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加拿大艾伯塔省节育推广教育与妇女团体的努力

2019年11月27日下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卡丽莎·帕顿（Karissa Patton）在上海大学以《从经验中习得——20世纪70年代的节育推广教育，经验知识与妇女团体的努力》为题演讲，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的众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此次活动系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高端系列演讲之一。

讲座伊始，卡丽莎博士和我们分享了讲座中要使用的专业术语（key terms）的定义。定居者（Settler）：居住在加拿大的欧洲裔白人——他们从加拿大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受益。生育控制中心的大多数活动者是定居者；土著（Indigenous）：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也称为“原住民”（“First Nations”）；本地人（Native）：20世纪70年代经常使用的土著人的同义词；印第安人（Indian）：法律和政府用语，用于指代加拿大的原住民；城市人口（Urban）：过去常指位于卡尔加里（Calgary）和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的活动人士和人们，大部分生育控制中心活动人士住在城市地区；农村（Rural）：过去常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小城镇和社区的人们；保留地（Reserves）：政府拥有的已分配给特定原住民居住的土地。

继1969年加拿大将避孕和堕胎合法化之后，加拿大各地出现了女性主义的节育中心。在艾伯塔省，两个值得注意的节育中心成为生殖健康服务和教育的重要枢纽。（如上图左下角红色圆圈标识所示）基于对教育计划的巨大需求，卡尔加里和莱斯布里奇市的节育中心制定了教育推广计划。卡尔加里的节育中心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和土著妇女制定了宣传计划。

健康与差异女权运动的不同女权主义模式

卡丽莎博士讲座分享的重点内容正是关注卡尔加里和莱斯布里奇市的节育中心，尤其是他们的健康与差异女权运动的不同女权主义模式，这也是她博士的研究课题。这些女性主义的节育中心致力于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自己的健康和护理模式。他们将健康视为整体健康——身体、心理和情感健康，甚至参考了中国赤脚医生（Chinese Barefoot Doctor）的倡议——在1967年一个周末的乡村医疗活动中，医护人员前往农村提供服务。

最终，在这些中心实行的健康和护理模式是由女性主义的“差异”理论推动的。例如，历史学家温迪·克莱恩（Wendy Kline）讨论了女性身体如何成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中争议和辩论的场所。“平等女权主义者”希望拒绝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作为通往平等的途径，而“差异女权主义者”则努力让女性的身体与众不同，并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她们权力。她认为，正是这种思路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妇女的健康和生殖权利运动。她解释说，不同的女权主义模式创造了体验性知识的概念，使妇女能够获得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并为学习和创新有关女性身体知识提供了更为简洁和普及的机会。计划生育中心接受了关于身体和生殖健康，教育和护理的不同女权思想。因此，他们提倡妇女的特殊健康需要和教育，而这在专业医疗空间中是不经常提供的。

但是，对这些中心的推广计划的调查显示，节育活动家最初并未意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尽管他们认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但他们未能理解基于种族、年龄或性别的女性经历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最初尝试实施普遍性宣传计划时，遇到了许多麻烦。卡丽莎博士的工作创新之处正是探讨节育中心的活动家如何努力跨越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点的边界，建立并为妇女团体（“sisterhood”）争取权力。

生育控制中心的教育宣传

1972年，卡尔加里生育控制协会与当地医生一起开设了临时堕胎转诊诊所。在宣传诊所的传单中，他们写道：“该诊所的目的是简化并缩短获得堕胎的程序，尤其是针对外地妇女的堕胎需要。”卡尔加里协会于1970年成立，在前两年的发展中，那里的节育活动主义者看到了继续在农村社区提供更多的生殖健康服务和教育的需求。同年，他们开设了堕胎转诊诊所，专门为农村妇女提供帮助，他们还启动了农村推广教育计划。

在20世纪70年代，艾伯塔省南部的节育中心，例如卡尔加里协会和莱斯布里奇生育控制和信息中心（莱斯布里奇中心），与社区联系者一起制定了计划和服务。他们尝试使用相同类型的客户反馈来设计他们的推广教育计划，但是他们对农村社区、原住、城市人群和定居者的客户群假设，阻碍了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供特定客户导向的农村和原住民医疗保健的计划。的确，在节育中心活动人士整合其他形式的知识并制定适合各自社区的更好的教育计划之前，与农村和土著妇女的合作至少花费了两年时间。

卡丽莎博士接下来重点介绍了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定居者和土著妇女。尤其是在艾伯塔省建立和维持妇女团体的女权主义斗争，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宣传方案。城市节育活动人士以良好的意愿但不公平的假设开始了他们的教育宣传活动。他们创建了这些服务，以响应社区的要求并解决农村社区所经历的特定挑战。

许多农村人在离家不远的合理距离内几乎没有医疗服务。即使是那些跋涉脚步到最近医生的人，也可能冒着医生对生殖健康和性健康进行判断失误的对话风险。这里不像城市，可以轻松地几条街之外找到另一个诊所，或者在同一诊所内再看一位医生，以获得不同的意见。对于寻求这些服务的农村人口来说，寻找另一位农村医生可能是一个不可及的反方向。

卡尔加里中心在1972年制定了一项具体的农村教育推广计划。这个农村宣传计划迅速流行，并在20世纪70年代显着增长。最初，协会的农村计划向定居者和土著社区伸出援手，以引起他们对生殖健康和性健康教育推广的兴趣。1972年3月至1972年4月之间，他们的农村推广团队在奥尔兹学院举办了一次土著妇女会议的工作坊；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中进行了几次演示，在卡尔加里市进行了许多其他演示（在这两个月中总共进行了47次演示）。他们关于农村宣传计划的前几个月的进度报告还显示，协会已经预定了5月的另外20个工作坊——其中11个将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举行，而一个将在保留地上为土著社区举行。

殖民主义遗产与土著医疗保健的复杂性

尽管农村计划最初包括土著社区，但卡尔加里协会最终在1974年创建了一个单独的“原住民计划”计划。与农村计划一样，卡尔加里协会专门进行的土著人推广教育源于最终认识到，土著人民在获得医疗服务时面临着不同的障碍。

加拿大土著保健的复杂性和殖民主义的遗留给土著妇女获得生殖健康服务造成了特别的障碍。节育活动人士必须调整自己的服务，包括教育计划，以应对土著妇女面临的特殊障碍。1972年，一位名叫吉恩（Jean）的志愿者与卡尔加里中心的原住民客户B太太交流中，了解到原住民妇女为获得生殖和性健康服务所必须面对的许多困境。在B太太寻求流产服务和VD处方的特殊案件中，她曾去过卡尔加里生育控制协会，咨询过福利会、印度事务所和卡尔加里计划生育诊所（这是一个与生育控制中心不同的国有实体）。B太太从一个组织咨询到另一个组织，没有获得她所需服务的指导，也没有任何福利会或印度事务允诺为她支付医疗费用。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殖民制度，该制度赋予拥有美元和美分的土著妇女更易于获得的保健服务。

与建立农村推广相比，建立土著特有的推广计划要更加随意。1972年，原住民推广最初被纳入了农村推广项目的权限范围之内。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节育活动人士指出，大多数原住民仅在农村地区居住是过去的事情，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大草原上的土著人民的城市化进程已显著增长。

卡尔加里协会的“本地人计划生育”计划直到1974年才成立，距农村宣传计划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在1972年至1974年之间，卡尔加里协会确实雇用了土著妇女，并与艾伯塔省之声——土著妇女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旨在为土著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卡丽莎博士指出，这些中心活动人士的表现表明，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城市和定居者对农村和土著居民的生活和专业知识一无所知。卡尔加里协会活动人士花了多年的时间，根据土著和农村妇女的反馈意见来调整活动的预期和计划。例如，在1973年的一份报告中，节育活动者写到在春季和夏季实施工作坊的困难。该报告指出：“由于从事农业工作消耗了农村人口的大部分精力，所以初夏的日子很艰难。”活动者们并未考虑到农村社区围绕着农业历法工作。这份报告的早期草案进一步强调了缺乏这种了解，该草案指出“收获”是初夏推广任务的障碍。当其中一位活动者意识到收获发生在秋天而不是初夏时，活动者不得不将其更正为“农业工作”。

节育中心的活动者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工作，也暴露于土著妇女在尝试获得生殖健康和性健康服务时面临的特殊障碍。例如，在卡丽莎博士之前讲述的吉恩（Jean）和B太太的故事。就算吉恩最终能够帮助B夫人，但卡尔加里协会并没有为她的特殊情况做好准备。他们的服务和教育课程以定居者对如何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理解为基础，而没有认识到并非每个加拿大人都遵循相同的规则和规定。

这并不是节育活动者第一次遇到土著医疗保健的复杂性。早在1972年，卡尔加里协会就聘请了多琳·艾格雷斯比克（Doreen Eaglespeaker）来“研究在保留区中介绍这一教育计划的可能性。”多琳是一名土著妇女，曾担任社会工作者，曾在印度事务所中工作过。她被受聘于艾伯塔省的土著社区联系人，以便进行教育演讲。然而，正是她在印度事务所和社会工作中习得的经验，反而使她成为身为定居者的节育活动人士走过艾伯塔省和加拿大土著医疗保健曲折之路的“始作俑者”。

卡丽莎博士接下来引用了，她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档案馆的卡尔加里生育控制协会收藏中找到的文献。1974年11月21日，玛莎·威尔写给莱斯利·贝拉的信，题目为“资金来源的健康与福利”。威尔写道，“……这些妇女开始谈论她们自己在传统节育、绝育和流产方法上的经历，以及她们从母亲或祖母那里听到的，关于部落妇女医生的职能故事。计划生育者（其中大多数人可以被归为白人，中产阶级的城市化加拿大人）令他们感到意外地惊喜，与其说归因于接受这些方法的文化倾向，不如说归因于这些方法的有效性。随后的讨论使我们所有人都放心，土著人民非常愿意拥有和使用有关节育、绝育的措施，以及了解在某些情况下关于堕胎的信息。”玛莎继续写道，根据这次演讲，她想“扩大我们在城市和保护区中的土著人之间的联系……”之前的活动人士没有在这次会议之前了解土著知识这一事实突出表明了定居者的假设，即控制生育力的生物医学解决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青少年性教育

最初，由于对自己的城市和定居者的无知而蒙蔽双眼，计划生育中心的活动家开始对农村和土著人民的努力和战略睁开眼睛，以寻求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和教育。例如，农村妇女经常战略性地邀请卡尔加里协会和莱斯布里奇中心人员在其社区中出席，以迫使当地领导人和学校董事会努力实施青少年性教育。在卡尔加里生育控制协会馆藏中有一份卡尔加里协会在1973年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这种战略：

“……我们要求进行学校演讲的请求通常会转发给家长教师团体或乡村学校董事会；这些团体的回复经常是，当没有正在进行的性教育计划适合我们的特殊工作时，目前试图对青少年进行节育教育是不可行的。然而，当他们被迫看到目前青少年需要节育和性教育的现状，考虑到这些问题，决定开始为青少年制定计划。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的推广计划可能不会产生教育效果，但通常会促使社区领导者正视这些，他们本身可能更愿意忽略的社会问题。”

尽管节育中心的活动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但他们认识到在农村社区开始此类对话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卡丽莎博士进一步说道，这段文献揭示了农村妇女如何利用避孕药具和推广计划将性教育带入自己社区的方式。

另一方面，卡丽莎博士也指出，节育中心活动人士意识到农村社区可以从其农业经验中提供有关繁殖的知识和教育机会。由于需要在农村社区进行生殖和性健康服务及教育，活动者们认为农村妇女虽然对性和生殖知识不多，但是，许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至少对畜牧业有一定的经验，所以许多人都知道繁殖的生理学。的确，由于他们在农场上的经验，一些农村人比城市的人更具优势，城市人根本没有关于繁殖科学的经验或想法。例如，一个女人记得她的丈夫由于其农业背景，比她对生殖和防止怀孕的知识要多。她回忆说，她的丈夫和兄弟姐妹“也在农场长大，所以他们会知道（生殖）。”因此，农村社区拥有知识基础和教育框架，而城市活动者则不考虑。

尽管对农村妇女采取了战略行动，并且对农村的生殖知识有所了解，但活动家们还是花了两年时间才承认农村妇女是她们自己身体的专家。农村社区与节育中心活动者之间进行了两年的广泛互动，然后才根据农村人民的生活经验和需求制定了针对农村的课程。

为土著社区开发特定程序的时间甚至更长。直到1974年威尔担任关于土著生殖健康专业知识的课程主讲后，针对土著社区的特定计划才成为协会推广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74年，卡尔加里协会（Calgary Association）的新“全国计划生育”计划报告指出：“城市中应由经过培训的土著工人处理的各个种族和土著群体中都存在特殊需要。”同样，1974年，莱斯布里奇中心记录道，他们希望“培训土著妇女在社区内工作，在节育、性病和人类性行为方面加强预防教育”。

到1974年，节育中心的活动者不仅了解到土著妇女需要自己的特殊类型的教育服务，而且还意识到，土著妇女应通过这种努力来掌控自己的身体。生育控制中心的定居者节育主义活动者还意识到，在使卫生服务和教育更容易获得保留时，土著妇女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在整个1973年和1974年，卡尔加里协会与艾伯塔省之声——土著妇女协会及其土著案例工作者计划合作，对保留区进行推广性教育。1974年卡尔加里协会（Calgary Association）的“本地计划生育”计划成立时，土著案例工作者的作用就得到巩固，成为向其社区提供推广教育的关键部分。

最终，节育中心的活动者意识到农村社区和土著社区需要适合他们需求的特定推广服务。他们还意识到，农村和土著妇女已经采取了积极行动和制定战略，可以在计划生育中心和她们寻求帮助的社区之间架起桥梁。因此，艾伯塔省南部节育中心的方案适应了农村和土著妇女的经验知识和积极性。通过与现有的土著案例工作者倡议合作，并遵循农村妇女的战略方向，城市定居者节育活动者开始认识到农村和土著妇女自己的知识和战略在其为自身妇女解放所做的努力中是合法的。

在讲座最后，卡丽莎博士总结道，回顾城市、定居者的节育活动者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推广教育服务而付出的努力，突显了该省为建立妇女团体而进行的平行斗争。假设妇女生殖解放的目标完全一致，那么避孕中心的活动者们最初并不了解不同妇女群体的具体不同关注。探索节育活动人士不断努力应对推广计划的方式，可以窥见这十年来城市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何与妇女团体互动。此外，认识到农村、定居者和土著妇女在专业知识和行为主义的差异性，以及她们在计划生育中所塑造的推广计划的重要方式，敦促我们作为历史学家重新考虑，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我们对行动主义和卫生专业知识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