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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博：绘画对我来说，是最怕也是最爱的一件事
摄影 / 阿改；作品图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大半个圆桌都被韩博放满了：可乐、啤酒、牛奶、酸奶、奶茶、椰汁，膨化薯片，蓝色碟子上橙黄的橘子，浅灰盘子里黑色葡萄泛着幽光……
“我没办过个展，也没人特别关注过我，”坐在小圆桌的另一边，这个即将跨入40岁门槛的画家，咧开嘴笑了：“你是我的第一个粉丝，所以我买了好多好吃的给你——第二个就没有这待遇了，所以，赶紧吃！”
窗外可见摇曳的金色银杏。
晌午的秋末日光，先是砸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的红砖外墙上，继而穿窗入室，掠过木地板中央堆叠起来的几本画册、墙边的一溜画框，又猛地再爬上墙，照在那张仰首看天的女孩肖像上。
第一次看见韩博的作品，是在2019年“青衿计划”的群展上。那是一张30x40cm的小尺幅纸上丙烯，以近乎单色描绘了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她双臂抱胸，大眼直楞楞地看着观众。
当时油画院请了一些模特过来，但我的时间总是被打断，根本没有机会投入去画，所以只能基于本能反应，用很粗的笔触和极快的速度，哔哩啪啦画完，也不去想什么对和错——我估计顶多一个小时就完成任务了，解气。
说不出来哪里好，就是觉得特别——造型是写实的，但看起来像草率的写生；下笔迅疾而粗鲁，像气急败坏的水泥匠，但又觉得那松动的涂抹中有一股胡须渣子般的硬朗和深切的温柔，令人想一看再看。
孤陋寡闻如我，起初以为韩博至少是一个“出道”有年的艺术家，结果见了面，才发现全非如此。
我尝试过各种构思，但最后还是觉得：他的故事，也许要通过他的语气来讲述才更动听。因此我将11月8日对他的采访整理成自述的形式，以便让你们也来认识：一个诚恳的艺术家——
起初，我们家住的是胡同里的大杂院，后来才搬到别的地方——因为我爸是工人，所以就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宿舍。那种楼有着黑黑的大走廊，旁边是一个个单间，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长大的。
东北有很多欧式的建筑，所以后来去欧洲也不觉得有隔阂，反而觉得很亲切，我感觉那里有一种生活的质感——烟火气就是那样的。
大概是五岁的时候吧，因为在幼儿园的画画比赛里得了奖，我父母就开始培养我学画画。然后上的普通小学，一墙之隔就是动物园，我们有时候会从下水道爬进动物园里去玩。不过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每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活动，去的还是动物园，实在是太腻了。
我初中上的是绘画特长班，教我的是贺玉章、刘福鹏，还有画院的张光林等老师。初升高的考试，我跟着一个同学去报考中央美院附中，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学校，结果初试就被涮下来了。当时文化课成绩也不好，我就被分到比较差的一个高中，进的是最差的班级，处的同桌是全校最调皮的——不过我们俩关系还挺好。
读完高一，我还是想考央美附中。于是我妈就找了各种关系，然后让我揣了一点钱，到北京去找一个姐姐的男朋友——他在北京火车站做铁道修理工，工棚就在铁道边上，时不时就要挪地方。到了考试那天，我听着《东方红》的歌声，横过火车道，从火车站出来，去考试。
结果竟然考上了。那是1997年，我17岁。
去北京之前，我觉得天安门怎么也有40层楼高，第一次去看：怎么那么小？空气中还有一股油酥酥的味道，所以当时对北京的印象就挺一般的。
但作为一个小地方来的人，你又觉得北京是一个特别开放的、活跃的城市。当时美院附中还在王府井那边，图书馆特别好，里面有很多进口的大师画册。身边的同学们比我早熟，大家对很多事情都有明确的判断和主张，而我感觉自己傻傻的，处在青春期里，内心很多东西在冲撞，特别想去发现自我，但又觉得那个自我并不是真的自己——反正就是经常处在这样矛盾的状态里。
因为同学中好多人之前都上过培训班，基础比较好，老师总表扬那些分数高的，所以我也想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其实那不应该是自己画画的原因，也不是我自己表达的绘画语言，但当时又不知道，只是一味用这种方式强行在画，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自己画的挺糟糕的。
有一次速写，可能我有一些自我表达的愿望，但又没表达好，一个老师就在我的速写里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不要幻想成为大师”。
虽然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但这件事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因为十几岁的孩子，会觉得老师的话特别重要。我后来对教育，对心理学感兴趣，背后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在最需要被引导的阶段，没有一个长辈或者其他角色告诉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去，让我们变成一个不那么迷茫的人。
我不恨那个老师，只是觉得很可惜：当一个孩子方向不明确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引导，他可能就会顺利一点。
去了电影学院后，最高兴是看了很多电影。还有大二去了圣一门工作室兼职，尝试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视觉上的东西。2005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在不同的动画公司工作了好多年，画分镜，做flash，后来也做过动画导演……但是我有很多困惑。我觉得做动画，剧本是最重要的，可大家都是年轻人，没有生活阅历，作品都很空洞。我感觉自己做的东西好多都是垃圾，做烦了，就想离开那个环境。后来一个朋友在小区里办了个“野生”幼儿园，刚好在招人，我就去了。幼儿园那时候还在装修，所以我就兼任保安、保姆、保育、保洁……反正什么都做。
园里男老师多。班主任就是男的，我是副班主任，后来他跑了，我就被迫要去教孩子。那年我30岁，你知道人到了30岁，心态会变，大家都是趋于成熟稳重，事业家庭有成，而我却是时光倒错，重新上了一次幼儿园，挺好玩的。
我发现很多知识自己都不了解，比如为什么要有消防队，我以前就从来没想过。带孩子玩蹦床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玩一下。还有一次，快要上课了，有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说：“老师我就想看一看天。”我听了特别感动。
孩子们都喜欢我。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几年后碰见我，说有一天孩子哭了，说想我了。那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安慰。
不过，最后我也跑了——太累。那时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什么爱情、理想、内心的方向感，都没有。有一天我实在不行了，坐在小区的椅子上，觉得真是走投无路了。但那天也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重新反思我的信仰：关于永生和永死，如果站在人生的尽头来看现在的处境，可能就不会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你要承认自己的破碎和有限，承认自己是挺渺小的一个人。一个人开始有爱的力量，是因为你被爱所触摸到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强壮起来。
离开幼儿园后，作为“北漂”，我跟朋友们住在一起，一年甚至半年就要搬一次家，时不时接一点活儿，做一点设计。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中国油画院的朱春林老师，跟他下乡去写生，回来后有同学告诉我六月份考试，我就匆匆忙忙画了三张头像，加上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报了名，结果又考上了油画院的研修班，学油画。
那是2014年，之前我已经13年没正儿八经画过画了。
画画对我来说，是特别令人害怕的事，因为被否认过，而且这里好多老师也是央美附中的老师，我就更害怕了。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记得我是谁，所以我还放松了一点。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以为我是色盲，因为我画的色彩完全不对。每个老师只上一个月的课，而且方法又不太一样，还没消化呢，又换老师了。所以头两年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一边看别人在做什么，一边自己慢慢画。杨飞云院长、芃芃老师、朱老师以及很多老师都给了我很多专业上的指导。
目前我是油画院特邀青年艺术家，学院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室。之前的工作室有点薄，冬天没暖气，上厕所得跑着上，在屋里得穿得跟在外面一样多——桌子下面那个电油汀，去年冬天我就骑在上面取暖，特别可怕。
我对“当代艺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没接触过。来油画院进修之前，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能去画，至于能画得多好，包括后面能怎么样，都像是在下一个赌注。
我觉得绘画对我来说，是我最怕，也是我最爱的一件事。但我回来画画，目的不是证明自己还能画，而是觉得画画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我35岁才重新学画画，当年的好多同学都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自己是属于比较笨的那类人，要了解一样东西，就必须要跳进去；学画画也是这样。古典也好，写实也好，我会去学，但也会去反思，为什么有一些写实的画不好——有时候我觉得，那算是一种“优雅的无聊”吧。同样的，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画，最开始我也觉得挺新鲜的，但发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慢慢也模式化了。其实最后还是要看你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没有达到那个“好”的标准，如果没有，那就打动不了观众和读者。
但是那个“好”，又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描述，说一幅画真正感动你的究竟是什么。
去年油画院带队去意大利看展，别人都是如数家珍，哪个馆、哪件是拉斐尔的，我就说：“拉斐尔？我都没见过”，因为我只记得拉斐尔画的圣母，别的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好无知。但另一方面，那也是好事，因为你不会有三六九等、先入为主的概念，直观地去观看，好的画里就有那种东西，它会刺痛你。对我来说，那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去意大利其实是第二次出国。前年是跟着油画院去了一趟俄罗斯写生，其中一项行程是去冬宫临摹大师名作——分配给我的是伦勃朗的那张《被解下十字架的基督》。那张画人物众多，难度很大，而我每天只能在博物馆开馆之前的两小时工作。结果临摹到一半，我的腰受伤了——可能是前一天在写生时，因为下雨淋湿冻着了，加上搬重物肌肉劳损拉伤——第二天到了冬宫，我就倒在了伦勃朗这张画面前。
至于倒下来那个姿势……就跟画里的一模一样。因为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临摹，我就打电话叫人赶紧来，大家到了，抱着我，我说不行，必须要放下来，然后我就跟画里的基督一样，被放到地上……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博物馆马上要开门，我想自己不能当着各国游客的面躺在地上，给中国人民丢脸啊！于是大家就去找塑料布，让我翻滚到上面，然后也不敢碰我，直到救护车来了把我带走。
救护车开往一个由小教堂改造而成的陈旧的小医院，我在那儿住了五天。第一天剧痛到起不来，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医院给我换了个床位，我一看，周围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儿，都瘫痪了好几年的那种。护士是一个俄罗斯大婶儿，跟我说了半天话我也没懂，她就强行把我扒光了，给我换上了纸尿裤——我吃饭得让人喂，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完全动不了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结果出师不利，就这么直接躺那儿，感觉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可以坐起来了，旁边陪护的胖大婶儿就像一个妈妈一样，扶着我走路，但脚尖刚点了一下地，我就觉得根本走不了，又躺回去。第二次，她送了我一个天使小别针，说这个天使就住在教堂的塔尖上，她会保护你的。
后来出院，继续画是不行了，等回到中国，为了纪念俄罗斯之行，我才画了这张咖啡馆——那是受伤前那天我着急上厕所去的那家咖啡馆，绿绿的特别好看，我还拍了一张照片。手机拍摄的照片颜色不准，所以相当于是凭着记忆和想象在画的，把我认为好看的颜色都往上抹，其实跟传统训练的方式不太一样。
去意大利这次比较顺利，我们去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那里有一个写生基地，意大利那边的教授邀请了几个当地学生过来，一方面是帮助我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实习。中国人的状态是，到了一个地方赶紧画，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错过了；他们更多是先观察，去想为什么要画这个，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自己画的这张，其实是一个在意大利留学的俄罗斯女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斜对面，我就觉得她像拉斐尔画里的人，特别美，特别古典，身上有我们周围人很少见的美德。但其实我没怎么跟她说过话，只敢偷拍了几张照片，后来就画了一张她的肖像——那是当时我们去参观，她在看《死亡的胜利》那张壁画的样子。
下 ：韩博 《门 · 2》 丙烯素描 28.5 x40.5cm 2017
此前我画过两张小画，是修建中的博物馆。很多人觉得像版画，有点印上去的感觉。美院考生有一项很强的能力，就是用一根线就把造型画得很精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我对水性的东西更感兴趣，这样的话，我可以反复修改，即便画不好也不担心画错。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它的那种质感和丰富性。我希望它是沉甸甸的，是有厚重的笼罩感的东西，因为我的生活体验也是这样——生活从来不是轻松的。
我们家是很普通的工人家庭，都是小人物，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始终会有一种无力感。我爸在我小时候生过病，在我妈身上，我也能觉察到很深层次的一种绝望。我又比较内向敏感，所以是在一种比较压抑沉重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对一些事情的体验，总是感觉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轻薄，哪怕是画一块颜色、一个形体，也总是倾向于反复涂抹，带有一点点自己生命的痕迹在里面。
我爸爸妈妈无法摆脱的困境，那种无力、无助、破碎和虚无，我成长后在自己身上，在周围人的身上都看到过。所以我的画更多是一种愤怒的对抗，以一种沸腾的宁静的方式对抗一种消亡——那些普通的灵魂就会那样被磨灭掉，消散掉。所以我对小人物有特别的同情。
这个模特特别瘦，长得很特别，形体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病态，但很坚挺。他是河北人，原来打工，后来干不动了，就经常在美院给人做模特。
当我画一个人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是简单画一个农民或者其他什么身份的人，而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身上隐藏着的、神秘的地方——渺小的、失控的、骄傲的、败落的，以及一丝丝爱和怜悯的地方，是这些东西让一个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我努力地画他们，是因为我对他们真的感兴趣。
我会想这样一个人，他/她生命中最开始的天真；究竟是什么使他/她成为了现在这样的自己；他/她向往什么，又会在未来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对我来说，肖像画并非那么简单，它是时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连接。
对我而言，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的画没给人看过，所以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去画。它不成熟，但有不成熟的好——那种笨拙，那种犹疑，那种反复的寻找，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或者大多数人的人生——一种漂泊的，奔命的状态。
在那种绘画里，你不会轻声细语地呐喊，而是一记重拳就挥出去。所以，多粗犷、多直接的笔对我来说都是合适的；写不写实其实已经无所谓了，而是要用这样一种方法告诉大家——
我要讲的话，就是这样。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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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画一栋建筑，我觉得自己是在画一个家。人这一辈子，多么疲惫啊，大部分都在忙忙碌碌，喜乐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也不过就那么几天。所以这张画可能是想画出我对家、对欢聚那种很深的向往，它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也可能是在未来。
这个画的是芒果台的综艺节目《舞蹈风暴》里的一个女舞者庄婷，但没画好。有人说我的素描像雕塑，其实我也是那么理解的，就是我希望把人塑造成雕塑，或者是纪念碑的一种感觉，它有沉甸甸的体量，但又经过平面化的处理。我最近正在看敦煌壁画，尤其喜欢北魏时期的，所以可能吸收了一些元素在这里了。
第一次去藏区写生。因为我画得特别慢，当地人坐不住，我就特别恼火，后来同去的伙伴看到地上有这种板子，就陪我捡了几块来画。可能是因为有陌生感，所以那种手足无措还挺好的。《沉默的卓玛》里的卓玛那年17岁，她辍了学，放马，唱歌特别好听，是一个有点野性的女孩。东主则是当时即将毕业的学藏医的大学生，我画他，他安静地看完了一部关于医院风波的电视连续剧。现在他已经在拉萨当上了医生，祝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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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绘画对我来说，是最怕也是最爱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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