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历史河流中的……搁浅与倒退

李公明

2019-11-14 14: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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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的心灵》,[美]马克·里拉著,唐颖祺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出版,186页,55.00元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书评》专栏作者马克·里拉的《搁浅的心灵》(原作名: 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唐颖祺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是一部兼有思想史研究和西方现实政治研究双重性质的论著,虽然篇幅较短,但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阐发的思想有深刻的现实意义。2010年5月马克·里拉教授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在上海等地的演讲也是这个主题,刘擎教授多年来与里拉的交流讨论和对话文章更是对我们认识和理解里拉的学术思想大有帮助。与《搁浅的心灵》中译本同时推出的还有原来作为该书中译本序言的《灵知沉沦的编年史: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林国华著,商务印书馆 ,2019年9月),构成了一种充满智性的对话。我既无力探讨历史上西方灵知主义的那些非常高深、难以弄懂的知识与信仰问题,同时我更关心的是马克·里拉关于“反动”的论述如何为我们思考20世纪历史与当今的现实提供尖锐而深刻的思想参照,以及作为政治概念的“反动”如何在它的历史叙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因此我只能从关于“反动”这个概念的思考进入那片“搁浅的心灵”地带。
“反动”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代人的思想与语言中的印记是极深的,从“反动派”、“反动阶级”到“反动思想”等等,曾经是生活中的常用语。但是在今天它似乎已经日渐远去,它在今天更多只是一种戏谑的、不无反讽意味的语言化石,却在里拉的这部著作中被召唤回来。然而“反动”的归来却明显带有不适感,以致原书名中的副标题“On Political Reaction” (“论政治反动”)也没有翻译出来。在语言学与政治学之间,我们可能感到难以把握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曾经是那么常用的概念,尤其是难以把握如何使它在我们曾经熟习的话语系统中陌生化;或许因为这样,我在写这篇读书心得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要对这个概念加上双引号。该书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反动(reaction)是什么?”,这真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我们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的政治宣传出版物中,诸如“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什么是阶级?”等都是报纸上常见的文章题目。但是我们却很少认真思考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另外,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是从美国右倾知识分子、欧洲民族主义者到借用保罗教义的激进左派都成为政治怀旧者与反动者,原因何在?里拉说我们至今为止没有关于“反动”的理论,关于“反动”的思想图景和信念力量被我们严重地忽视了,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我们却无法理解和把握。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
马克·里拉在该书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的“反动”观念和思想运动,通过“思想家”、“潮流”、“事件”这三个主干部分描绘了一幅关于“反动”的思想谱系及其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影响。该书的第一部分“思想家”聚焦于弗朗兹·罗森茨威格、埃里克·沃格林和列奥·施特劳斯这三位20世纪思想家,从他们的著述中详细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怀旧情结。第二部分“潮流”分为两篇,“从路德到沃尔玛”、“巴迪欧的精神流亡史”,里拉仔细考察了这两场当代思想运动中的怀旧情绪,展现出存在于当代神学保守主义者和学术极左派中的政治神学思想诉求。第三部分“事件”谈的是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文化悲观主义和对灾难性历史进程的想象。最后一篇是作为后记的思想随笔,审视了政治怀旧的心理力量和形塑现实的强大力量。掩卷之后,或许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个在我们的记忆中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说辞的概念竟然是一种真实而且强大的力量,它与同样真实的“革命”的关系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张力,决定了我们今日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里拉说,“一场革命可能使君主制蜕变为民主制,另一场革命却可能使民主制转化为寡头制。革命的后果难以预料,它会催生何种‘反动’也无从得知”。(4页)这是20世纪历史的政治缩影,也是历史记忆中最深的伤痕。
“反动”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来自何方?它的词源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引进到政治生活,与“革命”形成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才被改变为以历史为核心的概念,里拉指出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明确划分了过去与当下,使过去的历史只是因为当下的事件和通向既定的历史终点才具有了意义,因此“在雅各宾党人统治的时期,任何抵抗时代潮流前进,或对于抵达历史终点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们都被标识为‘反动’。这个词语由此带上了延续至今的消极的道德含义”。(4—5页)抵抗历史潮流也是我们曾经熟悉的说辞,但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是对那套历史叙事“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这一表现,而正是在这里潜藏着无数无意识的“反动者”的个人命运悲剧。以历史为核心思考“革命”与“反动”,这是关于政治的一种本质主义式的思考,在我们熟悉的20世纪历史中曾经是关于政治的最高原则与判断标准。而在“反动”的概念谱系中,我们曾经同样熟悉的子概念是“复辟”、“倒退”,它们与“反动”一样是被极端贬义的,而在文学化的修辞上则有“倒行逆施”、“螳臂挡车”、“开历史倒车”等说法。比较起来,里拉把“反动的心灵”称作“搁浅的心灵”,实在是带有过于诗化的美感。“搁浅”毕竟无法与复辟、倒退和开历史倒车相比,“心灵”有时也会显得过于精神化,该书副标题中的“政治反动”才具有剥去意识形态外壳的语言力量。
里拉在2010年5月的讲座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反动”类型:第一种是“复辟的反动”,第二种是“救赎的反动”。复辟者力图返回革命前的真实或想象的状态,包括原先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美学的状态,并且对这种复辟的可能性有信心;救赎的反动派则承认过去不可逆转,所谓的救赎是指面向未来前进,但是要通过一场新的革命来超越旧制度和超越上一场革命的非法篡权。里拉说欧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政治反动的经典案例,但他没有继续讨论与“救赎”与“革命”相关的话语体系及其他经典案例,例如在不同民族的政治学语汇中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等概念的真实含义及其运动形态。里拉在书中区分了“反动”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也是我们过去容易混淆的,思想保守的人似乎很容易就会变得反动。里拉说“反动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这是人们需要理解的关于他们的首要特征。反动者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变得像革命者一样激进,并被历史的愿景深深吸引”。(6页)他曾经在讲座中指出,“法西斯主义者是救赎的反动派,上演自己的革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无异于18世纪巴黎的革命者曾经的作为: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的制度(此例中是民主制度),监禁或杀害反动分子(此例中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并强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于专制的铁蹄之下。他们的革命转而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反动。”(马克·里拉《“反动”的概念》,刘擎根据英文演讲稿翻译,见www.aisixiang.com)这是关于革命与反动相区别与相纠缠的典型案例。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最终篡夺了政权的意识形态,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揭示这个“救赎的反动派”是如何“上演自己的革命”的,就如里拉在该书中所表述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着特定的发展轨迹。他们首先萌生于狭小的圈子里,圈中的拥护者都有着相同的执念和原则,并将自身看作被孤立在荒野的声音。但为了达到政治效果,这些群体必须学会合作。对于抱有执念和坚守原则的人来说,合作是一件难事,因此在政治圈的边缘总是会发现争吵不止的小帮派。可是,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要真正重塑政治就必须不再是一套原则,而是变成一种更加模糊的观念,一种能够被新的信息与事件不断强化的观念。”(149页)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救赎的反动派与革命者同样激进、好战,这从里拉在书中提到的法国早期反动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思想中可以反映出来。在以赛亚·伯林为迈斯特的《论法国》(鲁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所写的“导言”中,伯林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迈斯特是好战的、反理性的现代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另外他在《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一文(收入《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中指出,迈斯特那种迷信暴力、赞美束缚、反对自由观念、警惕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等等这些“先见之明”“恰好是我们这个恐怖世纪的极权主义思想(包括左派和右派)的核心所在。”(129页)伯林还说,“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也是最晦暗的精神现象,而且,还远未结束。”(158页)里拉在思想上受过伯林的影响,他也是把迈斯特与今天的反动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为迈斯特和他的弟子讲述的关于启蒙运动的恐怖故事与如今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欧洲民族主义者以及美国右派诉说的故事在本质上一模一样。但是令我有点困惑的是,当里拉说“反动者的心灵是搁浅的心灵”的时候,他似乎忘记在这里继续把复辟的反动派与救赎的反动派区别开来,结果这个“搁浅的心灵”在时光之河中只看到漂浮在眼前的天堂遗骸,只看到过去的无比辉煌,因此他们的使命是“堵截历史,呐喊停下!”(8页)而这应该只是上述他所讲的复辟的反动派的特征,难以概括像迈斯特这样的思想家。
迈斯特的救赎性反动其实就是里拉在2001年出版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所论述的“知识分子亲暴政”现象,即知识分子出于自恋被某些暴君所吸引,幻想着这些暴君能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因此转而支持诸如纳粹德国……等现代暴政,或干脆否认它们存在的事实。(11页)在本书中,里拉更多讨论的则是那股塑造了政治思想家的想象与20世纪的意识形态流变的政治怀旧力量,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到21世纪极端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作品,“他们的故事诉说着世俗化西方的堕落,诉说着强劲的、复兴的宗教势不可当的凯旋,这故事浑身都沾有欧洲的指纹”。(12页)
关于《查理周刊》事件,里拉在该书中更为关注的问题还不是诸如言论自由、宽容、尊重、责任等被人们围绕这事件谈论得最多的议题,而是聚焦于在激烈的公共辩论中出现的文化悲观主义与历史叙事——宣称要理解眼前的危机就必须返回遥远的过去,甚至回到启蒙运动或中世纪,“我们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才是现实的真相。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只是文化错误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这些错误致使法国,也许是整个西方文明,在很久以前走上了通往劫难之路。如今,算账的时刻已经到来”。(140页)他选择讨论的是记者埃里克·泽穆尔的畅销书《法国的自杀》和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刚好在《查理周刊》事件当天出版的小说《臣服》,他从中发现并提醒人们:“历史神话推动政治行为的力量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消亡。”(142页)泽穆尔描述了大量法国现实中的劫难现象,目的是要说服读者相信“法国正在死亡,法国已经死亡”,以激起读者的愤怒的绝望,但没有谈到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接着里拉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维勒贝克的小说中的情节及主人公,说明其主旨是要让读者相信现代欧洲的崩塌与穆斯林欧洲的兴起是一场悲剧,“此时能做的唯有沉浮于历史这一盲目的力量”。(163页)里拉指出维勒贝克要表达的是自由最终会造成毁灭,目前的所有危机源于两个世纪前欧洲对历史下的赌注,以为越是拓宽人类的自由,人类就越幸福;在他看来这场赌博失败了。实际上,里拉从更为根本、更为关键的层面上思考欧洲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从政治上解决恐袭根源的设想。他在2014年6月的《新共和》的文章《我们自由主义时代的真相:为什么民主的教条总是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中提出:“下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不应该颁发给人权活动者或是GEO创始人,而应该颁发给一位这样的思想家或是领导人,他建构出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给穆斯林国家一种连贯的方式去认识且限制宗教法律的权威性,并让它和善治兼容。这种模式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功绩,尽管可能不是民主的。”(《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遭遇“查理”》,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见http://www.sohu.com/a)这种思考是要从根子上提出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不管是否具有现实可能,起码是表现出现实感和建构性。里拉从法国人对《查理周刊》事件的反应中看到它们与美国人面对9.11的区别,与如何采取阻止及反击措施不同的是,法国人想到的更多是如何改变查理事件中那3名袭击者所属的那种文化,这种文化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统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贫穷的城市郊区。因此法国人更重视学校教育的问题,里拉专门撰文谈为什么是学校而不是安全问题成为法国的中心问题。(同上)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议题。
最后还是回到开始的问题。里拉在讲座中说,“反动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能用来推动或摧毁我们最关怀的美好事物——正义,自由,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忘记左与右,转而去追问:什么是反动?”(马克·里拉《“反动”的概念》)我们更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是复辟式的反动与救赎式的反动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河流中搁浅和倒退?因为“我们实在太明白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革命标语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在很久很久以前……”(185页)我们对复辟与倒退的思考正未有穷期。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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