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陈少白史料脞谈

许礼平

2020-01-03 10: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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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1869-1934)
中环士丹利街陆羽茶室原是清末陈少白主持的《中国日报》报馆旧址。当其时,该报是革命党喉舌,为兴中会和同盟会指挥的枢纽所在,也是同志间沟通的中介所。其间逸闻不少,最有趣者是1903年苏曼殊曾持冯自由的介绍信到《中国日报》报社寄食,后忽向陈少白借枪,要去暗杀康有为。但陈的手枪是有牌照的,不可借用,如出事则持牌者和担保持牌者都被牵连,因此坚拒。事载陆丹林《革命史谭》。可以说,庚子年间的风云澒洞,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的《中国日报》正是缩影。故今日陆羽茶室对面有政府指示牌提示“古迹”的存在,是想让人对此生敬意、爇心香。但现在士丹利街是香港最逼仄的中心,整日喧嚣,人车争路,若游人要神与古会而翘望留连,不惟阻塞,亦易生危险的。
其实,怀古大可在家里进行。南朝时宗炳有“卧以游之”一说,简言之就是“卧游”,不出户而能游览。黎二樵春夕绝句谓“不曾断臂驱云壑,安得支床漫卧游”,即是此意。而笔者疏懒,自然乐于景从古人。于是硬把李煜堂的寿屏移立办公室内,让李氏的革命精神、王秋湄的文思、易大厂的书艺都丛集一室而长日相对。其用意是仿效“卧游”的故智!近日更检出陈少白行书立轴与“寿屏”同置一室。因陈、李两人先后是《中国日报》的主角,会让人联想庚子年间那段旧日风云。
在此且不谈寿屏主人李煜堂,却想先说说陈少白。而且不说其丰功伟绩,却是要说那不广为人知,甚至是为他人误解的事。
先说敝室所悬陈少白行书轴,本是写陈白沙诗,云:
去岁逢君笑一回,经年笑口未全开。山中莫道无人笑,不是真情懒放怀。
衡岳千寻云万寻,丹青难写梦中心。人间铁笛无吹处,又向秋风寄好音。
昆亭同学雅属。壬申,少白。
(钤白文方印“陈少白印”)
陈少白行书陈白沙诗
陈少白喜录写陈白沙诗,陆丹林《革命史谭》已有所说:“少白生平服膺他的乡先辈陈白沙(献章),他的易名白,字少白,就是一个例证。”更说:“他每次替他的侄辈写条幅,多录陈白沙的遗教。”
但有人误以为此诗是陈少白的旧作,事是小事,但误会者却是要编集出版的,那就贻误读者,事情就大了,如是有下两例:《陈少白诗词集》(漠江诗社,1999)及《陈少白传略·诗词·书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门市委员会,2014)
究其失误,当是无法核查或是互抄漏列所至。但这样的奇葩并非少见,所见还有如下例的:
傅国涌著《百年辛亥》(2011)第289页有谓:“青天白日旗本是1895年兴中会发动未遂的广州起义前夕,由孙中山最初的同志、‘四大寇’之一陆皓东设计。”在此,“四大寇”增加了一个陆皓东,令陈少白的位置逼仄了。
另一例是《近代中国与近代湖南》(2007)论文集所收彭先国《论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其中说:“享有‘四大寇’誉名之一的郑士良‘自少投入洪门三合会,颇得众心’。”在此,“四大寇”又增加一个郑士良,一共是六人了。
上两例也许是误记而率尔操觚,可算是无心之失。但有些文章的错误却是自己立意的,是有心之失,那就更要指出以下两例了,如:
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党派史》(1983)第695页有说:“国父孙先生与尤烈、陈少白、杨鹤龄等四人,为革命四大寇,曾通令缉捕……”在“四大寇”之前加上“革命”,那就“不通”和令人惶惑了。作为专用名词的“四大寇”还有“革命”和“不革命”之分吗?为何要强生分别?
再一例是发生在海峡这一边,有书名《羊城杏坛忆旧》,其第192页有云:“当腐朽的清王朝,屈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和孙中山一起被清廷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但“被清廷称为”这说法该是那位作者的杜撰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清廷主动称之呢?大概执笔者要表示自己立场,贬词都记在清廷头上,但这种“私意”却违反了事实。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兴中会革命史要》附录)第十一章《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说:“初杨鹤龄与尤少纨同学,既至港,在杨处识予,后由予介绍之于孙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陈氏夫子自道,说得十分清楚,是“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并非《羊城杏坛忆旧》作者所说“被清廷称为四大寇”。
我们再看“四大寇”之首孙中山说:“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说“四大寇”这词是戚友叫的,意谓这是“昵称”了。
再看接替陈少白而主持《中国日报》编务的冯自由(李煜堂快婿)所说:“兴中会成立以前,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恒假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鹤龄先代所遗)高谈造反讨满,故有四大寇之号,时人辄称造反作乱者曰寇。杨耀记店伙闻总理等放言无忌,遂以此名称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辞。”(《革命逸史》第一集“尤列事略”)
在此,陈少白、孙中山、冯自由三人所说虽互有详略,但绝无矛盾之处。只是店伙那“四大寇”一词亦可有别解,这“别解”也和清廷绝无关系。
《清稗类钞》“广州方言类”条下有说:“四大寇,犹言四大强盗也。外省人落魄者,结成团体,以乞食为事,如有喜事,必来送喜,其实乞赏钱也。”
另《清稗类钞》在“乞丐类”也说到:“四大寇,广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喻其凶恶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辈非粤产,皆外江老,宦粤官吏之子孙,穷无所归,流落于羊城,以行乞为事者也。然其行乞有异于常人,必择巨室之有庆吊事者乃往。若为需次人员之私寓,不论其为何省人,辄认为同乡。既至,则呈递手版,向索赏钱。手版书姓名、籍贯,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号,例如原任南海县某某字某某之子某处某某是也。其来也,率衣长衫,趿破履,而结党多者,至数十人,非银币数十圆,不去也。”
据此,杨耀记店伙出此谑称,是挪用了一种“赖着碍主人”的社会观感,当然,笑谑之言,对应不会是全方位的。
四大寇(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与关景良(站立者)合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三楼
以上诸例是以“私意”去改变事实。但更有甚者,是像写小说一样自我编造。读《中国百年报业掌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页61“陈少白与革命党人机关报”竟有如是说:
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还有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尤列经常在“杨记商号”秘密聚会,纵论天下大事,声讨满清王朝。他们常有惊世骇俗之语,故被乡邻同窗称之为“四大寇”。在辛亥革命后修缮的广州观音山文澜阁,孙中山曾亲题古朴遒劲的“四寇楼”三个大字,即为纪念。
这例子不能说是误会了,编者只是在瞎编。如所周知,当年“四大寇”的驻足处是上环歌赋街八号的“杨耀记”,而非什么“杨记商店”。至于“孙中山曾亲题古朴遒劲的‘四寇楼’三个大字”,更是闻所未闻,把人弄糊涂了。在此,试引录陆丹林《革命史谭》记载:
护法之役,龙既失势。总理开府广州,将阁易名三老楼。特请初期革命之“四大寇”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在楼中居住,取五更三老之意,俾得朝夕相晤。担簦戴笠,永毋相忘,意义非常深切。其中尤列因在袁世凯时期,曾入北京寄寓甚久,陈少白对之时有讥讽,言语尖刻,尤不能耐,悄然而去。无何,陈、杨各因料理私事,亦不能久居,于是三老楼只成为革命史上的陈迹了。
以上诸例都是说了不应说的错话,而以下的例子则是盼他多说,但却没说。
黄宇和教授《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书往往能抉隐入微,论及陈少白生平时有谓:
陈少白到香港与孙中山认识。旋即被孙中山转而介绍予康得黎医生,承其俯允即以陈闻韶之名字注册人读西医书院。1895年陈少白积极参与策划乙未广州起义,因而未完成西医书院的课程就退学。此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奉孙中山之命,在1899年于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借此宣传革命和联络革命党人,不畏疲劳,不惧艰苦,不怕危险,为世敬仰。1900年积极参与策划惠州起义。1905年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分会时,他当选会长,将《中国日报》编辑工作交给冯自由。辛亥革命成功,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委陈少白主外事,不数月自称不善政治而辞去职务。1921年9月应孙中山力邀而当其广州政权的总统府顾问。不久孙中山出师广西,陈少白亦随师出发,惟很快又自称缺乏政治才干而引退,隐居新会老家。
说得言简意赅,善于概括,其末后更谓:
虽然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持革命到底,未免美中不足。但已经为华夏付出了他的大半生,至今为国人所敬仰。
黄氏文章末后所说,似责备也似在可惜,或者是两者兼有吧。但他说的“美中不足”,那正是世人瞩目点,而黄氏却在此回避了题目,不肯作深论了。
笔者粗知,陈少白离开“三老楼”是1922年的“东征”前夕。孙(中山)、陈(炯明)之争,错综复杂。其时胡汉民、许崇智等掌握中枢,与陈炯明有所结怨,而陈(炯明)多次求“清君侧”。孙科的太子派亦深恶胡、邹(鲁)跋扈,因而暗属陈少白谋求和解。陈是孙科小时的蒙师,百年前,蒙师与学生是重要伦理,于是义不容辞,更何况陈炯明和陈少白曾结好于微时。但这一切都成了胡汉民、许崇智等视陈为“通敌”的理由。当时胡、许力促廖仲恺任省长,而制衡孙科、陈少白等谋和。这就令孙、陈(炯明)的交恶成仇,当中夹有被人骑劫的成分。或者这就是陈氏离开“三老楼”的缘故吧。
陈少白不肯做追随晋文公流亡而后在绵上被烧死的介之推,但却能当上离开勾践而以实业至富的陶朱公,这是他的高明。陈氏家训“不要做官,要做实事”,其子(陈君景)晚岁一度在本港新界石场打石糊口,亦可谓严遵家训了。但这“家训”当中该有隐痛。
孙中山去世时陈少白所送挽联题为“逸仙兄千古”,联云:
失败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弃小就,力赴大同。虽在颠沛中、弥留中,未尝少懈。
流风今已矣!入世垂册载,驱策群雄,招徕多士。为问知己者、同调者,究属伊谁?

当年同称“四大寇”,此际白马素车,故人长吊。下联那“为问知己者、同调者,究属伊谁?”这一问,当中该有一种锥心沉痛。
到陈少白死时,章太炎有挽联云:
孙伯符,少而同游,草际定交唯一面;
伍子胥,更谁强谏,吴门悬恨是双瞳。

章氏以伍子胥强谏喻陈少白,这也贴近时人的推测了。
诗人黄节也有联相挽:
如此楼台,得故都闲步逢君,瀹茗露荷谈半日;
几何少壮,漫回首当年创国,闭门畦菜老斯人。

上联是说丙寅重九,陈氏在北平北海公园仿膳社,宴集黄节、黎季裴诸友,瀹茗赋诗。下联“漫回首当年创国,闭门畦菜老斯人”,感喟深沉,正是为陈少白可惜。
这都可为陈少白的归隐谜团作索隐的。
前段说及陈少白当上离开勾践而以实业至富的陶朱公,但他的富有对世人是个谜团。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条说:
陈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粤,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有籍其家者,粤人悬赏十万金,谋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红标,知春煊与项城有隙,西后西幸,宠岑在袁上也。乃由粤人蔡乃煌谋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广售京、津。由蔡辇巨金谒袁,转李莲英密上西后。西后阅之大怒,遂有调岑离粤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获巨酬。以金办港省轮船公司。珠江码头,划归陈有,其家今尙食之。出此奇计,少白得有陈平之目。春煊知为像片所绐,自辇巨金求计于莲英,莲英又以西后扮观音,自扮韦陀,同坐一龛,上像片于西后曰: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见民间伪造,藉观朝纲,从前岑春煊、康有为等照片,想亦类此。西后对岑意解。后闻都司令岑春煊函龙郡王济光杀蔡乃煌,或曰:所以报东门之役也。
这事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袁世凯谋倾岑春煊》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但胡氏叙事平庸,总不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之矫健有趣。而且刘氏是出于亲耳所闻,比胡氏更直接。但刘成禺老先生生性好猎奇,记旧闻如说传奇,总该有些“水分”吧。当年高伯雨以李准史实求证于刘成禺,刘笑言“我等是搞革命的”,高氏于是明白革命者喜和“水分”关联,只好默然而退了。
距今约四十多年前吧,有位陈少白的乡人陈国康(其胞兄是《陈少白哀思录》的编者),他以多闻长辈余绪,为政协写了篇文章《略记陈少白生平及在故乡轶事》,无意中却为陈少白的财政问题做了解答。他说:
陈少白于1906年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会长职务。经营实业。1908年,因维护粤汉路权获得酬金数千元,在九龙牛池湾筑屋居住。1910年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1911年武昌起义,广东军政府以胡汉民为都督,陈少白出任外交司长,几个月便辞去官职,又复从事经营实业。由于与船务有渊源,辞职后,组织省港航运公司,自任经理,从外人手里收回所租码头一座,复购买轮船两艘航行于广州香港之间。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船舰被德国潜艇击沉甚多。1917年大战末期,英国在香港高价收买旧轮,陈少白乘机将航运公司所有船只,卖给英国,结束航运公司。他将所得的股本红利于1919年在广州承买联兴街口一座码头,名曰“联兴码头”,并于码头建楼作办事处,名曰“塔影楼”,雇一陈姓同乡主理码头事宜,陈到广州时作为寓所。
显然,陈少白的财政来源并不如刘成禺所说的那般传奇了。其实,当年冯自由挽陈少白联也曾云:
随总理同举义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皮已不存毛安附?
有码头足资糊口,于世无争,于人无怨,人到无求品自高。

陈少白的钱财源于航运码头,朋友中大抵也是有些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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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少白,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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