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协同指数分析②排名落后的城市如何补短板

2019年11月2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对外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以下简称“协同指数”）。

该协同指数报告指出，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差异，协同能力较为落后的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大多位于长江上游如云南、四川、贵州，长江中游如湖南、湖北，个别城市位于长江下游安徽省（表1）。在长江经济带中，这些省份自身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此直观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成为限制这42个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一大瓶颈。

再从与2018年相比的位次变化来看，这42个城市普遍出现大幅下降趋势。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相对落后的城市，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协同能力的提升空间。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排名相对落后的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分析，深度挖掘限制其协同发展能力的短板，发挥其协同发展能力的优势所在，以期对提升其协同发展能力提供有益的参考。

表1：长江经济带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情况（2019）

地方重要城市总体协同能力较弱，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这些城市或者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保护各个分领域的协同水平不够突出；或者在某一个领域表现较差，导致总指数排名靠后，比如宜宾，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领域表现尚可，但其在生态领域的排名却因为单位产值污水排放量较大而位居末位。这类城市往往协同发展能力的提升空间较大，未来需准确定位城市自身的优势，克服限制其协同发展的短板领域，从而提升整体协同发展水平。

限制地方一般城市协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存在生态保护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短板，且经济基础薄弱，而其他领域又不突出；二是对外联系强度很低，交流服务能力较弱，城市内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对外服务功能，属于完全靠内生服务功能支撑的地方城市。这类城市未来亟待补齐短板、增强对外联系，积极融入区域整体的协同发展。

再分别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通联系与生态保护四个专题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排名，来看相对落后城市的表现。

在经济发展能力领域，排名后十名的城市中，以云南省城市居多，其他城市分散在安徽、湖南、四川、贵州省（表2）。除第十名阜阳外，后九名城市均位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从6个城市等级分类来看，后十名城市无一例外，全部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行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是制约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瓶颈之一。后十名城市在经济协同发展能力的指数从5.22下降到1，实际差距不大。未来云南省在经济发展领域仍需要付诸更多的努力来实现较大的提升。

在位次变化上，与2018年经济发展领域的协同能力榜单相比，后十名城市位次变化相对稳定，变化幅度不大。其中，临沧、巴中在去年与今年均位于110个城市中倒数第一与第二名，经济发展相对水平没有得到提升。对这10个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是阻碍其协同发展能力提升的不小障碍，未来亟需寻求突破。

表2：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后十名（2019年）

在科技创新能力领域，后十名城市的创新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实际相差不大，从1.28下降到1，其中有5个城市集中在四川省，说明四川省在创新协同发展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表3）。贵州省由于城市数量较少，虽然没有出现在后十名城市中，但相对来说整体的科技创新协同能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部分城市处于排名靠后的位置。除内江属于6个城市等级分类中的区域重要城市外，其余城市均属于排名相对落后的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说明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制约相对落后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瓶颈之一。

与2018年相比，广安、临沧、张家界同2018年一样依旧占据创新领域的后十名，相比其他城市，协同创新能力没有明显提升。后十名中，雅安的排名下降幅度较大，从去年第29名降至第109名，从具体指标上来看，其财政科技支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均有小幅增长，但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却有所下降，还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创新能力，创新领域的协同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因此，科技创新能力也是相对落后城市亟需提升的突破点。

表3：长江经济带城市科创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后十名（2019年）

交通交流是区域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从交流服务能力排行榜单来看，后十名城市的交通服务协同发展能力由于受地形、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等省份(表4)。其中，临沧、普洱、保山等城市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交通交流三个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均排名靠后，基本均处于后十名的位置。攀枝花作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其货运量较大，具有较好的货运能力，但由于本指标体系为了更全面的衡量城市的交流服务能力，不仅考虑城市的货运水平，还要兼顾客运、互联网线上交流等方面，因此攀枝花的城市交流服务能力排名相对靠后。

表4：长江经济带城市交流服务能力排行榜后十名（2019年）

生态环境保护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生态保护领域来看，后十名的城市集中在湖北省、浙江省和四川省，其中不乏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交流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表5）。这说明，在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能力总排行榜中，排名相对落后的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在生态协同分领域的榜单中，却不一定排在最后，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生态协同领域其实是这些相对落后城市的优势所在，在城市协同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可以扬其所长，实现突破。

从排名位次的变化上来看，在后十名的城市中宜宾下降最多，下降了19位，从具体指标上来看，宜宾的单位工业产值污水排放量和空气质量指数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处于倒数的水平，水污染与空气污染使得宜宾的生态保护协同能力表现不佳。

浙江省嘉兴虽然在经济协同发展能力排名位于第21位，但其在生态环境污染上较为严重，尤其是国家环保部和省环保厅公布的中重点监控企业名录中高危企业数量较多，忽略了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风险，同省的绍兴市是整个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中高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受到了政府的重点监控。

资源型城市攀枝花的排名今年下降了15名，从具体的生态环境指标上来看，其与马鞍山是整个长江经济带中单位GDP耗电量最多的两个城市，并且攀枝花的单位工业产值污水排放量也处于110个城市中较高的水平，急需改变当前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

表5：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后十名城市（2019）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能力排行榜中相对落后的地方重要城市和地方一般城市，一方面其经济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对外联系强度很低，交流服务能力很弱，形成了双重锁定效应：一是自身内部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较低的对外联系、交流服务能力之间的双低锁定；二是后发城市的周边也多是同类型城市，导致后发城市“低低集聚型”空间锁定。笔者建议这些城市，从以下几点实现突破：

一是发挥生态优势，打造生态大保护协同网络。水环境、水生态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高度协同发展的关键，生态环境部和各级环保部门实施的重点污染企业监控实践成效明显，在坚持统一的国控名单制度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宜在省（市）控名单依据标准上进行有效协调对接，以此为抓手，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交易等多元方式并举的生态大保护新格局。

二是倚靠先进城市，辐射带动后发城市协同发展。建议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内共同的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为抓手，促进三大城市群之间的产业链功能分工与合作。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生产网络，优化经济带价值链，实现产业协调、利益共享，为建立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找到一条新路子。

三是强化与核心发达城市的互动，打造共同发展网络。充分发挥城市群、都市圈、龙头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对后发展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外，还需要创新性地构建后发展城市与各类中心城市的跨界联系通道，推动后发城市跳出“空间锁定陷阱”，从而整体提升长江经济带全域范围内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水平。

（作者石庆玲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晨晖学者、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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