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让散文重新得到认可，而且回到日常生活

【编者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册“有趣的小书”，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1985年到1990年切磋学问、品谈文章的记录。“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曾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漫说文化》则收录了“漫说文化”丛书各集的序言及三位学者各自的回忆文章，阐明了他们编撰“漫说文化”丛书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近日，这两册书合刊为一的增订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三位学者2018年10月重聚燕园，于落花时节再度“三人谈”，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也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本文摘自这一长篇讨论中陈平原教授谈“漫说文化”丛书的一段，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小书》，因为当初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以后，钱锺书写了书评，有好多批评，但有一句话，说“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以前此类小而可贵的书不少，今天的书越写越厚。有些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专业论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学不会剪裁，罗列一大堆材料。所以我才会感慨，小书和短文是配套的，以前的小书今天变成了大书，以前的短文或小品，今天变成了长文或大品。

关于散文的问题，等一下有兴趣再谈。我下面谈几个跟这套书有直接关系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鲁迅当年为杂文争地位的时候说，如果文学殿堂那么威严，非要符合文学概论不可，我就不当作家，我就不进去了。原因是，诸位必须了解，传统中国“文”是核心文类，文以载道的“文”是核心文类，到了晚清以后，特别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文”从中心退到边缘，变成很不重要了。当年朱自清《背影》出版的时候，在序里面说很抱歉，我不会写诗，不会写戏剧，不会写小说，我只能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当然属于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对“文”的感觉是它从以前整个文坛的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个过程中，这一百年中，“文”还一直在挣扎，而这套书某种意义上是基于我们这个概念，觉得“文”必须重新提倡，而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坛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如果看一下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文，第二章小说，第三章诗歌，第四章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章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当初我们有一个想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而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

当初之所以分专题编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史的质疑。这个思路，我后来有进一步的拓展，最近十几年我写了好几本书，包括《假如没有文学史》，更包括《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史》，讨论的是文学教育的问题。文学教育以文集、选本还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力图纠正1904年引进文学史以后，整个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作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框架。我说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没有品味，但记得一大堆名词和人名的学生们，离开这个文学史，已经没办法再自己阅读和欣赏了。我希望恢复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独自阅读的状态，而文学史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我曾说过这么一个教训：夏老师讲古代文学，我是教现代文学的，曾经有一学期她到德国教书，我替她讲古代文学，考试题目是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答卷里面80%的学生举的是范进中举，为什么？因为中学课本有。后来我发现，读大学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没再读，为什么？没时间，因为忙着读文学史。可以这么说，我们教给同学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称，同时告诉他什么叫作主义、流派、风格，但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作品。所以我才会说，宁肯编选本让学生们自己读，多少还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词有用得多。

第三，为什么选这十个题目？某种意义上，这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包括《神神鬼鬼》，子平补充说跟老钱当年的《周作人传》有关系，我补充的是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八十年代我们重新发现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八十年代我们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诸位肯定记得，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三闲集》。“有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的是因为战争问题，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没有那个能力，但也跟心态有关系。这就说到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狭隘论述。而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谈文化的时候，都明白散文的特点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某种侧影。谈中国文化，不一定在儒释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书，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点点滴滴中，见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而且，用这些接地气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来弥补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义的。这是当初的一个想象。

最后做一点补充。这套书是领读文化做的，他们最后决定加朗读，做二维码扫描。这是他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意见，做出来以后，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跟今天听书的趣味和潮流有关系，也跟现代白话文的产生有关系，像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周作人所说的“有雅致的”白话文，或者叶圣陶所说的“作文”如“写话”，这些都在强调白话文写作中，如何在文字和声音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前因为技术途径限制，我们只能出文字的书，而今天有了这个听书的可能性，或许文章的感觉会发生变化。看的文章和听的文章是不一样的，而叶圣陶代表新文化那一代人所一直强调的是，白话文的最高境界是作文如说话，文章最后能读出来，而且能听进去。也就是说，不仅能看，而且能听，这是文章很好的境界。无意中，因为这个技术手段的改变，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很高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