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奥威尔难题”与……最后的抵抗机会

李公明

2019-11-07 15: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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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匈]埃丽卡·戈特利布著,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3页,78.00元
如果要纯粹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角度,同时也要考虑与阅读者个体经验的关联来选择20世纪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话,我的首选就是乔治·奥威尔。他的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兼有社会调查、思想自述和文学描述的多重性质,通过“观看”、“感受”和理性反思形成了他的坚定的社会主义正义理想和尖锐的左翼美学批判锋芒。在今天,“看”、“感受”、反思的勇气和责怪感、羞耻感仍然是探测个人良知的敏感探针。奥威尔迈过了知识分子常常是与生俱来的空谈、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碍,为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他自觉要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暴君。”他毕生怀疑和憎恨所谓的上层社会“成功人生”,觉得那里面有一种“精神上的丑恶”;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在一则日记中仍然表示了对这些人的厌恶——说他们脑满肠肥、自以为是,骨子里透着寒意,你会本能地感到他们与一切聪慧、敏感、美丽的人或物为敌。奥威尔在自述中再三强调唯一需要牢记的初心就是公平、正义和推翻所有形式的专制暴政,这是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观念。《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宣告了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份闪耀着思想与美学批判光芒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宣言。奥威尔从威根码头启航,开启了通往《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航道,“推翻所有专制暴政”是他在这条航道中插上的最鲜明的旗帜。《一九八四》是标志着奥威尔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刻性的顶峰,是20世纪文学中文学想象与政治现实结合的天才杰作,也是探测与判断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性杰作。
《一九八四》自诞生以来,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一直充满了争议,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匈牙利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2007)的《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原书名: The Orwell Conundrum: A Cry of Despair Or Faith in the Spirit of Man Orrawa,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内涵和独特论证视野的文学评论著作,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和论证之深刻,对于研究《一九八四》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及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该书中译本的“内容简介”的前面两段,写得很概括,也很巧妙,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今天语境中的“奥威尔阅读与接受史”的最新一页。在我看来,从绝望、悲观主义到人道主义,最后落实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把“难题”引向了20世纪人道主义与美学斗争,这也正是隐含于20世纪所有政治斗争之中的精神性内核,包含了关于人性底线的政治学与关于庄严与无耻的伦理美学。戈特利布对《一九八四》的深刻解读首先得益于从批评者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外独辟蹊径,在对文本的精读中交替融入“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等三重语境,标示出奥威尔所坚持的“人类精神”信念的不同方面。
徐贲教授在“导读”中对该书内容作了概括:“戈特利布以发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奥威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多读者,产生了如此不凡的影响,且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批评者指责他缺乏文学想象,认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关键问题。她清楚表明的是,奥威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20世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I)所谓的“奥威尔难题”就是从“绝望”而来,戈特利布把“奥威尔绝望”分解为“哲学态度的绝望必然导致艺术瑕疵或失败吗?”和“《一九八四》表达的是奥威尔的绝望吗?”这两个问题,而她的答案都是否定性的。徐贲指出,“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他的态度始终是战斗而非坐以待毙的”;“《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遭遇让我们关注他全然丧失自由的悲惨和绝望处境,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因为绝望而放弃抵抗,他身上的奴役锁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打造的。……他的奴役使我们更加在意我们自身此刻的精神和人性自由。这种自由无论多么有限,都对我们的抵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XVⅡ)诚哉斯言!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奥威尔难题”中全面地介绍了该书针对各种批评意见所设置的议题与自己的论证思路及主要观点。她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即使奥威尔的确对人生抱持悲观态度,我们凭什么就此推断这会损害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图景之正确性、重要性、强烈度或可信性?”明确表示反对“有缺陷的杰作”这一观点。(14页)然后继续讨论的问题是“奥威尔的绝笔之作是否的确传达了对人类本性和人类未来的绝望、悲观主义或恐惧?”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奥威尔非常精准地诊断和分析了极权主义的实际动态、带来恐怖的精神状态,并得到了同时代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以及德国和苏联的恐怖统治中的幸存者的肯定;奥威尔那些最重要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判断也被后来的汉娜·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沙皮罗、托马斯·曼、加缪等研究者所证实;在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理由为日益高涨的极权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担忧。(16—17页)因此她充分地论证了“《一九八四》所描绘的图景完全不是由个人的妄想所激发的”。奥威尔通过小说希望传达的是,“一旦极权主义得以传播,它甚至会传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会变为永恒,不容更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屈服于绝望与恐惧了吗?戈特利布认为作为政治评论家的奥威尔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充满危险的范本,那么作为讽刺作家的奥威尔必然会通过戏剧性的夸张赋予这种危险以全球维度和永恒性,这是一种夸张的讽刺策略,“使目前令人担忧的趋势看起来更为突出、更为危险”。(19页)通过论证,她坚信奥威尔是对“人类精神”怀抱信心的世俗人道主义者,他的立场显得清晰明确、始终如一。小说中的温斯顿被迫公开认错,放弃了对“人类精神”的信仰,这只是讽刺小说的叙事策略,完全不能用来证明奥威尔的信仰有所动摇。实际上,奥威尔希望以温斯顿最终的转变、屈服和被奴役警示读者:珍惜无论多么有限的自由,珍惜最后的抵抗机会。如果用《一九八四》中关于“自由”的那句著名警言来说,那就是在还“可以承认二加二等于四”的时候,珍惜它、运用它。奥威尔把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的政治寓言和心理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文类结合起来,表达了他的深刻发现:极权主义体系中的心理层面与政治层面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33页)最后结论是:“奥威尔完全不否认人类为自由奋斗的价值,完全不认为我们应该屈服于绝望,他显示出对个人的信念的坚持,对‘人类精神’的信念的坚持。”同时,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奥威尔尊重读者的识别能力,对他们致力于与非理性所具有的恶魔般的非人化力量进行斗争抱有信心。”(36页)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中对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奥威尔的接受史与批评史的介绍及相关分析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正是相对薄弱的阅读经验,因而很有参考价值。第一章开篇就首先提出“奥威尔是文学天才吗?”(3页)和“《一九八四》算不算得上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5页)这两个问题,因为一方面批评家们高度关注这部小说,而且全世界公众对这部小说经久不衰的兴趣令其空前畅销,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学术研究者认为,这是部有缺陷的作品——姑且视作一部“有瑕疵的杰作”(flawed masterpiece)。这种论断集中反映在1984年欧美国家召开的一系列向奥威尔致敬的座谈会、研讨会上,那么“问题在于,如果奥威尔不是天才,《一九八四》不是杰作,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部小说持久的影响力、对其核心概念的认可,以及奥威尔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6页)从这一如何解释的问题中就引申出“奥威尔难题”的核心起点:“这种分歧和‘有瑕疵的杰作’理论的源头,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假定,即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传达了一种绝望的图景。”(8页)这种假定以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的《一九八四》是“发自绝望深渊的呼喊”的严重误读为代表,作者在书中围绕这个问题层层深入地作出批驳与论述。
在关于奥威尔的批评与接受史中,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文学批评家们关于《一九八四》及奥威尔的文学才华的各种评论,而是在“是黑暗的预言还是有力的讽刺?奥威尔批评中的政治波动”标题之下的那一节所论述的内容:从几十年政治的不断波动中,关于奥威尔的讽刺目标究竟是什么的不同意见及争论。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者说“这种意见不一使得小说的讽刺维度逐渐不被强调,以至于‘政治讽刺作品’这个词几乎从批评词汇中消失了。”(20页)在这里的注释中提到了在八十年代晚期发表的几位学者的论文、专著“由于未看到小说的讽刺维度”,“都把《一九八四》解读为一部反映奥威尔最终丧失希望甚至陷入病态绝望的作品”。(41页)从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看,这种变化与意见当然是相当奇怪的,戈特利布在该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而这种反驳在我们看来也更像是强化了我们原来就有的认识。在《一九八四》出版之后,文学批评家们普遍视其为讽刺作品,苏联是首要的讽刺目标。但是在五十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担心强调这种看法可能会加剧麦卡锡时期(McCarthy era) 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从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疯狂局势,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奥威尔的目标具有普遍性,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戈特利布认为这种看法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不能忘却奥威尔所针对的两种体系,“他利用讽刺的双刃剑清晰地表明,虽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但这两个体系都把恐怖用作治理方式,对于这一点,自由主义左翼批评家也感到有些不自在”。(21页)在六七十年代奥威尔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正面攻击,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情况又有了变化,以伯纳德·克里克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批评家强调奥威尔的目标是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暗示是次要的;而且《一九八四》电影版也遵循了这种对西方的强调。反讽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对斯大林的描述从《一九八四》中抹除的倾向正好与1984年苏联出版社(reclamation of Orwell by Soviet press)事件同时发生。在无视这部小说的存在将近四十年之后(而且禁止其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流通),苏联出版社又在1984年这一年出来欢迎这部小说,声称它是“对资本主义整体的尖锐讽刺,尤其是对美国。”(22页)戈特利布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对小说的严重误解。
戈特利布这部著作出版于1992年,在这以后关于奥威尔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1999年举办了一场纪念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发表五十周年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及其论文集显然不是文学史或文学批评性质的,会议主办者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没有设置什么文学解读的议题。会议邀请的是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中心议题是这部小说究竟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还有什么影响。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有: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真相、客观性与宣传及政治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代生活中以技术手段维持暴政的可能性与程度?在未来,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可以消除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和恐惧?当酷刑和思想控制双管齐下的时候,人性是如何被心理手段击溃的?对历史客观性的捍卫是如何与对普通事物的坚守联系在一起?性爱激情是如何与政治反抗紧密相连?政治中的性爱隐喻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既超越了冷战思维,同时也延续了奥威尔所关注孤立的个人如何绝望地与扭曲人际关系、无情剥夺个人自由和否定个人意志的国家权力作斗争的政治批判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奥威尔的文献及政治思想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理查德·A·爱泼斯坦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没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挞的国家机构的真实情况,认为《一九八四》“对人生的阴暗描写离我们十分遥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不能再激起当代人的恐惧感”。(见200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75页,阿博特·格里森等编,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而大卫·布林的看法则是针锋相对,认为《一九八四》“揭示了大洋国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236-237页)阿博特·格里森则从历史客观性和真相的角度切入,认为“如果极权统治者大量篡改历史,那么历史客观性和真相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反抗极权,就必须先探寻真相”。(83、85页)不加思考地轻信谎言与怀疑一切地拒绝探寻真相,正是极权统治者所希望于大众的。詹姆斯·科南特更为深刻地分析了探寻真相的自由与思考的自由和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的紧密关系,指出奥威尔是为了告诉我们“自由、社会、真相三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115页)由于会议论文集在2005年才出版,因而编者在“引言”谈到在后冷战时代、尤其在9·11之后,“紧急状态”的出现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3页)这又可以回到戈特利布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问题:奥威尔讽刺与批判的靶子是多层的同心圆,从作为首要目标的极权主义统治和无视这种统治的背叛性质的左翼知识分子,到极权主义的心理与普通人的普遍人性。这就是“奥威尔的影子”。
从“奥威尔难题”这个说法会想到诺姆·乔姆斯基在奥威尔的启发下提出的“奥威尔问题”(Orwellian Problem),这个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事实证据如此丰富而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却那么少?”看上去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据说乔姆斯基有一位也是语言学家的弟子把它转换成“罪行证据比比皆是,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这样的政治学问题。从乔姆斯基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大量言说而言,这种转换也是很自然的,是乔姆斯基向奥威尔致敬的思想方式。的确,奥威尔当年向那些盲目的或者怀有私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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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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