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故事：最古老的议会与汉萨同盟

遥远的北大西洋是议会诞生的地方。最早的立法会议就是10世纪时在这里成立的，此后不久，就开始确定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和规定，这不仅仅针对召集立法会议、首次制定法律的陆地，而且也针对陆地之间的海洋。

大多数人认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是在冰岛成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成立地点在冰岛西边，一个被称为“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的怪异山谷之中。直到今天，美洲板块和欧亚板块仍在这里相互拉开，新的海底仍在这里诞生。

山谷西侧上有一大块玄武岩石板向上突起，1000多年前，经过山谷的农民、佃户、教士和商人就是相约在这块石板底下驻足扎营，每年相聚，以某种方式敲定他们心目中治理岛国的办法。这种集会后来被称为“阿尔庭”（Althing)。一旦它形成了正式的结构以后（一般认为，形成于公元930年），它就成为掌管冰岛立法的唯一团体。直到今天，那块岩石上仍日夜飘动着冰岛的国旗，毫无疑问，它如今已是大西洋北部最受尊敬的纪念碑：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设下治国模板的法律之岩。

此后不久，冰岛语中“庭”（thing）——是的，就是英语中用来表示某个物体或概念的这个词——的流程和习俗被附近法罗群岛上制定法律的人们模仿，后来又被挪威、瑞典和丹麦学习。马恩岛也模仿了他们的做法。马恩岛上的议会被称为“提恩沃德”（Tynwald）。第一次集会是在公元979年，从那以后年年举行，从未中断（不像冰岛的“阿尔庭”，在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后曾被搁置多年），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定期集会的议会。

马恩岛议会地址

北欧各地还有许多其他的竞争者，在争夺各种议会式集会之首的殊荣，参与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价值。不过，这个产生于冰岛的理念确实传播开了，而且传播迅速、影响很广，接受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一个首要的事实浮出水面：在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北方国家中——并且所有这些国家都和大西洋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0世纪以来，都存在一些约定俗成的方法来创造各种法律规范，而且有民选产生或以其他方式组建的机构来公布和实施这些法律。

而在早期的俄罗斯，甚至是希腊，都没有创建出这样的机构，尽管古雅典发明了一种极为不同的制度。我们现在所说的“议会民主制”，很大程度上是大西洋的创造——这进一步提醒人们，如果还需要这样的提醒的话：正如地中海显然是古典世界的中心一样，北大西洋及其周边的很多国家，则见证了如今我们所知的现代世界的许多根基、联结和大梁的建设。

汉萨

不言自明，任何同意根据本土法律治理的外向型社会，最终都会接触到法律习俗可能完全不同的周边国家。这在贸易问题上尤为明显。如果冰岛的商人要和挪威的同行们做生意，该用什么法律？是辛格韦德利“阿尔庭”的法律，还是奥斯陆议会的法律？这种法律上的差异可能从未如此巨大 ——但为了更高效和更方便地做生意，商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些法律需要以某种方式同步起来，一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应该要能巧妙对接。于是，11世纪和12世纪，船舶、贸易、对邻国的探索、两国之间以及和更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慢慢地、逐步地变得有组织、规范起来，形成了一套超级法律体系，一套基于每个贸易国的国内法律而建立起的协议，但是，在对船舶及其航行的海洋的管理上，则要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结果，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边上的新兴国家，逐渐也让隔壁这片海洋受到了某种管制。曾经令人备感困惑、恐惧，充满风暴、怪兽的神秘的大西洋，开始屈服于秩序和纪律。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大西洋——首先是其东北部，然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发现、被标上地图、有人类定居，这个范围也慢慢地日益扩大——变成了一片讲究风俗、习惯、规定、时间表以及关税和规则的巨大区域。

探索、殖民、战争、传道、捕鱼和贸易一直是海上冒险背后的主要动力。虽然当大西洋的一切都已经被发现以后，探索开始减少；虽然当遥远的地方也人满为患以后，移民慢了下来；虽然战争会随着条约的签订和谨守而结束；虽然当能够皈依的人都已经皈依后，传道者也停止了旅行——但大西洋有两个属性，会超越一切而存在：作为食物来源的海洋和作为贸易通道的海洋。在整个历史上，这两样从未衰落，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

从腓尼基人在摩加多尔和提尔之间贩卖紫色骨螺染料的时代，到集装箱船在切萨皮克和默西河之间轰隆隆往返的今天，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个过程中涉及的财富几乎无法想象。

最初的海上贸易纯粹是自由活动——真正的国际贸易的概念，尽管如今成了所有现代经济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却几乎无人了解。那时，零星的商业探险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意外的机会：码头的财阀们会资助船舶和它的主人，命令他将饰品或金银等货物运到远方某个可能的财富之源，他们相信任何恶劣的天气、海盗和当地的阻力都微乎其微，只等着安全返回，然后瓜分此行获得的战利品。这样的冒险有着巨大的风险、难以预料的竞争和无法确定的利润：对一些人是发财的手段，而对大多数人则是破产的源头。

最终，到了13世纪，有一群德国北部的商人建立起更好和更有组织的方式来经营海上贸易——这最初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咸鱼贸易。这些鱼主要是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捕捞的。

汉萨商人

吕贝克城（Lübeck）位于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靠近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在哥本哈根以南。这里的商人们组成了他们称之为“汉萨”的行会——这个词源于拉丁词hansaa，意指军队或同伙。一般认为，他们大约在1241年时决定与其他附近城市里志同道合的商人们（最初几乎都是德国人）建立一个联合会，相互之间组织海上贸易。汉萨同盟就此形成，并在接下来的400年里演变成了一个受到严密保护——有时还会全副武装——的商人垄断团体，他们几乎操控着整个西部的卑尔根与伦敦之间，东部的格但斯克（Danzig)、里加（Riga）与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Novgorod）之间的海运贸易。汉萨同盟是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我们至今能感受到它在文化、建筑，甚至语言（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词汇被传播进入了英语中，甚至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方面的影响。

总体来说，汉萨的商人主要是设立了东西轴线上的双向贸易。汉萨船——在联盟早期是一种叫“柯克船”（cog）的小型平底船，但其身后往往小心翼翼地跟着武装护航船——先从汉萨地区东边的农村带上原材料：毛皮、蜡、粮食、木材、沥青、焦油、亚麻和啤酒。然后，他们用这些东西，在特别建设的各个口岸——位于罗斯托克（Rostock)、斯德丁（Stettin)b、里加、哥尼斯堡（Königberg)等城镇——交易一些加工产品，或更加稀有的精细商品：羊毛、亚麻布、加工毛皮、葡萄酒、盐、刀、剑和炊具，这些都是船只从西欧带来的，那里也有汉萨的贸易站点。

伦敦就是汉萨同盟在西边的一个贸易站——那里有一个会计室，或叫“康托尔”（kontor，即汉萨商栈），还有自己的仓库和商人的房屋。与汉萨做生意的英国人发现他们值得信赖，十分可靠。根据许多词汇学权威所说，伦敦人曾用“easterlings”来指代从汉萨东部城市来的生意人，这个单词后来被简化并纳入了英语，成为“sterling”这个词，意为“英币”，隐含了坚实可靠的含义。布鲁日市是另一个主要的汉萨城市，而由于欧洲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对鱼干和熏鱼——它们便宜、健康且适于运输——的需求也几乎呈指数增长，商人们的影响力因此越来越向北扩展，最终创建了一个远至挪威卑尔根港口的汉萨贸易站。

“布吕根”（Bryggen）是汉萨同盟在大西洋挪威海岸所设贸易站的“码头仓库”。从13世纪到17世纪，毛皮、木材、矿石、鳕鱼和鲱鱼等从这里运往南部的其他联盟成员，并将布和制成品从英格兰和德国运回。

卑尔根贸易站今天仍有一两个嘎吱作响的仓库被保留了下来，狭窄而密集的小巷里仍然残留着焦油和湿麻的气味。往下看，冰冷的海水正越过湿滑的鹅卵石，拍打着码头上防波堤巨大的花岗岩墙壁。现在这里停泊着游船，周围有很多小商店和咖啡馆，汉萨大腹便便的商人就曾在这里握一握手，一起抽一根烟，完成交易。

汉萨人促成了很多北大西洋海上贸易的切实进步：他们确保进入港口的河道得到适当的疏浚，他们修建灯塔以警示浅滩和暗礁，他们打击海盗，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足以反抗偶尔出现的君主制。但尽管如此，汉萨关心的只是水手们所谓的近海——海岸贸易、海湾穿越、河口横渡、邻国之间的快速通道、他们的大多数航行都是在靠近陆地的令人心安的地方进行。

本文节选自《大西洋的故事》，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著，梁煜译，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