记载，也难以断定，只能判断先后顺序和大致时间段而已。

具体到吴兴文先生所得到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确定，a是1913年，b是1914年9月26日。由于吴文中明确指出，关祖章这段藏书时间记录是写在书的“扉页”而非藏书票上，c和d的具体时间我们则根本无从确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以今天制作一张藏书票（时间c），并在明年春节时（时间d）将它贴在我十几年前（时间b）买的一本古籍上，而这部古籍则是明代（时间a）出版的，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显然对于“关祖章藏书票”，结论应该是，关祖章先生在1914年9月26日或之后的某天将它贴在这本书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关祖章先生在“文革”中去世，这就是逻辑上这张藏书票使用的下限。当然，考虑到政治因素，“文革”开始以后关祖章先生还使用这张藏书票的可能性很小。仅凭此书的出版时间和入藏时间，就认为这是国人第一张藏书票，将其使用时间定在1910年代（吴兴文先生上文中就认为“虽然这张藏书票是在他留美时期使用”），肯定是不够严谨的。不少关于藏书票的书籍也延续了类似的逻辑错误，比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史的《纸上宝石：藏书票的收藏投资》一书有这样的内容（30页）：“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举办‘馆藏西洋图书藏书票展’时，一位藏书票收藏家又爆出惊人发现：1997年底，他在北京某旧书店淘得一册杰克伦敦的《阶级的战争》，1905年出版，扉页贴有关祖章藏书票一枚，与吴兴文发现的和国家图书馆展出的一模一样。如果以书籍的出版年代推断票主使用藏书票的时间的话，中国人最早使用藏书票的历史又可以往前提好几年，可能是1905-1910年之间。”这个推测就更不合理了，关祖章先生出生于1896年，1905-1910年这个时间段他尚未成年，拥有自己专用藏书票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如果以后发现一本1896年出版并有此藏书票的关祖章藏书，按照这种逻辑，难道要认为关祖章先生是手持藏书票出生的不成？

综合目前所知的关祖章先生生平资料和藏书情况，尚不能确定此枚藏书票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贸然称之为“国人第一张藏书票”，并不断试图将国人使用藏书票的时间前推，无法自圆其说。希望藏书票收藏界对待所谓“第一张”的问题要更加谨慎，不要以美好愿望代替逻辑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