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新一代传记家的光荣与 ……梦想

正在同时读两本与传记有关的书，一部是关于传记、传记学与传记家的研究译文集，另一部本身就是人物传记，殷红的、捧在手里会发烫的传记。不知为什么猛然想起一句已经遗忘多年的阿尔巴尼亚歌词“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与这两本书完全没有关系，但似乎有一种关于生产与战斗的隐喻把它们连结起来：传记的知识性生产与传记中历史叙事可能具有的战斗性。印象中最有感召力的传记是古罗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曾经鼓舞许多青年人怀有崇高的抱负，度过英勇的一生。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位同情吉伦特派的夏洛蒂·科黛前去刺杀马拉的时候身上就带着这本传记，最后她无畏地走上雅各宾专政的断头台。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对一部传记的阅读渴望，不仅仅是因为在两年多以前就知道并且讨论过它的种种可能——那时我们都同意，关于政治家的研究和撰写传记，的确要有迎难而上的激情、勇气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更重要的是仿佛预先知道了豪尔普林在《传记家的报复》一文中说的那句话：“那些传记事实会在历史的尘埃中静静地等待着复活，并做出强有力的反击。”复活，并且反击！看起来这是传记学向政治学致敬的有力方式。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传记学的内部有如此复杂的学科议题，不知道西方传记学发展的内在机理，可见在“跨界”已经那么寻常的今天，仍然有多少“边界”禁锢着自己的学术视野。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编译的《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梁庆标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 月）是国内出版物中比较少见的西方传记理论与批评译文集，收录的17篇论文源自英、法、德、俄四个语种，基本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著述，均属于传记研究兴盛时代的成果：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兼备，宏观评述与微观细读皆有，既总结传记发展史上的问题，又力图阐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大都是精研传记的专家、著名传记作家或青年学者，各有其代表性。该书编者还认为这部《译文集》的多数论文都是研究自传问题，这是当代传记研究基本倾向的一个反映，并非有意偏颇。（见“编译前言：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对于西方传记研究的状况，这篇“编译前言”是一篇比较全面的导读。该书书名《传记家的报复》出自文集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作者约翰·豪尔普林针对解构主义者对传记的实质性否定提出坚定的反驳，指出解构主义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形式，它试图摧毁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这样一些概念，以便不必再去对付它们。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刻之中，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观念，都必然是那个历史时刻和社会历史所积累的智慧的产物，也必然是我们特有的精神的产物”。（20页）这些观念、思想的存在都是不可能被几句无法论证的话语否定的。解构主义对传记的否定“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那些传记事实会在历史的尘埃中静静地等待着复活，并做出强有力的反击”。（“编译前言”）与解构主义者的否定相反，编者认为，“传记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融入了当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传记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理论日益兴盛，至今竟能自成一家，与历史、文学批评鼎力相持。”（同上）应该看出在这里有明确的关于传记学的独立意识。可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传记文学”和“传记作家”仍然是最常用的概念，对于“传记学”的概念可能比较陌生，对于“传记历史学”就更难把握其学科性质。在当代国际历史学家界，传记学已经被视为史学之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但是在目前国内大学的学科体制中，传记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边缘位置。独立不易，进入史学的主流也难，在这种情况下的确需要引进更多的西方传记学研究资源作为借鉴。

在近代以来大众文化市场上，经常看到人们把传记与通俗文学放置在一起，而且传记往往会比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有更好的销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因为这种对比产生了在传记文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争论。当时的情况是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成为畅销的、高产的历史传记作家，尤其是他写的俾斯麦传记深受读者欢迎，但是受到威廉·舒斯勒等一批职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历史传记”究竟是属于历史学还是通俗文学，也涉及到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性和传播学的冲突。令我颇感兴趣的是，威廉·蒙森列举了路德维希在《俾斯麦传》中的一系列常识错误，指责他没有引用内阁档案，且“过于简单和单方面地看待俾斯麦”，“没有从整个政治背景出发来认识俾斯麦”。（参见孟钟捷《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启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就我目前的传记阅读与思考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我更意识到如果一位原来在文学、新闻学等领域中早已卓有成就的作者在转向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时候，毅然宣布与文学分道扬镳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自觉与清醒意识。

艾拉·布鲁斯·奈德尔在《传记与理论：通向诗学之路》中认为，一个好的传记作者知道如何选择和使用有意义的细节，能够在对人物的研究和描述中展示他的洞见：“我们看清了存在的复杂性，不能假装生命是已解开的谜。”（王军译，26页）这无疑是对传记写作中某些特征的正确表述。但是他同时强调传记的文学修辞功能，在他看来通过修辞可以进一步揭示真实与理解之间的关联，修辞向读者指引和标识了传记家的理解过程和他对传主生命的阐释，使读者得以察觉到传记家在叙事声音之外的存在。“在一部传记中，正是修辞使传记家把传主的生命历程变成现实。”他甚至认为，“是语言而非事实组织、建构了传记”。（31页）这种相当极端的修辞主义只能用来为论证传记的文献性质服务。苏珊·崔杰尔《客观传记的神话》（周凌枫译）同样认为传记中最有趣的不是能够被证实的经验事实，而是“传记家以何种方式解释事实，他们将事实归于何种意义”。（63页）那么最后的结论就是，“由于解释和争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谓确定的、客观的传记的理想是错误的”。（92页）在我看来，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从另一条路径而来的解构主义。其实，解释和争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恰好就是为了尽可能接近那种确定的、客观的人物传记这样的理想。与这种修辞主义不同，宝拉·R·贝克西德尔在《超越极限》（陈诗迪译）一文中首先引述了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传记的一切精髓展现在传记家如何叙述传主在其时代背景中所面临的冲突和做出的选择，并揭示传主独特的真情实撼。”（94页）然后又探讨了提出更深入的要求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应该要求传记家更经常地关注‘偶然的生活’？更仔细地评价传主在决定性时刻所拥有的信息？更勤勉地搜集证据，以说明传主对未来的某个想象、对种种复杂的选项的推测影响了他的决定？”（112 页）这些目标当然是传记作者应该努力追求的，而且这些显然都不是修辞所能解决的任务。

现在可以暂时离开这本译文集，谈谈在开始阅读那部传记的时候就强烈感受到的某些想法。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我们看来，传记首先和必须是历史研究性质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有些传主——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极为重要作用的政治家——在许多人眼中看起来是一座“富矿”，似乎只要拿到下矿的许可证就必定能满载而归。其实，所谓的“富矿”未必一定能采炼出历史研究中的“真金”，关键还是研究者的识见和功力。比如说，在传主的一生经历或许会出现巨大的矛盾和反差现象，看起来难以理解，也更难做出判断，这时就要求传记作者对矛盾现象作出某种合乎历史语境逻辑的诠释，虽然未必真的可以破解那些矛盾现象中的疑团，但是也有可能在这种探索中发现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巨大悖论并存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这就有可能是在“富矿”中显露的“真金”。与一看而知是“富矿”相反的情况是，有些传主的真实人生本身并没有对历史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但是它所生活的那种社会现实语境使他被塑造为某种概念符号，就如某些英雄人物或反面人物，传记的首先任务就是把传主从那种概念符号中解放出来，彻底地还原出他的真实原形，并且把原先那个概念符号在现实社会中所造成的影响消解掉。

假如说在传记写作中的修辞是应该重视的，那么历史学家在传记写作中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更是有必要的。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对历史学与精神分析研究的结合有过很精炼的阐述：“若要使我们的研究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我们就要将传统的历史态度与对人性和人类发展的心理分析技巧融合在一起，并做到彼此间相互照应、取长补短。搜集文献、探求因果联系、时刻警觉以保持对臆测的质疑，所有这些都必须与心理分析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材料的表面内容深入到其潜在的含义。”（7—8页）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他的传记，不正也是以“要使我们的研究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为目标吗？在政治家传记中，精神分析的维度也就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维度。实际上，政治心理学研究广泛地存在于政治学、政治人物传记、政治运动史等领域。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是探索个性、人际关系如何影响政治活动的一个研究分支，其潜在的研究领域是很广阔的”；“政治心理学则注重于政治行为者的心理品性，特别是他的自尊心”（566页）；“尽管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兴趣一直是精英人物，然而政治心理学的核心在探讨个性对政治结局的影响”（567页）。这些不正是政治人物传记中的重要面向吗？美国学者乔恩·埃尔斯特在《政治心理学》（陈秀峰、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中通过对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苏联政治异见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和法国政治理论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文本比较分析，从许多角度和细节阐述了政治心理学对研究政治人物与反对派及紧张局势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比如，关于某些政治人物所获知信息的真实性，他指出常有与外人的想象不一样的情境：“我们或许会天真地认为，即使在极权主义政权中，只要是为了让压迫更为有效，内务部的某一官员也需要完全的和准确的信息。但是，对于季诺维耶夫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说实话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56～57页）。在这里，作者对季诺维耶夫在其社会学著作《千空百疮的高地》中所杜撰的“伊邦斯基”（影射前苏联社会）社会的分析完全符合普遍性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而言，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心理学研究给传记写作带来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是在文献资料之上使传主呈现出真实的内在生命力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经。

站在历史学家的专业立场上，自然要通过对传主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整理、考证而尽可能地还原传主一生历史的真相。然而，在重要人物的史料问题上的隐瞒、封锁甚至有意伪造等事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对历史学家最严峻的考验。但是上帝有时也会眷顾历史学家，虽然可能会以令人感慨的方式。比如雅诺什·科尔奈在写自传的时候，竟然能够从已经开放的匈牙利前秘密机关的档案中发现当年告密者的报告，其中有保持了17年亲密友谊的朋友对他行踪与思想的密告，类似这样的朋友大约有10位左右；还看到了当年安装在他家里的窃听器的录音文稿，有一长串与他通电话的朋友名单。（参见科尔奈《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安佳、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于撰写人物传记的历史学家来说，既是幸运的，也是一种挑战：应否在公开出版物中发表这些资料仍然有争论，历史学家面对这种道德与情感的困境必须做出勇敢而谨慎的抉择。

某些传主在生前就对传记问题比较敏感，比如胡适在去世前不久曾对历史学家吴相湘说：“我的传记不知由谁来写？”（此事未见于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实在他生前已有两部他的传记。第一部竟然是出于一位17岁的美国女中学生之手，她的《胡适小传》（1937年）从未刊行，她父亲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胡适传记是由胡适的绩溪同乡胡不归（传楷）写的《胡适之传》（1941年），胡适对此书觉得“其意可感”，但“多不能满意”，并曾写信与作者讨论。胡适传记迄今恐怕已出有几十种，不同的研究背景、时代氛围和深浅各异的学术功力构成了胡适传记的种种面相。而弗洛伊德在生前对传记则是高度警惕与防范，声称要让传记作者吃点苦头。他在生前不止一次毁掉了大批书信及手稿，另外他对撰写人物传记这件事表示了怀疑与讽刺，在他看来人物的真相根本无法取得。但是，弗洛伊德又有自我揭露、自我分析、自我评价的冲动，这与他毕生探索的工作紧密相关。在弗氏那些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著作中肯定包含有自传的成分，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传记作者来说，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挑战，意味着极度的诱惑与危险。

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提出了如何使那些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传主重新陌生化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在一篇书评中认为这部马克思传记“旨在赋予传主肉身感，将马克思拉回其历史语境”，但是他的这个评价“有去历史化之虞，这是用一个作为历史学家考据对象的马克思在埋葬马克思”。这是一种极为敏感的批评。斯珀伯在全书结尾部分指出，在马克思的身后，人们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塑造成某种形象，这个过程以不受控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也是历史人物传记与每一代读者的真实关系，因此每一代人可能都有自己与传主的相遇史。在阅读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传记的时候曾经产生的那些感想，在目前的传记阅读中变得更为明晰，那就是：正是每个时代的政治症候群形塑了人们对于传记的真实需求，以及新一代传记家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