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历史，唯实求是——湖北小三线原卫东机械厂厂史编纂感悟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小三线研究者杨克芝的故事，历史只有通过研究，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所认知，他是一位热心、认真、执着的研究者，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当年小三线建设的点滴往事。

文 | 杨克芝

2012年9月18日，“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在湖北宜昌均瑶大酒店结束之时，我受卫东控股集团（前身为湖北省小三线军工企业国营卫东机械厂，军工代号846）董事局顾勇主席委托，从襄阳带专车赴宜昌迎接钱海浩、王春才、李庆、郑有贵、李永、段娟一行6人莅临湖北卫东调研和考察。就这样，1946年出生的我，开始接触了三线建设研究——准确地说，仅仅是开始了对846厂历史资料、历史文物的收集、整理和记录；仅仅以一个三线建设亲历者（1970年复员进厂）和厂史忠实记录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现将7年来感悟到的点点滴滴，以“责任与担当”、“求全与完整”、“唯实与求是”为题简述如下，共勉之。

杨克芝（笔名柳波）主编的湖北襄阳小三线原卫东机械厂的回忆录

责任与担当

子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国营第846厂1964年11月正式建厂，55年过去了，即使是建厂初期“没有选举权”的学徒工，亦是双鬓染霜，满头华发。从全国各地老厂抽调来襄的技术、生产骨干，大多去了另个世界。幸存的，痴呆、健忘、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则大有人在。2015年9月拍摄《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五集纪录片的时候，我带领凤凰卫视大视野摄制组走访88岁高龄的劳动模范郭国民，郭老颤抖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恨得接连抽了自己几个耳光；被采访后的76岁的方恒清，接连几个晚上被自己哭醒；建厂初期第一个进厂的大学生青国治，连连鞠躬感谢我们采访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就怕……”；建厂初期的学徒工韩光华，在《卫东记忆》向他约稿时，小脑萎缩，记忆力严重衰退，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几易其稿，终未放弃……这感人的一幕幕，既为我的“担当”进一步加大了动力，也更加坚定了我“责任”的初心。

本人退休前，仅仅是一个卫东机械厂的工会干事，因为三线研究会的成立，让我有了责任和担当；是锦江油泵油嘴厂陆仲晖、倪同正主编的《锦江岁月》系列，给了我启迪和榜样。于是，萌发了在主编内刊《卫东人》的“主业”之外，从事一点为小三线记史、为846厂树碑、为卫东人立传的“副业”。《卫东记忆》的筹备、编纂，起初其实并不是“组织上”的旨意，而是我主动请缨、毛遂自荐的——2013年4月8日，在我递交的《关于编纂<卫东记忆>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效仿司马编一本卫东的《史记》……如能得到董事局和顾主席的首肯，我将鞠躬尽瘁，无怨无悔地精心组织和竭力编纂。”

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合影（上海大学，2013年12月）

“崭露头角”。2013年12月19—20日。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主持的“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我有幸以《湖北的小三线建设——以846厂为例》为题进行了大会交流。获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的厚爱，8000余言的该文被收入中央党史研究室陈夕研究员总主编《中共党史专题资料丛书》、陈东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国营846厂的变迁看湖北小三线的建设》一文，作为该书唯一一个三线企业的研究专题，让846厂的历史在中共党史和国家三线建设史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荣幸至极。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顾勇主席代表卫东控股集团董事局宣读了《关于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湖北卫东小组”的决定》聘请王春才、陈东林、宋毅军、倪同正为顾问；荣誉组长徐有威；组长杨克芝；秘书长秦光侠；“后勤部长”顾勇。从此卫东步入了有序的三线研究之轨道。

“名正言顺”。2014年3月23—24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大会”上，我有幸被选为研究会理事（2016年增选为常务理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名三线建设的“研究员”！成立大会召开之际，我们送上了3万元的“贺礼”（之前还为《三线风云》第一辑出版赞助了5万元），尽了微薄之力。

湖北襄阳小三线原卫东机械厂《卫东记忆》（杨克芝主编）出版发布会合影（2014年10月，湖北襄阳）

“小有斩获”——2014年10月18日，我历时近2年编纂、38万字的《卫东记忆》发行仪式在襄阳隆重举行。王春才、李庆、徐有威、宋毅军、刘洪浩、张鸿春、刘卫平、陆仲晖、刘常琼、李杰、傅俊海、张燕等三线建设研究的先驱、教授、专家、学者和八方宾朋云集襄阳庆贺。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工信部、中国科协、解放军总装备部、湖北省国防科工办等上级机关和兄弟单位的贺信缤纷而至；春才王老、胡在银将军等致辞盛赞，让我深受鼓舞和荣幸！在这前后的日子里，还参与了中国三线建设丛书的编校工作，在倪同正主编的第一辑、张鸿春主编的第三辑、周健主编的第四辑《三线风云》中担任副主编。还组织和参与了徐有威策划、凤凰卫视拍摄的5集纪录片《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和中央电视台刘洪浩主导的10集专题片《大三线》的拍摄。同时，为湖北省和襄阳市政协，为襄阳市委《辉煌70年 奋斗新时代》文集，为襄阳电视台《改革开放40年》专题片，为襄阳市、襄城区、襄阳市城市规划等3家展览馆，为四川大邑雾山三线记忆小镇展览馆等提供了文稿、资料和三线文物。

“老骥伏枥”。今年70有4的我，正在努力烧红、烧旺“三把火”：编辑出版《卫东史略》（已经翻阅了846厂全部的档案资料，整理出文字资料约160万字）；筹备“卫东历史展览馆”（已收集藏品8000余件）；对846厂的三线遗存（工人礼堂、电影放映室、职工食堂、红色墙体标语、毛泽东巨幅油画像）的“重点文物保护”申请和“申遗”。

位卑不可忘宗，力单更需潜行。“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就是我杨克芝心目中的“责任和担当”。

杨克芝（中）和秦光侠（左，卫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陪同徐有威教授参观湖北宜城张自忠纪念馆

求全与完整

俗语：“凡事两头难，万事古难全！”

求全。我总是认为，查找厂史资料、搜集展品文物，要学习韩信点兵的招数，多多益善。只有拥有丰富的“食材”，才能做出合口的“佳肴”——当然，这就必须“自讨苦吃”。

在2014年10月之前主编《卫东记忆》的时候，由于“初出茅庐”，只能“以概求全”。该书笼统地分为【情系卫东】、【孙冲记忆】、【叱咤风云】、【历史作证】、【重铸卫东】5个章节。盲目地将员工的回忆录、口述记录、工厂发展、模范人物、军工简志（1964—1989；1986—2005）等煨成了一锅“大杂烩”。但值得庆幸的是，《卫东记忆》仅仅以“内部资料”印制3000册，没有公开发行，扩散范围甚微。

“见贤思齐”。有幸接触徐有威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小三线研究项目后，深深被徐有威团队的精神打动。特别是受到这个团队在搜集、整理小三线建设历史档案资料中的勤勉、严谨、求全的工作作风感染，给了我编辑《卫东史略》的勇气和信心——力争求全，将一个完整的846厂史留给后人。

《卫东史略》计划以20个专题，分4册出版。这20个专题分别是：工厂沿革（45000字），基本建设（70000字），产品产量（20000字），产品价格（10000字），党政领导（20000字），干部任免（30000字），机构设置（15000字），人员结构（14000字），荣誉称号（30000字），教育工作（40000字），文娱体育（35000字），安全文化（30000字），厂规厂纪（25000字），五七道路（30000字），天灾事故（20000字），统计年报（45000字），重大事件（60000字），文献资料（250000字），编年史记（700000字），重铸卫东（15000字）。

“勤能补拙”。为了“求全”，放弃节假日，甚则通宵达旦，翻阅了846厂所有的原始档案。没有具体统计有多少宗卷，只知道一间房屋的年度报表，两间房屋的党群文件，三间房屋的行政档案……都给我翻了个遍，并逐一摘录、输入为文档资料，重点的文件，还拍照留存。

“完整”。是编写《卫东史略》“求全”基础上的另一个层面——尽力将每一个专题、每一个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

例如：“天灾事故”专题，很多不起眼的事故在档案中没有记载，我就向爱写工作日记的总工程师刘辉松讨教；向主管安全工作的邹振斌讨要大大小小的事故记录。

又如：“统计年报”专题，由于交接手续的不完善，有好几年的报表没有着落，我就跑到统计局和主管上级部门寻找。

再如：“人员结构”专题，建厂初期，在“好人好马上三线”感召下，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下，1965年12月底，“南河农具厂”（卫东机械厂的前身）号称88个单位调入，404人职工。“88”、“404”，准确吗？我们不厌其烦地查资料、访问原单位人员：武汉江岸机修72人，湖南衡阳516厂34人，山西长治342厂26人，304厂18人，西安804厂43人……逐个落实，终将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调查还在进行，答案即将揭晓）。

湖北襄阳小三线原卫东机械厂技工学校老物件

同样，在搜集展览馆展品的过程中，也尽量以“求全”和“完整”为目标。例如“国营第八四六厂技工学校”这个预展区，目前就从不同的渠道、不同人员手中收集到了批准文件、木质校牌、收费许可证、课桌、绘图仪器、绘图板、绘图铅笔、丁字尺、三角板、曲线板、三棱尺、教学模型、教学挂图、教学幻灯、工卡量具、准考证、体检证明、录取通知书、油印机、试卷、作业本、毕业证、毕业分配介绍信、优秀学生证书、实习补助标准、历届学生名单、教职员工（含实习教师）名单、历届毕业班合影照片等等，还有实习用的机床、加工的零件，甚至连同粉笔、橡皮擦、绘图墨水等都收集入库。基本达到了一应俱全的“完整”。

工厂有一块20厘米厚的实弹试验用的铸钢靶板，这个靶板是供“40—45MM反坦克破甲杀伤两用弹”和“平炉炼钢出钢口穿孔弹”穿透试验用的，上面弹孔密布，弹痕累累，被我视之为展览馆的“镇馆之宝”。可是，当我们赶到靶场，只有靶板支架，重达数吨的靶板却不翼而飞了。“被盗了？”“卖废品了？”“埋地下了？”……走访了历届靶场班长、均无答案。经过分析，要运走这块靶板，没有吊车绝对搬不动，不可能被盗；查找废品处理记录，靶板没有被运出厂。因为原靶板所在地铺设了水泥地坪，一致认为是被埋在地坪下面了。于是，先走访钩机司机，答案否定；决定请勘探人员勘探……就在此时，柳暗花明，顾勇主席在生产调度会上获知，靶板放进了“销毁塔”内，被“废品利用”了。“变废为宝”的靶板即将重见天日，成为卫东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杨克芝（左三）陪同三线建设研究者参观湖北襄阳卫东控股集团（2014年10月，湖北襄阳）

唯实与求是

毛泽东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又曰：“实事求是”。

写史的人，必须拥有唯物、唯实的“正气”；必须拥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既然写史，就要保全写史人的“良心”，让每一个历史情节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写史，要尽量杜绝使用“大概”、“大致”、“也许”、“估计”、“可能”等字眼。例如：在《卫东史略》引录的所有文件，绝对保证每一个文件的“发文单位”、“文号”、“文件标题”、“发文日期”等4个基本要素齐全，缺一不可。达不到4个要素的，尽量继续查找，实在查找不到，宁愿弃之不用。在记事过程中。尊崇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方志学家章学诚“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的修志方针，对值得赞扬的，绝不“文过饰非”、“锦上添花”；对值得批评的，绝不“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尽量不使用“情感词”，始终站稳“第三者”的立场，平铺直叙。至于“道听途说”、“三人成虎”、“戏说”之类的东西，更要来者必拒！

在编纂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846厂曾经调入一位大学生，好学上进，入了党，当上了劳动模范，从科员、科长逐步提升为技术副厂长。但后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毛病，被调离工厂。他的这段光荣历史写不写？我的回答是一个字：“写！”又如：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工厂的生产任务照样月月保质保量完成（军工产品不允许“超额完成”），恶性事故为零。对于“文革”中846厂的业绩写不写？我的回答还是一个字：“写！”

杨克芝（右）和徐有威教授参观攀枝花钢铁厂

 “求是”，就是“刨根问底”。在写史中显得重要，在鉴别“文物”时更显得重要——在卫东展览馆征集的展品中，有不少“文物”需要考证。如：有一个黑色国漆、铜件装饰的古香古色文件柜。柜体上有3个繁写体的标签：“武汉市总工会，第0006号”、“江岸店员工会，NO：0021号”“武汉市江岸区工会，财字NO：0430”。这样一个文件柜，怎么会来到了远在襄阳的846？柜体上的3个标签谁先谁后？带着疑问，我们开始了刨根问底的“求是”。答案是846的“祖宗”武汉江岸机修厂在1965年7月9日从武汉整体搬迁过来的另外，诸如“846是不是全国第一个被批准建厂（1964年11月8日）的小三线企业？” “毛主席的巨幅油画标准像是谁画的？哪一年画的？”“1944年日本制造的车床是怎样落户864厂的？”“巨大的铝制碾槽是干什么用的？“28个半的转业干部是怎么回事？”“12级的高干张凡、13级的高干李敬堂为什么会在846居住数年？他们的具体身份？”“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吕光明（原846厂长，已故）为什么享受不了离休待遇？”“高呈祥的‘右派’被摘帽后为什么不补发工资？”“‘百步穿杨’的故事是不是真正地发生在孙家冲（846厂所在地）？”“龙脊山半腰的‘刘秀洞’是不是王莽赶刘秀的遗迹？”等等数不尽的“疑难杂症”，都必须逐一“把脉会诊”！截稿为止，大多数已经“水落石出”，小部分尚有“悬而未决”，极个别仍在“云雾山中”。

虽然岁月流逝、时光如梭，但只要只争朝夕、物我两忘，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撸起袖子加油干！”砥砺前行吧，中国三线建设的“研究员”同志们！

2019年10月28日草成于湖北襄阳孙家冲，发布时略有改动。                            

作者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