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大战勃发,我辈将不能生存——郁达夫遗札两通释读

吴心海

2019-12-31 11: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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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郁达夫信札两封的书信体文字
有位老朋友,戏谑我费老大劲钩沉文学史料,写出的文章多半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家,让我打起精神,找找名流大家的佚文轶事,不但嘉惠学林,一般读者也爱看。话虽如此,大作家的研究者众多,时间跨度也长了,要有新的发现,谈何容易?不料,这话说出没过多久,还真找出来一个让他击节不已的发现来!
这一发现,就是湮没在民国故纸堆里的郁达夫的两封佚函:无论是199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郁达夫全集》,还是2017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全集补》,都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函的踪影。
在1946年上海《和平日报》上,有一篇署名“贞淮”的《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书信体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某某弟,(前略),达夫先生之死,余虽未睹其遗容,然其生前之音容笑貌,每一回思,余痛弥深,一代才人,阒然而逝,如此寂寞,岂夕阳衰草所可概耶。余仅于今春在南昌时,偶于某杂志中获读赵景深先生悼文一篇,余颇惊怪,何世人对郁公淡寞若是耶?郁公一生贫困,贫而至于不能赡养妻子;忆余初婚时,郁公履函勗余努力工作,以尽仰事俯蓄之责;孰意才名塞天之郁公,终其身而不显达,能不为之一哭。况郁公之死,在于异邦,死于敌寇之手,节义凛然,国人对之竟毫无表示,而郁公埋骨之处,半年后始于苏门答腊发现。郁公死时之悲戚,死状之惨澹,又岂吾人今日所堪想象者。以太白少陵微之乐天放翁诸先辈之身世概郁公,良非过誉。日前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亦因寇氛滋扰,迁徙无常,散失颇多,然当时并未料及乱离一别,竟成永诀,而于郁公之书札,未能善加珍藏,深为余憾。兹并寄吾弟,如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亦以聊示个人对郁公一片哀惋之忱。余心中有无限言语,然忉怛不能置一词。明年如重游富春江上,当往严陵恁吊。
和平日报,将近半月不曾寄达,未审系报社停发,抑邮局有误,仍祈设法续寄。如有其它刊物,亦盼选寄一二,以启聋瞆,余候后叙,专此,即颂撰安。
贞淮 十月七日

1946年10月25日《和平日报》,贞淮《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
从信的最后一段看,很显然,是作者投寄给上海《和平日报》某位编辑的。据《上海新闻志》(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介绍,《和平日报》上海版,1946年元旦创刊,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其前身系国民党军方控制的《扫荡报》。作家刘以鬯、马汉岳(即马彬,有笔名马兵、南宫博等)、凤子、易君左、徐淦等,都先后在《和平日报》(上海版)工作。遗憾的是,信札发表后隐略了收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弟”字,显示其为男性,但其姓氏名谁及真实身份,时隔七十余年,目前囿于所掌握材料,难以推断。
至于文章作者“贞淮”,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此前从未听说过。坊间不下十本《郁达夫传》,也都没有提及他。因此,刚开始看到“贞淮”在信中称“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而实际上“郁公”给他的书札尚有不少,因为“迁徙”“乱离”以及“未能善加珍藏”,已“散失颇多”,加以他把郁达夫书札寄给编辑的目的,是希望“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颇以为此人和郁达夫不过泛泛之交,如此这般说来,抬高自己罢了。不过,此文以插图形式附录了郁达夫两封遗札,当即费了一番工夫加以释读,此时,我对作者和郁达夫关系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
乞裁书之剑
贞淮兄: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
龙泉山水很好,青田石门,丽水仙都,都是名胜地界,谅兄已游过,我则因地方不靖,前此过境,不曾游得者。承赐钢剑,当乞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可以裁书,可以做小摆设,以之插入司梯克,未免太俗矣。若需刻字,可刻上一句成语,曰“剑不虚施细碎仇”。
令堂大人及夫人,想均安好,又有半月余不见了,他日去湖滨,当去看看他们。
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秋气满天地,今年年岁丰收,入冬匪必能减少,若能早日回杭,尚能去西溪看芦花也。
此信不至能否送达,若信到而你人未行,乞赐一覆。匆告,并颂旅绥。
弟 郁达夫上
十月一日

郁达夫遗札(10月1日致贞淮)
先看贞淮文中排列在先、落款为10月1日的郁达夫信函。从“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看,此信显然是在杭州所写,而对方应是离杭外出(龙泉等地)。而“再请”二字,则说明郁达夫和贞淮之间走动颇多,关系密切。后面说如果去“湖滨”(当是贞淮住所所在),会去看对方的母亲和夫人,更是明证。
贞淮去了龙泉等地旅行,大概是写信给郁达夫,要送他一把当地特产的龙泉宝剑。郁达夫表示笑纳,但他对于当时十分流行的手杖剑(插入司梯克)认为“太俗”,肯定也是形状较大,想要的是“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目的是“可以裁书”。这里“裁书”,自然是裁毛边书了。所谓毛边书,鲁迅先生曾有一个解释:“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并自诩“毛边党”,郁达夫也是民国众多“毛边党”的一员,他出了不少书,都是毛边本,据说北新书局所出的七本《达夫全集》也是毛边本。不过,就我目力所及,郁达夫本人谈及毛边书,要剑形匕首以便裁书,此信还是唯一!
“贞淮”在文中没有说明两封郁达夫信函的写作年代,只能根据信函内容和落款的时间,剥丝抽茧,尽量去推断出写信的时间。由于贞淮文中排列在后、落款为3月15日的郁达夫信函写于“应陈主席之招”去福建,很容易确定是写于1936年,那么10月1日的信函写于杭州,时间自然是在1936年之前。
那么,这个10月1日,究竟是1935年,还是更早的1934年?其实,信的第一句就有交代:“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郁氏创作,三十年代之后小说不多,而在当年9、10月份赶写一篇小说,应该有迹可循。但郁达夫1934年和1935年的日记,都没有把10月1日包括进去。此时,郁达夫小说《出奔》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他生平所写的少数几部中篇之一,也是目前所知他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作为“特约中篇”,刊登在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杂志五卷五期,无论时间还是出版周期,均符合郁氏所说“赶写一篇小说”的概念。不过,我找到这一期《文学》杂志,翻看小说《出奔》,并没有找到写作地点与时间。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王自立、陈子善编写的《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上,查询到1935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日报》上发表有《郁达夫的出奔——从夏初到深秋》,并按图索骥,找到这则署名“柳婷”的消息原文,文中透露“十一月份《文学》(现未出版),将登有一篇郁达夫的“特约中篇”,题目是《出奔》”,并有如下表述——
达夫开始写这篇东西,是在夏天,所以,这篇东西的中间,有着以后一节附白:
“写到这里,已经有八千多字了。而主题还没有写出,假使要写出主题,大概非再写一万字不可;现在,天热头晕,决计写不出来,所以,就匆匆结束了,请读者原谅。”

但后来《学文》(疑似《文学》——心海注)是要他做中篇,他就把那段附白涂去,然后再继续下去。
1935年10月24日《社会日报》,柳婷《郁达夫的“出奔”》
此消息刊登之时,《文学》尚未出版,能够透露如此细节(包括看到郁达夫手稿),想必和郁达夫或《文学》编辑熟悉,或者就是《文学》编辑中人。结合此文和郁达夫写给贞淮的信,基本可以推断郁达夫所说赶写的小说为《出奔》,如此,写信的时间也可以确定为1935年10月1日。
信中和日记里的郁达夫都很忙
再看郁达夫落款“三月十五日”写给郁达夫写给“贞淮”的这封信:
贞淮兄,来函拜悉,承赐马尾松与洋槐,谢谢。此次来福建,本系应陈主席之招,半为游玩,半为转换转换空气,并非有意来做什么官,而沪杭京各报,似各惊为异事,竞载菲薄之辞,可气亦复可笑。此间事情不烦,日夕亦复执笔为文,不过应酬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许多时间耳。杭地沉闷,久居写不出东西来,且版税一文收不到,生活艰难,来此做点小事,总算有了一定的俸给,可以安心读书,自问亦并无什么了不得的转变,不过在旁人眼里,恐将谈为奇异。秦威尚在东京耶,郁风似已大改从前习气,与秦不复有恋意。秦威来信中亦谈及吾兄。夫人新生小孩,负担必将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尽仰事亲之责。时势难,吃饭更难,万一有世界大战勃发之一日,我辈将不能生存。《论语》极欢迎外稿,有作乞径寄上海邵洵美处,我实只担任一名义上编辑耳。杭州闻雨雪奇寒,此间已桃李开尽,气候悬殊若此,真想不到。大约暑假前后,将回浙一行,届时当有接谈机会,有暇乞以杭城近来告我。舍间房子,似为天候所阻,现在尚未完工,想要迟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匆复,顺颂春祺。
弟 郁达夫上
三月十五日

郁达夫遗札(3月15日致贞淮)
1936年2月初,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抵达福建,先后出任省政府参议及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无疑,郁达夫此信应该写于1936年3月15日。根据信的内容,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针对沪杭京各报“可气亦复可笑”的不实之词,郁达夫标明自己“并非有意来做什么官”,只是“半为游玩,半为转换转换空气”。郁达夫认为“竞载菲薄之辞”的沪杭京各报的具体篇目有那些,目前无从得知,不过,我所寓目的1936年2月16日上海《世界晨报》署名“周明”的《郁达夫的踌躇》一文,就明显含有讥讽。当然,在杭州生活不易,版税拿不到,生活成问题,肯定也是闽游的关键,毕竟到了福建,“有了一定的俸给,可以安心读书”。不过,他紧接着又说在福建“应酬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许多时间耳”。
郁达夫的应酬究竟多到什么程度,《闽游日记》可为佐证,仅以1936年3月15日前后几天为重点,就能发现他在福建的应酬确实分去很多时间,甚至有一个晚上吃请三次的记录。不妨精选其中应酬内容,立此存照:
3月10日
昨晚雨,今日未晴,展六时即醒,睡不着了,起来看书。正欲执笔写文章,却又来了访问者,只能以出去为退兵之计,就冒雨到了省府。
看报半天,约旧同学林湘臣来谈,至十二时返寓。文思一被打断,第二次是续不上去的,所以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只看了几页《公是弟子记》而已。
晚上在中洲顾氏家吃饭,饭后就回来。中行吴行长问有新消息否?答以我也浑浑然也。
3月11日
午后有人来,一事不做。
3月12日
今日为总理逝世纪念日,公署会所,全体放假;晨起就有人来访,为写对联条幅无数。午后去于山戚公祠饮茶,汗流浃背。晚上运使刘树梅来谈,先从书版谈起,后及天下大事,国计民生,畅谈至午前三时。
3月13日
下午又有人来看,到晚上为止,不能做一事。只打了一个贺电给富阳米一山先生,写送陈些蠢祖母之挽轴一条。
3月14日
午前一早就有人来,谈至十时半,去广播电台播音,讲防空与自卫的话。十二点去省府,下午回至寓居,接霞来信三封,颇悔前昨两天的空着急。傍晚又接来电,大约双庆两日可到南台。
晚上刘云阶氏家有宴会,去说了几句话,十一时返寓。
3月15日
晨起接见了一位来客后,即仓皇出去,想避掉应接之烦也。
下午回寓,写了半天的信,计发上海丁氏、杭州周象贤氏、尹贞淮氏,及家信一。
3月16日
晨六时起床,写答本地学生来信五封。十时接电话,约于本星期五下午二时去协和大学讲演。
中午至省府,为双庆事提条子一,大约明天可有回音。午后双庆自杭州来,当于明日去为问省银行事。
3月17日
晨六时起床,九时至省府探听为双庆荐入省银行事,大约明日可以发表,当即送伊去进宿舍。
晚上应陈世鸿、银行团、李秘书等三处宴会,幸借得了刘爱其之汽车,得不误时间,饮至十一点回寓。
3月18日
晨起,宿醉未醒;九时去省银行看寿行长,托以双庆事,下午将去一考,大约总能取入。
3月19日
回寓后,沈祖牟君来访;沈君为文肃公直系长孙,善写诗,曾在光华大学毕业,故友志摩之入室弟子也,与谈至中午分手别去。
午后张涤如君约去喝绍兴酒,晚上当在嘉宾吃晚饭。双庆于今日入省银行宿舍。
3月20日
午前头尚昏昏然,晨起入城,访武昌大学时学生现任三都中学校长陈君毓麟于大同旅舍……
午后,协和大学朱君来约去讲演;完后,在陈教务长家吃晚饭,协和固别一天地,求学原很适宜也。晚上坐协大汽车回来,又上福龙泉及嘉宾去吃了两次饭。

(见郁达夫《屐痕处处》,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205-209页)
区区十天,应酬和饭局之多,令人咋舌,结果是“不能做一事”,不得不“以出去为退兵之计”、“仓皇出去,想避掉应接之烦也”。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其3月15日的日记中,有寄信给杭州“尹贞淮”的记录。如此,一个原本十分陌生、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贞淮”,顿时成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了!甚而,七十多年前郁达夫日记之中仅记录有“尹贞淮氏”冷冰冰四个字的信,此时此刻有血有肉地呈现在我面前!
不料,在读秀、全国报刊索引等大型资料库搜索“尹贞淮”,所得不多,仅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以“尹贞淮”“贞淮”的名字发表过几篇文章,比如1932年二卷一期《新时代月刊(无名作家专号)》上的新诗《请醉此一杯》,1934年第三期《浙江保卫月刊》上的小说《霍霍》,1936年第十七、十八期《前哨》上的小说《悔》等。他的具体身份,只有《请醉此一杯》文后所刊通讯处“江苏省邳县县党部”字样。此外,1999年10月出版的江西《永新文史资料·第6辑 ·教育专辑》,在“石桥中心小学”介绍部分,有“四十年代因环浒乡易名洞麓乡,校名响应改为洞麓小学,尹贞淮任第一任校长”字样。民国时期,除了为稻粱谋外,还有战乱因素,人员流动较大,尹贞淮的线索实在太少,只能留以待考。如有师友对他有所了解或能提供线索,希望不吝赐教。
再回到郁达夫信的第二部分,提及了秦威这个人。秦威(1911-1994),知名电影美术设计师,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美术师。秦威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和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同班。郁达夫信中说“郁风似已大改从前习气,与秦不复有恋意”,披露了一段闻所未闻的郁风情史,虽说尹贞淮和秦威熟悉(秦威来信问及他),但假使如我此前猜想郁达夫和尹贞淮关系泛泛的话,势必不会把侄女的感情之事告诉对方。
一语成谶:大战勃发,我辈将不能生存
信的第三部分,是尹贞淮在《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里提及的郁达夫的鼓励,因为尹太太刚生下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必将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尽仰事亲之责”。最值得注意的是,是郁达夫的这么一句话:“万一有世界大战勃发之一日,我辈将不能生存”,联想到郁氏在大战爆发后流徙南洋,在黑暗已尽时死于敌寇之手,真是一语成谶,让人不禁扼腕!
信的下一部分,应该是针对尹贞淮想投稿《论语》的一个回答,称自己只是“一名义上编辑耳”。经查,在1936年2月16日的《申报》上,刊登过三个启事,分别是《论语半月刊启事》《陶亢德启事》和《郁达夫启事》,中心意思是陶亢德因事忙即日起辞去《论语》编务而由郁达夫接任。事实上,当时郁达夫已前往福建任职,《论语》编务只能挂名,所以他希望尹贞淮“有作乞径寄上海邵洵美处”。
信的第五部分,比较了福建和杭州的悬殊气候,表示暑假前后会回杭州,希望和尹贞淮有晤谈机会,并希望对方有空回信时能转告杭州的近况。同样说明两人的亲近关系。
信的最后一部分提及尚未完工的“舍间房子”,当是郁达夫在杭州买地所建的“风雨茅庐”,郁氏为此曾写有《记风雨茅庐》一文,此处不赘。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坊间不少谈及“风雨茅庐”的文章,错讹不少,有说1934年春间落成的(高维生,《郁达夫的孤影流年》,团结出版社 , 2015年,219页),也有说1936年初建成的(聂鑫森,《话说名宅》,地震出版社 , 2014年,86页),无论是从这封信来看,还是从事实出发,都有差距。徐重庆在《有关“风雨茅庐”的一点史实》(见《文苑散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56页)中称“风雨茅庐”1936年4月全部竣工,与郁达夫信中所言“想要迟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算是吻合的。
郁达夫遗札两封,涉及其生活、创作、交往以及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内容十分重要,是研究郁氏的重要史料。不揣鄙陋,释读如上,错误难免,期待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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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郁达夫,遗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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