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科克：治愈心灵的另类方法：“宠物疗法”的发展史

2019年11月5日，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医学史研究中心的罗伯特·科克（Robert G. W. Kirk）教授在上海大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治愈心灵的另类方法：实验室和临床“宠物疗法”的发展史》，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的众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人类、动物和健康

讲座伊始，科克教授概述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医学史学家，他目前的研究内容是探索人类、动物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而这需要借鉴、运用和综合跨学科领域的历史知识，如动物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关医学人文和环境人文的知识。每个领域都是一个独特的分区，但又与人类、动物、健康和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在这些领域开展更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气候变化对未来健康的影响也是人们乐于讨论的话题之一。部分英国和美国学者开始探讨“地球健康”问题——这是旧药换新装：地球的自然系统如何与人类健康相互作用。科克博士希望他未来的研究能够回答这些关于地球健康的问题。为此，他目前正致力于两个独立但密切相关的项目研究。

他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正与地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一个大型团队合作，探索人文学科能为实验室动物的科学利用和安全做出什么贡献。该项目约有14位学者参与，他们来自5所英国大学，皆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他们想要了解当前在医学科学中进行动物实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人文研究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科克教授是该历史项目的领导者之一。他正在重建20世纪英国动物研究的历史，探索英国动物研究是如何被逐渐管制的，以及对动物安全管理——也就是对动物的照顾——是如何对科学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欧洲各国和美国，用动物做实验在某些社会阶层会引起很大争议。所以这项研究就是要找出争议的原因：公众是如何理解动物研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除了学术研究外，科学人员也在开展活动，让公众参与到动物研究中去。他们希望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公众可以了解动物研究，而不必卷入关于动物研究是否合乎道德的更广泛的争论。

其第二个项目关注动物是如何被用来改善社会健康和安全的——该项目主要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科克教授正在研究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成为一种客体的——一种被称为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的科学客体，以及这个客体是如何具有医学价值的。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案例研究，包括对抗细菌感染的噬菌体（当然，噬菌体并不是真正的动物，但它也是一种生命形式），在医院里使用水蛭和蛆来愈合伤口，以及发展辅助动物——如指导视力受损者的导盲犬。

科克教授讲座分享的重点内容是关注“宠物疗法”的历史起源——动物可以用来支持和改善心理健康。 “宠物疗法”重建的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是可以成为医疗可援助对象的，而这一举措被理解为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和安全。通过动物来改善病人的心理健康在已知的资料中可以追溯到1792年，那是由英国贵格会信徒建立的“约克静修会”所发起的一个项目。在那里，和动物进行交流成为一系列康复活动的一部分，包括让病人参与园艺、耕作和锻炼，这些都提供给病人更为人性化的治疗形式。

但是，在他看来，宠物辅助治疗是20世纪末才有的产物。它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基础，基于人与动物关系之间本身的治疗价值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末，儿童精神病学家鲍里斯·莱文森（Boris Levinson）开始用他的宠物狗来促进他与患者的沟通。莱文森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极度内向的孩子，他第一次看到这只狗时就少见地主动与这只狗玩耍了起来。1961年，当莱文森向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他受到了嘲笑还有讥讽，甚至有人质疑他，是否他的狗分担了部分费用。尽管如此，莱文森还是坚持通过动物来实现他所说的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催化剂”的价值。他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犬类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将使精神病学能够“为不同的情绪障碍开出宠物处方”。莱文森认为有必要开展一项专门的“研究计划”，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确立动物对精神病学的疗愈价值。而莱文森等待了将近十年才开始有人响应他的号召。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宠物疗法是塞缪尔·科尔森（Samuel Corson）的成果，科尔森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精神病学系的精神病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1969年，科尔森开始了一项研究项目，旨在科学地确立动物的治疗价值。他并不是有意回应莱文森早先的推测，这是两项独立的研究。当他1988年去世时，《纽约时报》称他为“宠物辅助治疗之父”，他的科学生涯被实验室里的动物抢去了风头。科克博士讲述了科尔森用于研究的宠物狗是如何抢了他们研究人员的风头的。

196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一个新的精神病学研究部门，这个新部门包括当时被认为是实验精神病学前沿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室。作为极少数活跃的美国巴甫洛夫科学家之一，科尔森被招募来进行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研究。他进行了一项雄心勃勃但是复杂而昂贵的调查，旨在揭示环境和遗传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形成个人对压力的反应模式。他选择狗作为宠物研究的个案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他可以研究不同品种之间的遗传差异。第二，它们的体积足够大，可以应对动物本身的生理反应从而进行深入、侵入性的研究。第三，狗是具有合作精神，容易训练的动物。第四，狗是“实验室里唯一一种可以表现出多样性的和强烈情绪反应的动物，这点最接近人类”。总之，科尔森是一个基于实验室的动物研究科学家，他使用巴甫洛夫的理论指导来给动物施加压力，并观察这对动物自然寿命的影响。接着，科克博士通过多媒体设备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科尔森实验室的真实场景：一只狗被束缚在一个经典的巴甫洛夫式实验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采集其生物样本的瘘管。

那么科尔森是如何从实验室的实验转向临床治疗的呢？不同寻常的是，科尔森的研究机构设在精神病院的一楼，研究机构的楼上楼下都是病房。1969年，一位病人要求去看他们听到吠叫的那只狗，但奇怪的是这位病人拒绝所有互动，工作人员联系了科尔森，想询问一下这个病人的请求是否可行，科尔森思考之后同意了。这就是科尔森的狗如何“抢了”研究者的风头。最终，一项全新的研究开始了，调查狗是如何在诊所里促进心理治疗的。考虑到这项研究的长期实验方法，科尔森在他的动物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每只狗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允许精神病人以这种方式介入研究呢？一种解释是科尔森真正关心的是他的研究是否具有临床意义，他总是愿意把他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医院的工作中。与许多科学家不同的是，科尔森热衷于与临床医生合作——他“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进行日常工作，并通过他的研究工作将许多专业知识聚集在一起。第二个原因是，科尔森很早就放弃了在实验室之外控制狗体验的尝试。他没有把狗关在标准的笼子里，而是把它们养在一个叫做“狗屋”的自由空间里。科尔森发现，实验空间外的标准化增加了实验空间内反馈的变化。而实验室之外积累的各种经验又鼓励了实验室内部的狗的反应实验。因此，探视病人可以通过 “狗屋”的日常化环境来实现，这对科尔森的实验研究来说可以说是收益良多。

那么如何得知科尔森的狗的治疗效果呢？科克教授认为这可以通过观察病人的治疗过程来了解。科克教授举了一个案例，一名叫伊莱恩的女病人，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送进了医院，因为她在分娩两周后出现了她所说的“男性化”行为。她解释道，在了解了科尔森的狗之后，她对它们很同情。通过想象“可怕的实验”，伊莱恩认为她可以帮助狗“自由”。在这里，“共同的痛苦”的叙述使病人和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联系。伊莱恩解释了她是如何与一只同样有“男子气概”、“精力充沛”的狗搭档的——这是一只名叫哈里的边境牧羊犬。伊莱恩觉得她和狗之间有一种“默契”。然而，随着伊莱恩的康复，她和哈利的关系恶化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了，最后他们的关系破裂了（哈利朝她撒尿表明了这一点）。这时，山姆的妻子、研究助理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rson）介入其中。伊丽莎白把伊莱恩的注意力从哈利转移到一只叫内尔的狗身上。伊莱恩将内尔描述为“哈里的妻子……非常安静，保守，非常顺从，平静，非常适合我。当我下来的时候没有像疯子一样跑来跑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莱恩是如何理解她和狗的关系以及实现她自己的康复的。科克教授进一步说道，伊莱恩觉得狗狗们也从她身上得到了一种疗愈——这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假设，是一种共同的融洽相处的过程。

伊莱恩的例子说明了最初的临时病人就诊是如何系统化的。对狗的耐心、兴趣为更广泛的交谈提供了机会，而这对性格孤僻的病人尤其有效。它也为临床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接触和了解病人的途径。科尔森认为，宠物疗法满足了人类的两个核心需求:“爱和被爱的需求”和“感觉自己和他人都是有价值的需求”。在这里，科尔森借鉴了现实疗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阐述了精神疾病。现实疗法不是假设无意识的主观状态，而是将心理疾病视为无法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现实疗法旨在培养病人的责任感，增强他们的自尊。科尔森认为，“让病人负责狗的安全和健康，这有助于培养病人的自信”。这“逐渐将他们从不负责任、依赖他人的心理障碍病人转变为有自尊、有责任感的人”。对狗的兴趣、社交和照顾使病人走上了康复之路。重要的是，对狗的兴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互动。随着与外界良好互动效果的传播，孤僻的病人开始参与社交活动，病人之间以及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加。而且，当有些无反应的病人知道他们的狗会在场时，他们会对治疗产生热情，进而整个医疗过程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这被描述为“不断扩大的赞许温暖圈”。科尔森认为这种体验可以被借鉴，并以“情感狗”的形式引入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支持人们的情感需求。

这个故事有趣的一面是，它彰显了动物实验如何与社会对动物研究的接受程度相关。但在另一方面，科尔森所进行的长期实验研究，也包括对狗进行外科手术改造，这让它们一生都处于压力之下。这完全违反了动物安全和人道主义社会的原则，特别是涉及到在英美文化中有特殊地位的狗。然而，动物保护协会却是科尔森发展宠物疗法的坚定支持者。重要的是，宠物治疗犬和科尔森用于实验研究的是同一种动物。随着科尔森的狗从实验室转移到诊所，动物的价值——至少在人道组织眼中——发生了转变。“实验室”仍然是人道主义组织所富有“争议”的场所，然而在诊所工作的动物却被当作“合作”的治疗伙伴而受到欢迎。这种区分揭示了人文话语的不连续性。

宠物疗法是人与动物关系成为可以研究和用于医疗目的的“对象”的早期例子，这也为狗的情感支持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如今，情绪支持犬是经过医学认证的动物，可以为患有焦虑症、抑郁症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提供治疗帮助。情感支持动物进入公众想象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名人文化。当扮演超人的演员哈维·凯特尔（Harvey Keitel）带着他的情感支持动物离开机场时，媒体嘲笑了这种情感支持动物的行为，甚至嘲讽他是超人渴望飞翔。从残疾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报告是没有帮助的。我们不应该嘲笑那些患有焦虑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动物的帮助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因为情感支持动物位于“同伴”或“宠物”动物和服务动物的边界，而理解这种区别很重要。情感支持型动物常与服务型动物混淆，例如帮助视力受损人士的导盲犬。然而，服务型动物均经过严格训练，以符合严格的行为及卫生标准，训练和认证是服务动物进入人类公共空间的途径。在美国，这种方式受到《美国残疾人法》（1990年）的保护。公众对情感支持动物的困惑会造成服务型动物的一个困扰是，行为不良的动物因此会损害公众对服务动物的信任。因此，情感支持动物可能会对使用已获认可的服务动物的残疾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科克教授还引用了他自己的切身经历。他在一年前去美国的航班上时曾看到情感支持型动物。两只狗陪伴着一位乘客，他们一起坐商务舱旅行!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医疗对象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建筑环境的。美国大多数机场现在都有供动物使用的卫生间，这主要是由于情感支持动物数量的急剧增加。因此，机场——传统上被想象成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景观——正在被改造，以适应非人类的动物需求。

此次活动系中英医学人文高端系列演讲之一，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国哥拉斯格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心联合主办，并得到英国惠康基金会的资助。这次讲座在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使得在场师生对于情感疗愈型动物的研究主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西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