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祥：评估伊朗对于美国极限施压的反制

引子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伊朗没有选择妥协和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反制,努力在政治外交上化解孤立、在经济上反击制裁以及在军事和战略上突破遏制。伊朗之所以做出积极反制,既有其基于独特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的战略文化缘由,也因为其改善对美关系的信心已然丧失,以及美国谋求的目标超越了伊朗的承受限度。伊朗反制极限施压有助于鼓励其他受压对象的坚决斗争,有助于增强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外交独立性,也有助于实现国际贸易支付体系的多元化。

特朗普政府将极限施压作为推行其外交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并将伊朗作为该政策的重点对象。美对伊极限施压主要包括政治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制裁以及战略上遏制等。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伊实施了上述政策,特朗普政府只是将此政策推向极致。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分别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积极反制。所谓反制,是指对特定敌对行为的反击,是比妥协和消极应对更为主动的应对政策。伊朗将这种针锋相对的反制政策称为“极限抵制(maximum resistance)”,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Araqchi)以及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赫桑姆·阿什纳(Hessam al-Din Ashna)均提到上述概念。阿什纳指出,“面对美国极限施压,伊朗采取了平衡使用政治、防务、法律以及媒体等为手段的、积极的极限抵制战略。”“极限抵制”的概念反映了伊朗与美针锋相对的战略路线,突显了伊朗反制美极限施压的战略决心。伊朗是地区大国,它对美国的强硬反制不仅关乎双边关系,也必然撬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大局,值得密切关注。

一、极限施压与强硬反制

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主要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战略领域,伊朗则在相关领域针锋相对,展开了积极反制。

伊朗在外交上积极反制,化解了被孤立的压力,进而在核问题上将美置于孤立境地。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上孤立伊朗的努力超过以往历届美国政府。2019年2月13、14日,美国和波兰联合举行“为在中东地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未来部长级会议”,也即华沙峰会,以图促成国际社会共同孤立伊朗。为给孤立伊朗找到法理依据,美国还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理事会讨论伊朗开始减少履行伊核协议义务的新情况。除此之外,美国还多次在双边场合要求欧洲等有关方对伊朗施加压力。美国历届政府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孤立伊朗的政策,但专门为此召集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

伊朗的外交目标应该是确保中、俄、特别是欧洲站在伊朗一边,或是至少对伊朗持有同情。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朗高层做出了积极努力。伊朗总统鲁哈尼改变了前三年的一贯做法, 2018、2019年连续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多次参加俄、土、伊“阿斯塔纳进程”,利用多边机制,争取中、俄等大国的外交支持;同时与外长扎里夫积极利用联合国大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边机制和平台,加强对欧洲国家的外交。

伊朗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伊核协议的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伊朗遭受制裁的同情,为伊朗的反制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经过伊朗的努力,除美国之外,原伊核问题谈判有关方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维护伊核协议问题,表示对伊朗的支持。其中,2018年9月24日,上述各方再度于纽约举行外长会,并一致申明:“对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恢复根据全面协议及其附件二解除的制裁深表遗憾,评估了寻找及落实务实解决方案的进展。”伊核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除美国以外的代表还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2019年6月29日以及2019年7月28日举行会议,表达了对伊朗立场的支持。

正是因为伊朗在外交上的反制,美国未能在2019年2月华沙峰会上构筑起孤立伊朗的阵线。中、俄、法、德等未派代表参加会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以日程冲突为由拒绝出席会议,英国外交大臣短暂出席会议后离场。换言之,除了美国以外,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均未表示支持,以孤立伊朗为目标的一场峰会反而造成了美国自身的孤立。此外,2019年5月应美国要求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没有成为谴责伊朗的合唱,而是出现了强烈批评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声音。

伊朗在经济上全力突破封锁制裁并有所成效,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反制美元霸权的途径。美国对伊制裁林林总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二是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三是将伊朗重要机构和人物列入制裁名单,进行定点制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制裁力度超过了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奥巴马政府2012年对伊朗能源领域的制裁主要是要求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减少进口数量,但特朗普政府2019年4月则要求上述国家从2019年5月2日起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也即将伊朗石油出口“清零”。也是在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将伊朗的正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制裁,甚至2019年6月将伊朗的最高领袖和外长列入制裁名单。上述举措不仅超过了此前美国历届政府所设置的制裁范围,而且在国际关系史上鲜有先例。

诚然,美国制裁严重伤害了伊朗经济,使其遭遇重重困难,但伊朗没有选择妥协和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反制。伊朗首先力争扩大石油出口。由于面临制裁,关于伊朗石油出口的数据无从得知,但美国对其“清零”的目标则是远未实现。根据伊朗2019年8月的报道,伊朗石油出口量当时保持在每天10万桶～41.7万桶之间。2019年9月4日,美国宣布制裁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等机构官员操纵的涉及多家实体和个人的石油销售和运输网络。这从侧面表明,伊朗石油出口仍有一定的规模。其对伊朗的利好既在于经济上,也在于政治上。

伊朗还在积极探索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贸易结算通道。一是要求欧洲建设“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以实现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结算,该机制已经于2019年上半年开始运营,尽管其效果未能让伊朗满意;二是2018年与中国达成关于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的协议;三是构建支持伊朗与印度之间贸易结算的金融机制,该机制已经运行1年;四是与土耳其就双边贸易通过本币结算进行谈判。上述对外贸易支付手段的探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伊朗面临的结算困难,而且有可能为国际社会效仿,成为削弱美元霸权的重要途径。

在战略上,伊朗突破了美国的遏制围堵,而且借此使美在海湾地区进一步陷入困境。出任总统以后,特朗普便试图在中东地区构筑以遏制伊朗为主要任务的所谓“中东版北约”或“阿拉伯版北约”,后又于2019年7月提出组建“护航联盟”的设想,以遏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然而,美国盟友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并不积极,上述计划均不了了之。在多边联盟难以落实的情况下,美国主要还是通过增加军力的方式遏制伊朗。2019年上半年因为伊美对抗升级,5月下旬美国决定在中东地区增加1500名驻军,6月中旬再宣布增加1000名驻军。9月,在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之后,特朗普政府再度考虑在海湾地区增加军事力量。

伊朗对美国的遏制实施了全线反击。在叙利亚,伊朗没有进行战略收缩,而是实现了军事存在,而后作为“阿斯塔纳进程”的三方之一保持政治和外交影响,并通过参与重建保持经济影响。2019年1月中旬、3月中旬以及5月下旬,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总统鲁哈尼密集访问伊拉克,拜会伊拉克总统、总理以及西斯塔尼等宗教界精英,与伊拉克签署了金额高达2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以加强与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也是为了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12月下旬突访伊拉克所造成的影响。

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进行了积极反制。一是以实际军事行动表达威慑之意。2019年6月20日,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RQ-4“全球鹰”无人机;7月20日,伊朗则在霍尔木兹海峡抓扣了英国油轮“史丹纳·帝国”号,以报复英国协助直布罗陀当局抓扣伊朗油轮“格蕾丝1号”,而英国的行为显然是受到美国的指使。二是提出“霍尔木兹和平倡议”应对美国构建以遏制伊朗为主要目标“护航联盟”设想。2019年9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第74届联大发言时,提出了“霍尔木兹和平倡议”,主张在海湾地区建立以伊朗等地区国家为主导,以互不侵犯、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性原则的集体安全。

伊朗在军事和战略上的反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伊朗不仅比较成功地化解了美国的战略讹诈,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屡屡表示“一切选项”都有可能,暗示其对伊朗极限施压是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但是,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抓扣英国油轮之后,特朗普政府慑于伊朗可能的报复,并未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朗的上述行动试出了美国的底线,也即美国并没有对伊使用军事手段的政治勇气和决心。不仅如此,通过上述军事和外交行动,伊朗突显了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其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复杂安全形势的能力。

二、伊朗反制极限施压的必然性

伊朗对于美国的极限施压进行全面反制的行为并不是偶然选择,而是植根于伊朗独特的战略文化以及伊美互动的经验教训,也是因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抱持不切实际的目标。

第一,伊朗的反制植根于伊朗独特的战略文化。

“伊朗历史是一部盛衰荣辱交替出现的交响曲,既有雄霸地区乃至世界的辉煌历史,也有丧权亡国的悲惨过去。”伊朗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性,这主要表现为两种心态,一是基于波斯帝国辉煌大业的大国心态,二是缘于屈辱历史的受害者心理。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其辉煌历史仍然是2500年后的当代伊朗傲视西方群雄以及周边国家的心理基础。伊朗外长扎里夫便常常以“波斯文明的继承者”指称伊朗。同时,伊朗还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史,曾经遭遇过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征服,近代沦为英国和沙俄的殖民地,当代则长期饱受强权政治之苦。这种屈辱历史培育了伊朗面对外部威胁十分敏感的民族心理。伊朗的什叶派宗教也是影响伊朗战略行为的重要文化因素。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历经千年变迁,沉淀为民族性格,是伊朗反制政策的重要文化基因。正如基辛格指出,伊朗“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漫长的屈辱历史、波斯帝国的辉煌,以及阿里遭遇篡权、侯赛因反抗强权的独特历史则赋予什叶派伊朗以反抗强权、追求公正的宗教文化,塑造了伊朗的民族文化,注定了现代伊朗将大国雄心、受害者心理和反抗强权文化集于一体,构成其反制极限施压的情感动力和思想源泉。

第二,伊朗的反制缘于伊美历史恩怨的教训。

伊朗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具有反抗强权、反对不公正对待的因子,但之所以在当代具体化为现实战略和政策,是因为美国对待伊朗的政策为之提供了动力和路径。换言之,伊斯兰革命以来,伊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对伊政策,使得伊朗对改善伊美关系失去了信心。

伊朗在拉夫桑贾尼总统任职期间(1989～1997年)不惜以优惠条件开发石油资源争取与美缓和关系,但美国经国会通过、克林顿政府批准而实施了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致使拉夫桑贾尼政府徒劳无功。哈塔米政府(1997～2003年)在“9·11事件”后明确承诺为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提供方便,如开放空中通道、提供救援等,还劝服阿富汗北方联盟接受美国关于阿富汗政治过渡的有关安排,但小布什政府却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国家。鲁哈尼总统试图通过谈判达成伊核协议、实现伊朗与美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但特朗普政府全盘否定伊核协议,重启各项对伊制裁。

伊斯兰革命后伊美关系的发展似乎走进了一种怪圈,每当伊朗试图改善对美关系、或者说每当伊美关系即将转圜之际,美国对伊政策便会急剧逆转。伊朗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及鲁哈尼三任总统任期改善伊美关系的经历莫不如此。其症结在于,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伊朗政治势力,既包括因为1979年人质危机所形成的反伊势力和亲以色列的政治团体。它们为了各自小集团的利益而不乐见伊美关系的改善,希望美国对伊朗实施永久性的打压政策。

通过谈判达成伊核协议曾在伊朗与美关系缓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意味着伊朗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伊朗更多的政治精英进一步丧失了对改善伊美关系的信心。正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前来游说伊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所表示的,伊朗对美国“没有信任”,不会“重复”伊核谈判达成协议的“痛苦体验”。2019年11月初,在纪念伊斯兰革命期间占领美国使馆事件的活动中,哈梅内伊指出,“那些把与美国恢复谈判视为解决国家面临问题办法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以此观之,强硬反制合乎逻辑地成为了伊朗的必然选项。

第三,伊朗的反制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目标超过了限度。

诚然,极限施压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有时的确能够取得成功,帮助施压者实现目标。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屡屡使用极限施压,与他在商业经历中多次运用类似手段并取得成功有关。然而,其商业上的成功经验并不必然适用于外交和战略实践。商业领域涉及的是经济利益,是相对容易做出妥协的,但外交和战略实践在国家交往中往往服务于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国家利益,是无法让步的。伊朗之所以选择强硬反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主权国家,它无法达成美国极限施压战略的目标。根据特朗普总统2017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的多次讲话分析,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目标主要包括:签署一项新的协议,既对伊朗的核开发活动进行永久性限制,又对伊朗的导弹等常规军备建设进行限制,还要求伊朗改变扩张性的地区政策。而2018年5月2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讲话中,更是向伊朗提出了12项要求,内容虽没有超过特朗普的历次讲话,但各项要求更加具体,比如在伊朗改变地区政策方面,伊朗需停止对真主党、哈马斯等地区亲伊朗力量的支持,伊朗从所有周边邻国撤出军队等。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上述要求没有国际法基础,而且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家所能接受的限度。比如,导弹能力建设并不属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范畴,对核开发活动的永久性限制也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朗无法接受的。事实上,无限期协议等于将对国家的限制绝对化,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中更不可能行得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但同样也保障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许能够接受不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但要求其承诺永远不进行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力建设,则是超过了其政府所能接受的限度。同理,即使是重新谈判协议的要求本身也难以为主权国家所接受。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并没有严肃对待两国外长历经17天艰苦谈判才达成的协议,更难相信新的协议即便达成了就能得到美国的严肃对待和认真履行。

三、伊朗反制的战略影响

伊朗是个有着8500万人口的地区大国,美国则是全球性超级大国,伊朗对美国的反制必然造成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包括打击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加速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向东看的战略转向等,其中关涉美国的影响更具有深层性且牵涉面比较广。

第一,伊朗的反制增强了国际社会抵制美极限施压的信心。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将极限施压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中国、欧盟、日本、土耳其、印度、墨西哥、伊朗、委内瑞拉等都一度是极限施压的目标,凸显了美国试图在既有国际体系和多边框架之外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自私本性。因其涉及国家众多,极限施压也是美国对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总体外交战略,故而遭到了广泛抵制。中国作为遭受施压的一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并在此原则之下与美进行贸易谈判,维护自身利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于2019年11月12日表示,欧盟支持通过“极限外交(Maximum Diplomacy)”实现和平和安全,言语之中包含了对美极限施压的不满,有委婉批评之意。各个受压对象虽然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形成了共同抵制美极限施压的潜流甚至是共识。

伊朗是中等强国,其反制作为国际社会抵制美极限施压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一定示范作用。首先,伊朗在反制过程中增强了信心。2019年6月伊朗在海湾地区击落美国无人机既是其军事反制措施的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其驾驭局面的能力。此后不久,伊朗于7月在该地区扣押了一艘英国油轮,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在无人机被击落后没有后续对伊强硬手段,伊朗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尽管伊朗因为制裁而在经济上面临困难,未来也有可能寻求转圜,但可以预期,伊朗反制美极限施压的信心不会动摇。伊朗最高领袖等决策者多次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没有取消制裁的情况下与美会谈,体现出其坚持抗争的决心。

其次,伊朗反制尤其让一些中小国家看到了抵制美国极限施压的积极前景。委内瑞拉便是一例。美国一度扶持委内瑞拉反政府力量,并将推翻马杜罗领导的政府作为政策目标。但是2019年7月以来,委内瑞拉国内局势渐趋平稳,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马杜罗政府的坚决应对,而其保持信心不仅因为得到了俄罗斯等大国的坚定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伊朗反制的示范效应。2019年7月19日,就在伊朗抓扣“史丹纳·帝国号”当天,也是在伊朗外长访问委内瑞拉的当天,委内瑞拉军机升空对“入侵”其领空的美国一架EP-3侦察机实施拦截,而在此之前,没有报道显示该国空中力量实施过类似行动。伊朗外长访委与委军机升空拦截美国军机显然并非时间巧合。当然,委内瑞拉的强硬应对也与该国与美多年的恩怨有关系。

当前,美极限施压部分得手。比如,墨西哥和日本等国迫于美国压力,先后对美妥协,与美达成有关贸易协议,但在其他阵线上尚未取得成功。美国的极限施压本质上是一种讹诈战略,不仅美国的决策团队难有确保极限施压的足够智慧和精力,而且美国战略资源也不足以支撑起多点施压。如果美国施压的多个对象国同时进行坚决抵制,极限施压的效果将受到严重削弱;相反,如果它们选择妥协,则很可能被各个击破。而伊朗的反制恰恰让世界上遭遇美极限施压的各国看到积极反制的积极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的反制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抵制极限施压的政治氛围。

第二,伊朗的反制增强了欧洲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

美国和欧洲因为价值观念相近而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结成了同盟,在一些问题上则相互利用,对国际社会共同的公平、正义等规范具有破坏性作用,也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和平、稳定秩序造成某种侵蚀性影响。比如,2011年欧洲国家主导发动的干预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破坏了利比亚的主权、安全和国内稳定;再如,两者在叙利亚问题上共同支持叙反政府力量,主张推翻阿萨德政府,是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外部原因。是故,美欧之间矛盾的积累,特别是欧洲独立性的增强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

伊朗强硬反制美极限施压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加强对欧外交,在伊核问题上分化欧美之间的脆弱同盟,促使欧洲采取独立于美国的和平、公正、理性之立场和政策。欧美在伊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如同其他主要大国一样不希望看到伊朗将其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但两者在2015年所达成的伊核协议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而欧洲国家主张维护伊核协议。欧盟认为,伊核协议是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持下达成的,是欧盟的重要外交资产,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制裁严重损害了欧盟在伊朗的经济和其他利益。伊朗加强对欧外交,就可以利用欧美分歧,将落实伊核协议的压力转嫁给欧洲国家。比如,在美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要求欧盟积极兑现继续落实协议的承诺,如建设伊欧贸易的结算通道等。这些举措确实增加了欧盟的外交压力,激发了其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欧美在伊核问题上的矛盾。2018年11月2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关于美国实施新一轮对伊制裁的一段讲话能够说明问题。她指出“我们对于美国进一步重启制裁感到遗憾……我们将保护与伊朗保持合法贸易关系的欧盟企业,只要它们符合欧盟法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言语之中既有无奈也有不满。

正是在伊朗对欧外交攻势之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法国及德国外长没有参加2019年2月以孤立伊朗为目标的华沙峰会。再如,伊朗油轮“格蕾丝1号”事件也突显了欧美分歧。2019年6月,直布罗陀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在英国协助下扣押了一艘伊朗油轮,但不久以后又释放了该油轮。如此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盟给直布罗陀当局施加了压力。

伊朗的对欧外交作为其反制美国极限施压的措施之一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国家以及欧盟对美国盟友的独立性。《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在所有分裂欧洲与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中,伊朗是其中最为尖锐的,欧洲人选择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站在一边,积极实施与美抵触的政策”。欧盟和欧洲国家独立性的增强有利于欧盟和欧洲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这将不仅体现在伊核和伊朗问题上,也将会外溢到诸多其他国际问题上。

第三,伊朗的反制为国际支付体系的多元化注入了新动力。

众所周知,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其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占比约为79.5%。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美国与其说是在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服务于国际社会的福祉,不如说是将美元及其独特地位工具化,以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伤害。美国不仅凭借美元的独特地位追踪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而且时常以切断美元的结算通道作为手段服务于其政治目的。正因此,美元的霸权地位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等多国政要便曾经呼吁尽快结束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伊朗因为奉行反美政策一直处于美国的制裁之下,更是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实施制裁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2012年1月,美国便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对外贸易的美元结算通道。此后,虽然美伊以及有关各方于2013年达成伊核临时协议、于2015年达成伊核全面协议,但美国并未恢复伊朗对外贸易的美元结算通道。美国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分步恢复了对伊制裁。

金融制裁是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重要方面,而伊朗对之同样实施了强硬反制。伊朗的主要反制措施就是建设独立于美元的对外贸易支付手段。如前文所述,在伊朗的要求下,欧盟已经建立贸易支持工具(INSTEX),与印度的贸易本币结算开始运行,与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结算通道建设正在进行中。尽管上述机制建设还未能满足伊朗突破经济制裁的需要,但符合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多元化的强烈要求,未来可望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探索本身便是对全球贸易支付体系多元化的巨大贡献。

四、结 语

伊朗虽然并不是遭遇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唯一国家,却是对美国上述战略作出最强硬反应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强硬反制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积极成效,原因既在于伊朗主动通过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也在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实施极限施压的举措是一项基于单边主义的政策,不仅缺乏国际法基础,而且破坏了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与其他“退群”事件一起在国际上触发了众怒。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伊朗的反制断然难以取得实质成效。伊朗强硬反制取得积极成效也为国际社会应对美国极限施压提供了重要启示。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极限施压以一己私利和单边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在道义和法理上是脆弱的;同时对多个国家实施极限施压也是基于美国有能力实现其目标的错误假定。然而,如果极限施压的对象都选择妥协或者消极应对,那么,极限施压将会因其对象被各个击破而得逞,这将是国际社会的不幸。相反,如果极限施压的对象都选择强硬反制,那么极限施压作为一种对国际秩序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对外战略将会彻底瓦解。由此说来,伊朗强硬反制政策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伊朗问题和中东国际关系。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

原标题：《金良祥：评估伊朗对于美国极限施压的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