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历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进，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也将迈上新的台阶。在这一转型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哪些因素值得存续，又有哪些因素需要根据新情况加以改进？随着改革开放而茁壮成长的中国政治学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应向何处去？

12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及《中国政治学发展四十年》新书发布会。中国政治学知名学者齐聚深圳大学，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之路进行了探讨。

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其中，根本制度指的是领导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及根本文化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五位一体制度。基本制度指的是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重要制度则指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主体性制度。

同样涉及国家治理，中国的理念与西方相比存在差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俞可平表示，西方所论述的国家治理涉及到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与国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两个不同的层面，而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与地方协调治理模式。同时，两方的治理模式也包含着共同的要素，如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治等。

肖滨认为，当今中国的制度优势来自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为国家治理增添了自治与市场经济等新的制度元素，“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制度增量，中国的体制才变得不像计划经济一样僵硬。”

下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关注哪些方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认为，治理体系中应关注指标体系的研究，更要加强对党政关系体制、政府职能体制等方面的研究，并通过体制创新营造廉洁政治生态。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跃进也表示，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筐”，社会中的突破性进展均被装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篮子，下一步的制度创新应该注重阐释这一制度的内涵及其实际应用性，理清“筐”里的内容。

中国的制度发展与中国政治学科体系建设

此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中国政治学发展四十年》的主要作者进行了圆桌会谈，共同探讨中国政治学科体系建设与中国社会制度发展的联系。

编写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教授在撰写过程中发现，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舶来品”。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后来众多的西方优秀理论成果逐渐传入中国，国内才真正开始出现多样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研究层面，中国未来的政治学发展需要避免以往只研究如何使用某种研究方法的思维局限，而要进一步开始对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进而才能在未来提出研究方法创新的新思路。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也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微观化与细致化的趋势，这就导致了中国学者难以摆脱西方理论“消费者”的身份。而现在因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局势愈加复杂，十九世纪孕育出的政治学理论已经无法适应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研究需要，因此世界已经走向了理论贫乏的时代。

在这一关键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进行提炼变得尤为重要。徐勇引用哈佛大学著名中国专家费正清的“政治统一体”概念，“我们可以将‘政治统一体’看作政党整合，与古代的血缘整合相比，它更坚固；与近代政治学理论所倡导的行政整合相比，它不依靠大量的税收。”徐勇解释，“政治统一体”的性质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离而包容的关系，其带来的稳定性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有较大优势。

徐勇表示，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历程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延续性而非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国家内部稳定的农耕文化根基。自主性的家户农民、内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调适性的国家治理在不同层面均为中国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套完整的体系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政治统一体”，既有“持久性变革”，也有“周期式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