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之评《大恶臭》︱1858年酷夏导览手册

聪明的时光旅行者都知道避开太过热门的历史节点。一是见证创造历史的伟大时刻多少都有点风险。虽然我们都想知道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场上哈罗德二世究竟有没有被一箭射死，但是如果真的降落在那个万人混战的战场上，在分清楚究竟哪位马上骑士才是哈罗德二世之前，我们自己先乱箭攒身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其实并非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都那么有观赏性。我们热衷搜寻射死哈罗德的那支箭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箭撬动了历史的车轮，让历史拐了个弯。假如哈罗德侥幸得生，也许征服者威廉最后还是只能回去做他的诺曼底公爵，而现代英语或许也会更接近它那些语法规则复杂的日耳曼语亲戚。但是回到那个混乱的战场上，如果哈罗德真是被一箭射死的，当那支箭被射出的时候，它不会闪着魔法的光辉，半空中也不会突然响起瓦格纳的交响乐，有的只是弓弦一响，一位骑士应声而倒，而在战场上奔忙求生的时光旅行者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历史就这么低调地拐了个弯。

或许历史的转捩点就是如此。在历史转向的当口，当时的生活泰半和我们的日常一样纷乱嘈杂，彼时的人各自忙于自己的小算计——比如在混乱的战场上保住小命——无暇也无力审视世界什么时候驶上了另一条轨道。回到纷乱中放大定格，找出撬动历史的羽箭是后来者的特权，也是后来者必须抵挡的诱惑。毕竟那一箭之后历史是不是真的改弦更张，不是次次都如此明白。历史转折点的扑朔迷离是给历史断代的挑战也是乐趣，因为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意味着找到一种新的切割历史长河的方法。罗斯玛丽·阿什顿的《大恶臭：1858伦敦酷暑》就是一位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重新切割十九世纪英国历史的努力。阿什顿把1858年的夏天放大，让那个夏天的酷热、恶臭、焦躁和激动笼罩住每一位读者，让我们和她一起俯视纷乱的历史现场，从而试图勾勒出一条新的历史轨迹。

为什么是1858年？在通常的英国历史叙述中这个年份实在是有点不起眼，甚至有点滑稽。1858年伦敦经历了长达数月的高温，早已沦为城市排水沟的泰晤士河在高温蒸煮下泛起了冲天臭气，“大恶臭”（the Great Stink）因此得名。但是，1858年似乎留下的更多是历史逸闻，而非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比如国会议员们要靠着用石灰水和氯酸盐水浸泡窗帘才能在泰晤士河边的议会大楼里坚守岗位，再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夫阿尔伯特亲王本想下河泛舟，结果几分钟之后就不得不狼狈上岸。“大恶臭”或者整个1858年似乎没有在英国十九世纪的历史里留下更重要的印记。把1858年的英国历史和同年的中国历史加以比较，这一年英国历史的平淡似乎更加明显。1858年也就是咸丰八年，正值太平天国战事吃紧、英法联军却又火上浇油之际。说这一年的中国历史跌宕起伏应该不为过：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被攻破、大沽口失守、清廷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等等事件，似乎都比伦敦糟糕的天气更能引来读史者的注意。然而在阿什顿看来，1858年的酷夏中英国历史同样有其激动人心之处，她写道：“那一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对国家和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富豪、名流和权贵来说，那年夏天都是一个重要的关头。”

1858年如此备受看重的另一重原因也许和作者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什顿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裘恩英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史。在英语世界，十九世纪研究，即维多利亚研究，是一个由文学研究主导的领域，虽然维多利亚研究在最近三十年里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视角，但这个领域的视野和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文学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待历史自然会和一般的历史断代有所不同，例如，虽然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才去世，但是代表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维多利亚文学却被认为在1880年随着乔治·艾略特的去世就戛然而止了。

在有文学背景的十九世纪研究者看来，185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危机的源头之一。《物种起源》改变了时人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也因此是了解十九世纪英国乃至欧洲思想史的重要文本。在达尔文之后，人类不再是上帝依照自身形象塑造而成的宠儿，而是要转身面对一个庞大和冷漠的宇宙，其中的困惑、失落和迷茫也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因此1859年会成为维多利亚研究者着力关注的历史节点。然而当阿什顿梳理《物种起源》出版历史之时，她发现推动这本书出版的力量其实早就在1858年就汇拢了。达尔文从1836年环球航行归来之后一直在从事进化论研究，也网罗了一批科学界的支持者，但是他一直想要把自己的研究完善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故而出版一拖再拖，直到1858年的夏天。阿什顿写道：“虽然《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858年更为重要。正是在1858年那个闷热的6月，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来信和论文，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恐慌，从而加快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和进程。”而正是达尔文的这次危机为阿什顿提供了这本书的基本历史视角，在达尔文身上看到危机之后，阿什顿把视线投向了狄更斯、迪斯累里和其他文化精英，发现他们的1858年也同样危机重重，就这样，1858年从历史中脱颖而出，成为阿什顿理解十九世纪历史的切入点，她的这本书力图再现这些危机或者转折的现场，给它们打上高光从而区别于一般纷乱的历史现实。用她的话说就是，“考察在1858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微尘’以什么样的‘方式’降落在了这些人物身上”。

阿什顿的书结构非常清楚。第一章扼要交代了写作的基本视角和1858年的重要历史事件，从第二章开始以时间为经线，以各个历史人物在1858年酷夏中的经历为纬线，用五章密密地织出了1858年5-8月的历史图景。在最后她又跳出1858年的限制，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评价这个夏天的影响。这本书结构虽然简单，但是读起来却并不枯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阿什顿很擅长裁剪史料。只要挑开历史的一个角落，她的思路就可以像水波一样四处扩张，把看似无关的人和事统统包括在一个个同心圆中。

比如说，1858年的皇家美术学院年展上，英国画家威廉·鲍威尔·弗里斯展出了巨幅全景画《德比日马赛》，详尽地描绘了英国每年夏季的盛事德比马赛中形形色色的人，上至盛装出席的贵族下至行骗扒窃的无赖，各个社会阶层无所不包。这幅画引来如潮的观众，展方甚至要在画前加装围栏并且安排一位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幅英国艺术史上的名作也是阿什顿选择的进入历史的切口。从这幅画作引出来的是出席画展开幕式的各路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狄更斯和迪斯累里。阿什顿从狄更斯和另一位作家萨克雷在画展开幕式上的公开发言开始，引领着读者们一路走向狄更斯殚精竭虑的1858年。狄更斯一方面要通过成功的商业朗读会维持和读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绞尽脑汁消除自己和妻子凯瑟琳分居的坏影响，还一不小心和萨克雷闹到绝交。而1858年5月19日的德比马赛本身也和刚进入权力中心的迪斯累里有重重关联。不光是因为这项著名赛事就是由迪斯累里的盟友、本届政府首相德比勋爵本人的家族而得名，也不光是因为首相本人的赛马“神箭手”是当年的夺冠热门，还因为1857年印度兵变的余波此时正在冲击德比和迪斯累里的政府，连是否按惯例给议员们放半天假去看马会都成了报纸上的辩论话题。而一旦说起印度兵变，从思想家卡莱尔到流亡伦敦的马克思都是阿什顿可以召唤到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阿什顿这本书就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德比日马赛》，在天空中一轮烈日的炙烤下，远处的泰晤士泛起了颜色可疑的烟气，而在这幅历史画卷前景的每一处，频繁登场的历史人物都让读者应接不暇。就这样，1858年的历史在读者面前活了起来。

在这幅画卷里，狄更斯、达尔文和迪斯累里无疑是最吸引读者目光的三位关键人物，也是阿什顿组织史料的关节所在，正是这三位名人在1858年的经历牵扯出了诸如议会政治改革、伦敦城市治理、离婚法案和进化论等等更大的历史事件，赋予了原本无形的历史某种结构和形状。

1858年算不上英国文学的好年头，依阿什顿所言，当年唯一的文学“发现”是乔治·艾略特。狄更斯这一整年都没有写出小说来，当他在这本书里出现的时候，更多是作为一位身陷丑闻的名人而不是一位小说家。狄更斯在6月7日公开登报宣布跟自己结婚二十三年的妻子分居，7月到8月又在加里克俱乐部事件里因为支持得罪了萨克雷的记者理查德·耶茨而和萨克雷闹翻了，同时他还忙着在英国各地召开巡回朗读会，广受读者追捧。在那个夏天，狄更斯绝对是可以和高温争版面的媒体明星，成百上千位观众涌进英国各地的会堂只为一睹自己最爱的作家朗读他最好作品的选段，他们的热情令高温都要相形见绌。然而狄更斯在为自己的成功欣喜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婚姻苦恼。英国议会在1857年通过了《离婚与婚姻诉讼法案》，1858年也正是新的离婚法院开始受理案件的年份，离婚从此不再是权贵的专利。于是狄更斯也第一时间体会到了新时代男性的恐惧：在6月初他一度非常担心自己的妻子会在娘家人怂恿之下去法院以他与人通奸为由要求离婚。当然，在这个夏天，婚姻出问题的远不只有狄更斯，从狄更斯的公开分居到他同行友人布尔沃·利顿和妻子罗西娜的互相折磨，再到1858年备受关注的“鲁滨逊诉鲁滨逊和莱恩案”，我们可以看到，离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结构的新挑战，如何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政治。

被“鲁滨逊诉鲁滨逊和莱恩案”溅起的水花波及的还有达尔文，他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莱恩医生的病人，所以就算华莱士的论文没有在6月18日从天而降，1858年的炎夏对达尔文来说也不会是一段平静的时光。更何况达尔文年仅十八个月的小儿子查尔斯还在6月29日因为猩红热而夭折。幼子新丧，暑热难当，再加上他自来体弱，结果就是当林奈学会于1858年7月1日在伯林顿府召开会议的时候，达尔文缺席了。当进化论终于脱离达尔文和他朋友们的小圈子向科学界公布的时候，这一理论的两位创立者达尔文和华莱士都不在场。当天在会场由学会秘书约翰·约瑟夫·贝内特代读的三篇论文分别是达尔文的《物种理论概要》和他1857年写给哈佛教授格雷的信件摘录以及华莱士的《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达尔文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还有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都在会场准备为自己朋友的理论辩护，但是按达尔文在《自传》中的记述，他和朋友们“联手推出的成果，几乎没有引起关注”。差点被华莱士抢先发表了进化论的刺激让达尔文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决定先出一本书扼要地阐明自己的理论，而这本书就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物种起源》绝对是当年的畅销书，第一版一千两百五十本一出版就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当达尔文回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时，他非常清楚1858年夏天对它有多关键：“这本书能畅销，一个原因就是篇幅适中，这还得感谢华莱士把他那篇论文寄给我看。要是还按1856年动笔时的想法去写，篇幅得多出四五倍，没几个人有耐心读完。”

这个夏天对达尔文和思想史的重要在更久之后才能看清，但是1858年对迪斯累里的关键是不言而喻的。1858年2月，帕默斯敦的自由党政府垮台，德比受命组阁，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第二次进入了英国权力的核心。在他和德比的配合下，这一届保守党政府在8月休会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通过了众多重要的法案：一是一直在议会悬而未决的《印度法案》，从法律上把印度的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了英国政府手中；二是《泰晤士河净化法案》，这个法案确定了伦敦城的下水道改建工程，泰晤士河终于有希望摆脱作为下水道的命运；三则是《弃绝宣誓法案》，也就是《犹太法案》，法案规定犹太人不再必须以基督徒的名义起誓，为犹太人进入议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在这届政府运作中表现抢眼的迪斯累里向国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也让他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然而这三位关键人物在1858年夏天的经历和背后的历史走向只是《大恶臭》的骨架，阅读这本书真正的乐趣更多来自填充在骨架之上的历史细节。正是这大量的细节让我们得以尽可能地靠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透过纸面感受扑面而来的生活的真实和紧张，更好地“把握维多利亚时代日常生活的质地和构造”。气象记录可以告诉我们1858年的6月中旬气温攀升到了顶峰，背阴处都高达三十五摄氏度，但是这个数据恐怕永远都不如迪斯累里写给他妻子的便条那样，可以让我们切身感受那个夏天的炎热。迪斯累里请妻子“寄双鞋来，现在这双漆皮皮鞋把脚都泡湿了”。不过就算温度再高，英国人坚持的礼节还是不能丢掉，《人民报》上就报道了一则高温和着装的趣事，有人前往泰晤士河治安法庭提起诉讼，因为天太热他没有穿外套，结果治安官要求他回家穿上外套再来。治安官亚德利先生说：“你不穿外套，我没法听你陈述。你穿成这样来这里，太不礼貌了。明明有夹克或者外套，却不穿来，我是不会理会的。”而和这位热得顾不上礼貌的普通人相比，国会议员们更加难堪，因为他们在高温之外还要面对泰晤士河的恶臭。虽然德比政府的立法成就似乎说明议员们抵挡住高温和恶臭的攻击守住了岗位，实际上议员们也叫苦不迭。一位下院议员就在《泰晤士报》上抱怨说：“先生，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难道非要等五六位上院议员，包括一两位主教，被这从未消停的毒气熏死？……再不净化泰晤士河，议会还能在伦敦开会吗？……除非下次开会前能够找到解决方法并付诸实施，否则，议员们是不会同意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个越来越臭的化粪池边整日整夜地开会。”在这些细节的帮助下，自然不难想象为什么迪斯累里可以信心满满地给女王写信说“议会的高温和卫生状况”将会加快立法进程了。

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专家，阿什顿对史料的熟稔让她可以大量选用时人的手稿和书信来勾勒十九世纪生活的肌理，而大量十九世纪报刊、议会记录和法庭卷宗的电子化也让她可以更轻松地检索史料为读者重构1858年的历史。在她看来，这种对细节史料的运用正是微观史学的旨趣所在，她可以借此“细致深入地研究历史现象，挖掘未知的关联、模式和结构”。从2000年之后，阿什顿一直在从事这类微观视角的研究，她的《斯特兰德大街142号》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都是以小见大，从细部入手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性的著作。《大恶臭》对细节史料的运用正是这一研究模式的继续。尽管如此，阿什顿的写作和诸如《奶酪与蛆虫》这样的微观历史经典之作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历史学家恐怕要对文化精英们在她的叙事中受到的额外重视大皱眉头。而阿什顿将1858年作为历史转捩点的论述似乎也消失在了她对1858年夏天四个月的细细描摹中。掩卷思考，我们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提供的种种细节远远胜过它们最后拼出的全景。

所以，与其是说这是一部微观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位维多利亚研究专家给读者打开的时光旅行之门，是一位文学研究者照自己的偏好给我们撰写的1858年酷夏导览手册。只要带上这本书，那个夏天大多数值得时光旅行者关注的历史景观就尽在掌握。我们的时光旅行者可以知道，如果他想好好看看弗里斯的《德比日马赛》，那他就得起个大早去排队。或者如果他在6月30日晚上等在议会门口，他就可以目睹迪斯累里还有其他议员用手绢捂住口鼻飞奔而出的盛况，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泰晤士河的恶臭了。再或者，他可以走进加里克俱乐部，拿起最新的林奈学会会报，和对面的绅士打招呼说：“这个叫达尔文的家伙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耶茨惹出的事情让人没法仔细读这种严肃的东西了。我实在是不明白狄更斯先生为什么要帮着他对付萨克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