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如谈伦敦珍本书收藏及市场

谈起伦敦与书，人们总是会想到查令十字街，那里的新老书店。这条街其实今非昔比了，近年来租金上涨，不少旧书店都被家居服饰店旅游纪念品商店挤走，反而是附近的Cecil Court的旧书店更成气象。

当然，在伦敦的书籍市场中，还有一些深门大院的书商，他们没有彰显易记的匾额，没有人来人往的店面，没有摆放书籍的橱窗，没有拥挤歪斜的书架。他们的地址可能是百花里的一栋乔治亚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四层豪宅，气派的黑色大门边只有一块不大的铜牌子，上面的店名要细看才能分辨。他们的门是锁着的，你想进店看看，最好提前预约，知道自己想看什么。店内每个房间都宽敞明亮，文质彬彬的卖书人坐在宽大的书桌前，不屑与你搭理。橡木书橱一尘不染，也可能有一些展柜，摆着泥金抄本或早期印本。与其称这里为书店，还不如称之为高雅的书房。他们的墙上挂着一些威严的肖像，是书店百多年历史中的数位主人。他们的图书目录本本都是精致的出版物，内中书影都是专业的摄影，如同名模玉照，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店面和橱窗。他们是珍本书商，antiquarian booksellers。

奎文斋（Bernard Quaritch Ltd，旧译夸瑞奇）就是伦敦最古老的珍本书商之一。它由德裔书商及出版家伯纳德·夸瑞奇（1819-1899）创立于1847年。时过境迁，书店几易其主，如今的主人，是新加坡华裔收藏家许忠如先生。许先生更为人知的是他的英文名John Koh, 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2002年收购以买卖钱币邮票为主的英国古董店Spink，2005年收购奎文斋，一时成为古董界的大新闻。台湾作家钟芳玲曾称许先生为“低调的书店经营者”，采访这位书店老板，自然从书店名字谈起。

Quaritch为人所知的译名是夸瑞奇，但您最近却决定把中文名改为古色古香的奎文斋，为什么？

许忠如：香港每年举办的珍本书博览会（China in Print），我们书店一直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书店名字就被音译成夸瑞奇。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西方化了，因为我自己是华裔，而且我们想到中国发展，就希望书店能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请教了我在新加坡的朋友，最后决定叫奎文斋，第一因为发音与英文比较相近，第二因为想借孔子的光，奎文阁是山东曲阜孔子藏书的地方。

您的职业是律师和银行家，但对收藏古物情有独钟，是从小家庭的熏陶么？

许忠如：我养家糊口的职业是律师和银行家。我曾在新加坡担任公共检察官，在财政部的监管机构中工作过，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律师行中任过职，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来我进入银行业，加入在伦敦和新加坡的高盛投资银行。

可以说收藏是我家的遗传病，我的叔叔就喜欢收藏，他是新加坡著名的建筑师许少全。他从四岁半就开始收藏邮票，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收藏。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很早就对藏书感兴趣，旅行、经济、哲学类的书籍，和我的专业有关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剑桥大学读书时，Heffers书店就在三一学院门外，我在那里买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和哲学书籍，那还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呢。后来，我开始收藏十九世纪的旅行书籍，牛津的Blackwell书店和伦敦的查令十字街上的那些书店也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从自己收藏到进入伦敦珍本书市场，是个很自然的跨越么？

许忠如：我叔叔是伦敦古董店Spink的客户，他从那里买过许多邮票。这家古董店是1666年成立的，也就是伦敦大火那一年。后来Spink要出售，他们问他要不要买，他就来问我是不是感兴趣，还有我的一位老同学在亚洲佳士得工作，也来推荐，我头脑一热，就买了。但我的兴趣还是在书，我想为Spink增加珍本书籍和手稿的业务，2005年就收购了奎文斋。奎文斋在我面前打开了珍本书的全新天地，我的藏书也真正开始专业化了。

记得您收购奎文斋时，在英国还是个不小的文化新闻，因为是一个外国人收购了英国最古老的珍本书店。您能感到文化上的碰撞么？

许忠如：伦敦和英国在商业及文化方面都很开放,没有严格的监管，对外国人的投资很欢迎，这一点，让我的许多新加坡朋友很惊奇。其实，我收购书店时要进行尽职调查，卖家是帕摩尔爵士（Milo Parmoor），书店在他手里已经二十八年，他也对我做了详细的了解和审查，确认我是个合适的买家。我的律师和银行家背景丝毫不是障碍。他更关注我在智力上是否合适，不希望卖给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

商业背景的人士进入文化界的例子很多。帕摩尔爵士本身就是华宝银行的银行家。英国还有一家著名的当特书店（Daunt Books）, 它的老板和创始人詹姆斯·当特（James Daunt）原本是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银行家，现在是水石书店的总裁。纽约著名的姆努钦（Mnuchin）画廊的创始人原来也是一位银行家。书店画廊等都是文化生意，有很多商业的因素。当然，和律所、银行相比，这些文化生意更好玩，工作时间也比投资银行好得多。进入珍本书行业，我觉得唯一需要适应的是工作进度，比起律所、银行来说，珍本书这一行要慢条斯理得多，我在锻炼耐心。

伦敦的旧书店全球闻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查令十字街等，但那种旧书店和二手书店与你们这样的珍本书店很不同。与你们类似的书店在伦敦还有那些？你们的主要客户是谁？

许忠如：像我们这样的珍本书店在英国并不多，与奎文斋最相近的是Maggs Brothers，当年苏联政府把《西奈抄本》卖给大英博物馆，就是他们做的中介。另一家是Peter Harrington，他们的业务也相当不错。过去还有另外几家类似的书店，例如Shapero和Simon Finch，其他还有一些经营珍本古籍的个体书商，也有做得很成功的。珍本书店的买家是各类图书馆，例如大学特藏部、国家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藏书家等。

珍本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是学有专长的研究员，有古典文学专家、欧洲大陆书籍专家，也有专门研究英国文学的，分门别类。奎文斋有十多位这样的书商研究员，都是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我们可以告诉读者每本书的历史、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我们非常关注书目学方面的内容。我们的书商见多识广，他们拥有丰厚的知识。珍本书这一行最关键的是能够“信息套利”，也就是说，对每一本书的了解越多、越懂一本书，就越能准确地知道这本书的价值，能为它定出最好的价格。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有眼光的收藏家自己能到旧书店或二手书店中去淘宝捡漏，在珍本书店中，捡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忠如：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捡漏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捡漏也很难了。有一位最伟大的藏书家曾说：要收藏，就一定要买最好的。他会去各大图书馆来进行对比，见多识广，才能认识最好的版本。而珍本书商的长处，就是帮助收藏家做研究，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版本。

现在许多人在投资配置中，都会有艺术品这一块。我看到在伦敦著名的艺博会Frieze Masters上，也有几家珍本书商。艺术品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珍本书是否也有同样的趋势？

许忠如：其实现在珍本书市场有所萎缩，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收藏家愿意高价收购西方古籍，那是西方珍本书的鼎盛时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行就能看出，八十年代苏富比和佳士得等拍卖行中，古籍部是很重要的部门，在拍卖行的销售总额中往往是前三名。但在今天，当代艺术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领域，古籍市场也在缩小。

拍卖行直接面对买家，许多藏家要出售时，也愿意交给他们，觉得可能会达到更高的价格，价格也更明朗，所以，拍卖行是否在和珍本书店抢夺市场？

许忠如：拍卖行和珍本书店，其实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拍卖行觉得他们可以直接向收藏家出售东西，可以取消中间商，其实这是幻觉。拍卖行是没有精力去为每本书做研究的，他们往往会把十几本书打包成一件拍品。而我们珍本书商拥有更多的资源，我们能向藏家们提出更具体的建议。拍卖行没有这样的学术资源，他们对每本书的知识肯定比不上我们。所以，像图书馆这类知情的买家，很尊重也很需要珍本书商的专业知识。

从操作上来说，拍卖行只是中间商，东西卖掉，他们拿佣金。而我们对自己的库存等，都是有投资的，所以我们得更有眼光，研究得更多。

当然，我们和拍卖行也有合作关系，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书源，或帮他们做研究。十九世纪，我们的书就曾送到国外的许多拍卖行去拍卖。

奎文斋成立至今一百七十年，经手的伟大书籍也有无数吧。

许忠如：我敢说，几乎所有的伟大的书籍都从奎文斋走过。伦敦兰贝斯宫图书馆、牛津大学饱蠹楼、大英图书馆、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等，一百多年前开始就从我们这儿买书，我们对许多著名图书馆和藏书楼的收藏都有贡献。虽然盈利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但我们还是希望能给藏品找到他们最自然的买家。

能否请您举几个例子。

许忠如：许多藏家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我们当然也要为他们保密。但我可以略具几例，都是公开报道过的。

2006年，我们帮助John Murray 出版社，把他们的档案卖给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这家出版社成立于1768年，创始人John Murray是苏格兰爱丁堡人，他们曾出版过的作家包括奥斯丁、达尔文、列文斯顿、柯南道尔、歌德等等，不计其数。这个档案包括出版社1768到1920年间的所有文件，共有十五万种，包括一些最伟大的作家的书信、手稿、合同等，例如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手稿。最后购买Murray档案的一大半资金来自于国家文物彩票基金，苏格兰政府给了四分之一，一小部分由大学自己筹集的。

还有雪莱1811年的《诗之散文》，是诗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写的。但这本小册子究竟是否被印出来过，大家一直不能确定，直到我们发现了这个孤本。当然，这本书写在牛津，印在牛津，能够回到牛津，也是我们的愿望。一方面有匿名人士的捐款，另一方面我们也给了牛津大学很好的优惠，最后，大家如愿以偿。再如，美国著名银行家、藏书家Carl Pforzheimer的那本《古腾堡圣经》,还有他们家族的藏书，也是通过奎文斋的联系，卖给德州大学的。

对我们来说，一些伟大的书籍能进入最伟大的图书馆，我们能为它们牵线搭桥，为这些伟大的图书馆服务，也是我们的荣幸。

奎文斋也一直有出版的历史，能否请您谈谈。

许忠如：奎文斋的创始人Bernard Quaritch，我们还是用夸瑞奇来翻译他的名字吧，虽然叫他奎文士也可以，他从德国来到伦敦，成立了这家书店，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也算是文化名人。当时从他书店买书的，包括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还有拉斐尔前派的诸多人物，例如罗斯金、威廉·莫里斯等等。夸瑞奇与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是非常好的朋友,书店档案中有许多他们的通信。

夸瑞奇出版的书中，大家至今仍要提到的就是《鲁拜集》。海亚姆是十一世纪的波斯诗人，但西方人一直不知道他。1857年，菲茨杰拉德和朋友在牛津大学饱蠹楼中发现他的诗作，觉得太了不起了，立马着手翻译。1859年，菲茨杰拉德将他翻译出的七十五首诗在伦敦自费印成小册子，没有署名。但他不懂市场，就问夸瑞奇是否能做出版人，发行和销售这本书。此书第一版销售很不好，后来就被放在书店外的一便士一本的小筐里贱卖，罗赛蒂走过书店，发现了这本小书，后来诗人斯温博恩也发现了，两位都大力推广，《鲁拜集》也因此名声大振，以后夸瑞奇又出了三版。

莫里斯准备成立凯尔姆斯格特书坊时，也来向夸瑞奇请教，例如《金色传说》就是夸瑞奇出资印刷出版的，后来出版《乔叟作品集》时，他们还在谈合同，但是两人因为定价的事而吵翻，莫里斯就自己出了那本书。

夸瑞奇还出版过汉学家翟理斯的《古文选珍》《华英字典》等书，翟理斯1875年回过伦敦一年，到奎文斋工作过十天，为中文书编目，与夸瑞奇相熟。后来我也继续了这种传统，例如我出版了《徐冰的天书》，泰瑞·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1842-1879》等，还有一些与书目学有关系的书籍。但是奎文斋是书商，以卖书为主，出版只是兴趣，我们的印数从来不会超过一千本。

奎文斋书店很早和中国就有联系吧？

许忠如：夸瑞奇是个很有国际眼光的人，他很早就和世界各地的拍卖行合作，专场拍卖店内的书籍。先在伦敦挑好书，印好拍卖目录，运到世界各地。芝加哥、旧金山、开普敦、悉尼、布宜诺斯艾利斯、仰光、新加坡等地，都有过奎文斋的专场拍卖会。在上海也拍过三场，收入还不错，厦门拍过一场，是汉学家翟理斯安排的。厦门的拍卖会是1882年，拍卖目录是翟理斯安排编写的，一本很可爱的黄色封面的小册子，目录上的书籍包括《海国图志》《本草纲目》《无双谱》《圣喻像解》等。

在香港的那场拍卖最令人失望，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拍卖行还写信向夸瑞奇道歉，说他们在拍卖行最好的房间里展示了这些书，但香港人不是买书人。

现在，除了您自家的书店外，您还喜欢逛哪些书店？

许忠如：我喜欢去博物馆的书店，最近我还发现英国皇家建筑协会的书店相当棒。我也常去伦敦的蜉蝣肆（Foyles），马里波恩地区的Daunt Books，我也很喜欢去百花里的乐施会书店（Oxfam），在新加坡，我会去Kinokuniya。为了方便起见，我也从亚马逊买书。

听说您12月初会带一些书去上海的“草鹭珍本书品鉴会”上展示，请问有哪些好书可以让上海读者一饱眼福？

许忠如：我带的书中包括十四世纪拉丁文抄本书页、摇篮本、早期木刻插图本、早期拍卖目录等，我还会带去奎文斋所藏的莫里斯档案资料，这是最珍贵的，其中包括多封莫里斯书信原件、凯尔姆斯格特书坊和奎文斋签署的出版合同原件、书坊书籍印刷校样等。另外，奎文斋还希望能与草鹭合作不定期地举办“草鹭奎文斋珍本书论坛”，第一期由我来讲“珍本书、收藏家和珍本书市场”，以后还打算邀请其他专家过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在中国推广珍本书的知识，激发人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