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间与亚洲空间——几种重建历史叙事的尝试

文 / 宋念申（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

2019年7月，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一般认为，良渚遗址证明了“中国”的文明史可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但很快有学者提出疑问：良渚文化虽然久远，可它和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华夏”史叙述，即以夏商为起点的“中国”时间序列，有直接的联系吗？这样一个问题意识，让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中国”概念更加复杂化了——“中国”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产物。

良渚古城遗址模型（资料图）

当代学者大多同意，今天人们对历史时间的想象，是被现代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建构的。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扩张，现代诸学科纷纷兴起。彼时的知识人对时间有着强烈的进步主义愿景，认为人类社会有特定的发展模式。尽管现在的历史学者很少声称，自己所熟悉的局部经验可以扩展至全球，但历史经验仍是所有质性研究的根基，所以局部经验往往被装扮成普适性经验，强化了一种单向的、目的论的时间脉络。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历史学关注世界由古及今的变化，探讨人类经验在时间轴上的延展，可是历史学又是对时间最缺乏本体论反思的学科，好像时间的流动方式不需要讨论。这造成19世纪以后，以区域/国家为单位的、线性进步的叙事，几乎成了所有社会科学都想当然接受的模式。

反思“时间”在历史叙事中的位置，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时间观的局限，重新认识人类历史的展开方式，有重要的启示。在历史学领域，对于现代时间观的反思最近日渐增多。我想以美国的亚洲史/全球史领域的四本书，来代表四种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尝试。不过介绍之前，我想首先探讨一下，构成历史叙事的要素都有哪些。

历史叙事都有时间性，但时间不能单独构成叙事。时间和其他三个基本要素整合在一起，才能建立起对事件的描述。这三个要素是：空间、能动者和观察/书写者。

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因其相对性而被我们感知。从物理学角度来讲，时间就是光子的流动。如果有人在真空以光速运行，他/她是感受不到时间的，因为无所谓“现在”，也就不会理解“过去”以及“未来”。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观测到几万光年外的一颗恒星刚刚爆炸了，这不意味着这颗恒星“刚刚”爆炸，而是这个事件产生的光用了数万年传到这里，被我们观测到了，于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发生，事件也才产生意义。所以时间、空间、能动者和观察/书写者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效叙述。

在历史学界，最典型的对时间的反思，是对线性进步史观的批判。以这种史观为基础的其他社会科学，也自然带有了很大的局限。我们还经常听到要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即不能把欧洲经验当作普遍性的经验。但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把欧洲从中心换到边缘就完了。空间观和时间观是有机联系的，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要害，并不是一切以（作为空间的）欧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代工业化以后产生的那种单一的、进化的、有目的论的时间想象为出发点，来组织人类经验。这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打破欧洲中心观，并非用其他的中心替换欧洲，而是要打破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关注跨边界、跨国家、跨区域的流动性群体，关注他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内多样的经验。这样，不但使空间单位更加复杂多元，能动者也更加复杂多元。过去历史的能动者主要是王侯将相，后来大批学者专注底层和普通人，甚至以非人类能动者（比如动物或环境）为主角。随着空间和能动者的丰富，以一国一族为主体的时间序列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想象时间展开的方式也变得更丰富了。下面介绍的亚洲史讨论，大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本书是由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萧凤霞（Helen Siu）和濮德培（Peter Perdue）合编的《亚洲由内而外：变动的时间》（Asia Inside Out：Changing Times）。“由内而外”是一个三部曲系列，除了讨论时间的这本，另两本分别讨论空间联结（Connected Places）和流动的人群（Itinerant People），正好扣着时间、空间和人三个要素。

Asia Inside Out

Eric Tagliacozzo / Helen F. Siu / Peter C. Perdue (Edito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本书的时空跨度很大，包含过去500年里“从日本到也门”的整个亚洲。其重审时间的方式，我称为“横截面的时间”。作者们没有去关注一般史家都愿意讨论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而是找到一个相对波澜不惊的时间点，看看在这个短时期（几十年）内发生了什么，对亚洲史做出新的阐释。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仍采取了一种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维度（以格利高里历标注的时间），但是它想挖掘某个时间横截面上，由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串联起来的历史意义，以此提出被纵向时间观所遮蔽的逻辑。

仅以濮德培写的那一章为例，文章题目叫《1557，有点重要的一年》（1557，a Year of Some Significance）。这个题目当然是戏仿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标题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他的做法和黄仁宇完全不同。他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面上，连缀了分散在几个空间中的事件。

1557年发生了什么？在这一年，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长居澳门。这是中西交往史，也是全球贸易史的标志性事件。1557年也是著名的海盗头目汪直投降明朝胡宗宪的那一年。随着16世纪欧亚商贸的发展，美洲白银通过葡萄牙等国商人流入中原。海商/海盗成为中国沿海非常重要的商贸主体，引发了明政府对海商海盗的持续打击。在后来的十年里，戚继光逐步平定了所谓倭寇问题。1567年“隆庆开关”，明朝有限开放了海禁。此后，大量中国沿海地区的移民走向东南亚，奠定了现代东南亚商贸体系的历史基础。几年之后的1570年，明朝和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达成协议，开始和蒙古进行贸易（中国史称“俺答封贡”）。草原由此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包括由海上贸易带来的白银，内亚地区的经济生态悄然改变。相对而言，明朝从这项贸易中收获的物质利益并不大，但是在那之后，蒙古各部再也没有对中原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长期困扰中原的蒙古边患，就此逐渐消退。

在传统史书中，这几件事情有各自的时间逻辑。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恰恰揭示了在全球化早期，商贸网络空前紧密，美洲白银通过欧洲殖民者流入中原，又从中原流入内亚地区，其政治和经济作用对后来的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

当然，濮德培在叙事中仍旧突出了所谓“事件性”（eventfulness）。但是这种事件性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的叙事脉络。他采取的“横截面”视角突破了线性的因果逻辑，揭示了几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之间不宜察觉的、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本书里的其他章节，也都采用了相同的视角。

第二本书，是司徒琳（Lynn A. Struve）编辑的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这本书已有中译本，和她编辑的另一本书合成两卷，以《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为题出版。编者强调的一点是时间的多元“感知性”。不同的感知者和观察者，对于时间的认知完全不同，有截然不同的方向性和断代感。同时，书写者也会通过操纵时间来控制对事件的表达。在明清变迁时期，存在着多种理解时间的维度：传统儒林社会有一套历史统续；清朝正构建自己的历史脉络；朝鲜、蒙古等也强调其独特性；同时，随着耶稣会士到来，还有天主教历法组织时间的方式。在这个多种时间并存的时代，各个政治体和文化体都在利用对时间的掌控来突出合法性、贯彻政治议程。

《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下卷）

 [美] 司徒琳 /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

其中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美国著名的蒙古学家艾宏展（Johan Elverskog）谈“蒙古的时间接入清的世界”。在清以前，蒙古的历史正统性一定是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元代以后，蒙古人普遍接受了藏传佛教，其历史正统性就开始前推。我们知道，藏蒙之间的联盟，始于124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与西藏萨迦·班智达之间的凉州会盟。而后来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教结合，发生在刚才谈到的俺答汗时代。俺答汗授予一位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这就是三世达赖。但是后来的书写者把蒙古的政治正统性依托在藏传佛教上，把蒙藏之间的宗教联系，上溯到成吉思汗的年代。

清兴之后蒙古精英的历史叙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此后新编纂的史书都将蒙古的历史追溯到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尔只斤氏（苍狼）。孛尔只斤成了西藏一位王公，其世系更可远溯至印度。所以17世纪的蒙古叙事把本族纳入了印度——西藏——蒙古的佛教时间序列。成吉思汗只是在此序列中信奉佛教的君主之一。接续这套正统性的，则是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的满洲皇帝。艾宏展的观察是：“正是满人所赞助的西藏宗教语言，最终破坏了蒙古在清以前的叙事和身份。”蒙古人通过宗教仪式同清朝融为一体，重新建构了自己作为清帝国有机体一部分的身份认同，即所谓“我们（蒙古人）的大清”。但蒙古和清之间也并非没有冲突和抵抗。清代很多蒙古史书，坚持使用同汉地、藏地、畏兀儿都不同的蒙古历法——用天干和动物结合表达年份。作者认为这是在有意彰显蒙古在清体系中的特殊身份。这种强调特殊性的政治意涵也恰恰体现在对时间的记录方式上。

这本书对时间的反思方式是通过感知者、书写者对时间序列的不同处理，来揭示时间认知的多元、变化和主观性。

第三本书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近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这里我不想全面介绍这本书，只想简单谈谈它讲时间的部分，大概两章左右。杜赞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叫作circulatory time，我翻译成“流转的时间”。熟悉他的人知道，杜赞奇一直对民族国家框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他第二本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开始，基本没有绕开这个主题。这本书延续这种思路，且更为复杂，有很多抽象的哲学讨论，而我的概述只能是非常简化的。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

[美] 杜赞奇 / 著，黄彦杰 / 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

他认为在民族国家到来之前，不论在欧洲、印度还是中国，都存在多种形式的“超越性的”时间想象。司马迁代表了中国儒家的历史时间想象，其方向是回归（return），时间不是延续向前的，理想社会是要往回走，回到三代之治。婆罗门教所主导的印度，其时间观念是循环的（circle），时间没有线性意义，人在不断的生命循环中，寻求最后的涅槃。虽然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受犹太教、基督教影响很深，但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的时间观跟现在还是有很大不同——它追求超越性，要走向天堂，或是救赎，或是最后审判。它没有今天世俗性的发展观。我们熟悉的现代时间观念，是经过文艺复兴祛魅的，摒除了宗教的超越性。其中的线性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强化，强调对时间世俗化的、理性化的认知，于是产生了发展的线性叙述。也就是说，只是到了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过去”才成为一个“死的”东西。

随时间观念的改变，空间和能动者也改变了。欧洲的殖民扩张，在殖民地遭遇不断的冲突、妥协和谈判。在此过程中，欧洲人开始创造和主导出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体概念，即国族（nation）。直到此时，国族才成为历史叙述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能动者，所有的叙述都围绕着国族。我们不再寻求超越性的神或上帝，而追求世俗性的、具有真确性（authenticity）的国族身份。我是什么？我们是谁？我的国族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就是由血统、种族、民族、祖先或文化宗教等来划分的明晰的国、族边界。这些本来模糊的界限，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被清晰化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历史，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宗教。真确性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表现，就是身份政治。在前民族国家时代也有身份认同，但它是灵活、流动、相对的。但是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它无比固化，而且要以所谓本真性回溯历史。身份政治是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一个体现。

如何解决呢？杜赞奇提出，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是跨越时空流转的。比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并不是纯粹欧洲内部的产物，它是欧洲在和伊斯兰世界、东亚世界不断交往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历史契机。他强调在看待时间时，要注意它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过程。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所谓“现代”并不是一个从欧洲弥散到全球的过程。现代性情境是一个全球化网络，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是现代情境的参与者。欧洲的参与方式是殖民扩张、全球贸易以及工业化等等，但如果没有美洲白银的流转，没有中国商品的刺激，早期全球化不可能出现。同样，如果没有和伊斯兰世界的竞争，没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欧洲的现代性也不会出现。所以不但文艺复兴是流转的产物，人类的“现代”更是流转的产物，只不过不同人群对它有不同的经验。

最后一本书，叫《欢乐号的远航》（The Voyage of the Frolic）。它通过另类的叙事结构，实现了前面这些作者打破传统时间叙事的努力。这本书其实不新，出版于1997年，书的副标题叫“新英格兰的商人和鸦片贸易”。其内容围绕着一艘名为“欢乐号”的快船（clipper）展开。

The Voyage of the Frolic

Thomas N. Layt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作者托马斯·雷顿（Thomas Layton）是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的一位考古学家。为了在学校附近寻找适合学生实习的田野点，他在20世纪80年代来到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遗址，惊奇地发现那里有中国瓷器的碎片，且越挖越多。他就去询问当地人，得知瓷片来自当年的一艘沉船。于是他像侦探一样，从档案、报纸、信件中一点一点地凑出了一百多年前沉船的故事。这艘沉船就是“欢乐号”，一艘从事中国贸易的快船，属于几位波士顿商人创办的公司。该公司在广东，一开始做茶叶贸易，后来从英国同行那里发现了更为赚钱的鸦片。“欢乐号”是他们定制的运送鸦片的三艘快船之一。制造它的是巴尔的摩一家著名的船厂。而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这种快船十分受欢迎，其最主要的用途是去拉美贩运黑奴。就在“欢乐号”被建造的同时，有一位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巴尔的摩另一家快船工厂做工。这段经历影响着他，让他后来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废奴主义活动家。“欢乐号”从巴尔的摩下水后，先到孟买装载鸦片，再贩运到广州。又在广州拉上瓷器、丝绸等返回美国。1850年，它于加州海岸遇险沉没。它的故事随着作者调查的深入而逐渐为世人所知。

船在几个地点之间流动，叙事空间不是国家，不是地区，也不是跨区域的边疆。它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可以展开一个不同的时间序列及历史脉络，比如在考古田野是已经消失的美国原住民历史，在巴尔的摩是废奴运动的历史，在孟买是印度的殖民史，更不用说在广州的鸦片战争史。每一章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因为空间是流动的，它联缀起诸多的能动者（原住民、鸦片商、奴隶、水手等）。这些能动者在统一的国族叙事里面，似乎没有关系。譬如我们讲鸦片战争的时候，不太会讲到美国的废奴；讲到印度被殖民的时候，也不太会联系到印第安人的遭遇。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流动的空间，作者把这些多元的能动者全部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特别是，他把自己的研究经历也完整地展示在历史叙事里面，也就是说，作为观察者的作者也成了能动者之一，把自己代入了故事的发现史中。从不同的小故事呈现全球史的大主题，把分散的历史脉络凝聚在一个紧密联系的时空中。在这本书的叙事里，时间是一种发散性的、方向不确定的网状结构；但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的统一性，统一它的是个特殊的“事件”——快船的远航。这个事件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后期全球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鲜的意义，而这样一个事件又是由观察者主动去发掘和建构起来的，他的角色也在里面。

上述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强调时间的非线性、空间的连接和流动以及不同历史时空脉络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它们也都强调所谓现代情境的全球参与性，反对单线叙事的排他性。这些看待时间的另类视角，促使学者们持续反思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是时间？能不能脱离空间谈时间？能不能脱离行动者和观察者来谈时间？当我们将这种思考带入最基本的感知和叙述里时，我们才能把历史经验放到一个更丰富、广阔、互动的意义之网中。

本文由作者的发言整理而成，最初发表于2019年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时间想象，历史记忆与权力图景——历史社会学前沿议题”工作坊。感谢清华大学严飞教授提供原始整理稿。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