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梦忆》拾屑︱张岱用错典故

栾保群

2020-01-14 16: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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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忆》卷三的《包涵所》与卷二的《朱云崃女戏》有些相似,都是写老不要脸而冬行春令的,但写法却有些不同。朱云崃是阉党馀孽,张岱可以直斥其为“无知老贱”;包应登就不一样了,他是张岱祖父的老朋友,为尊为亲都应该有所忌讳的。但写“家传”都用史笔的张岱,对此老的名声并无顾惜,只不过字里行间皮里阳秋,用了“春秋笔法”。
这位包应登是从福建按察使司副使任上“退”下来的。此老在官时是一省的纪检大员,退下来时,他的宦囊真不羞涩,在西湖南北连造了两处名噪一时的别墅。一处是雷峰塔下的“南庄”,另一处是张岱在《岣嵝山房》中提到的离灵隐不远的“包园”。“倚莲花峰,跨灵隐涧,深岩峭壁,萝径松门,饶朴野之趣。而其中崇台杰阁,曲房洞户,入者迷不得出”。这北庄是包应登藏娇的金屋所在,从“八卦房”一节可以看出,前纪检官员稳据中帐,转匝八床,可想此老起码要有八位如夫人才能让八卦房物尽其用。张岱二十八岁时读书于岣嵝山房,离包园很近,也曾到那里串过门,那时张岱祖父尚在世,包应登如果活着,当不吝面皮,会把八卦房当成自己的“巧思杰作”向孙儿辈的张岱炫耀吧。张岱对此的评价是“穷奢极欲”,穷尽奢侈以供色欲,当然不是什么好话,而一句“金谷、郿坞,着一毫寒俭不得”,就把包应登跻身于石崇和董卓之伦了。金谷绿珠,郿坞貂蝉,张岱用典虽然是只取“藏娇”一节,但以这两个不得好死的恶人相比拟,九泉之下的包老爷终当恨恨不已的。
张岱对这位祖父朋友品格的评价,除了把他与董卓、石崇排成一队之外,还有一处,就是又拉来了一个宋子京与其类比。我觉得这却有些不大妥当,试着举出来与大家探讨。
除了两座别墅之外,包应登还有另一个创举,就是造了大中小三艘楼船,载了一群家养的歌妓,满湖山转悠,事见原文,不叙。其中谈到此老认为“声伎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所以他家的后房编制是两部分,侍妾是藏起来不见人的,另有声妓一群,可在客人面前献歌献舞。石季伦即金谷园的主人石崇,史称其“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备有歌妓,用以侍客”。这些歌妓不仅献歌献舞,还要像当今“红楼”一样用来陪客人睡觉的,这些当然不是自己的妻妾。但石崇也未必不以侍妾见客,像他那位美而艳的宠姬绿珠,如果深锁金闺,怎么会让政治暴发户孙秀知其艳名而挟势横索,以致石崇身遭非命呢?
而宋子京呢,恕我孤陋,从所读的书中尚未找到宋子京以声伎见客的记载。而宋子京以文才骤显,虽然官至尚书,就是拼命搜刮,其“后房”储备也达不到石崇辈立此“家法”的资格。
宋子京就是宋祁,与兄宋庠(即宋郊)同年举进士。子京本为第一,而其兄宋庠第三,只是皇太后觉得弟弟不能压哥哥一头,才把二人的名次调换了。二宋家本贫寒,发达之后,大宋已经位居枢要了,上元夜尚且在书院读《周易》,而小宋则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大宋闻知,令人传话给小宋:“请问学士: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在某州州学内吃咸菜稀饭时否?”小宋笑答:“请问相公:不知当年吃咸菜稀饭为的是什么?”由此可见二宋优劣。
宋子京晚年多蓄姬妾,虽以十数,但与石季伦那样世代公卿加上劫杀商旅的豪门远不能相比。《曲洧旧闻》曾记宋子京一事:他的姬侍中有一从某宗室家散出者,一日大雪,子京燃如椽巨烛而修《唐书》,问此婢道:“你家主人遇此天气,当复如何?”此婢道:“只是拥炉命歌舞,引满大醉而已。”于是宋子京哈哈大笑,并当做笑谈,逢人便讲。
这故事与陶谷学士买得党太尉家婢事相似而异趣,陶谷之婢答以“太尉粗人,但能于销金暖帐中浅斟低唱,吃羊羔儿酒而已”之后,陶谷遂默然而惭了。这故事的用意是,文人寒酸,得志之后,沾沾自喜,关上门顾盼自雄,或在朋友圈中晒晒菜盘子均不妨,如果想和甲第连云、后房百数,连门房马崽都家拥万贯的军阀财阀较劲,那就只有像陶学士一样默然而惭了。至于小宋学士一时文章风雅,再加上有一群红袖夹侍秉烛,便以为可以视豪门如土鳖,那也不过是“自我视之”。在对方看来,宋学士只是穷酸文人在冷板凳上加了几层棉垫:收敛了一群我们不要的丫头,便以为艳福,不过是抱着黄脸婆自称好色罢了。总之我的看法是,尽管宋学士“后庭曳绮罗者甚众”,也不能证明他立了见妓于客的“家法”,而且他有没有“内宠”以外的“声伎”编制都难落实。
或者有读者要问:官至尚书级的宋子京养不起两套编制,难道包应登就养得起么?明末是个很不正常的时期,是一个几乎无官不贪,而且贪欲膨胀到不顾死活的时期。张岱虽然数代仕宦,但在官场上都不是顺风顺水,尚且在会稽和杭州有多处园林,还养了几个戏班子。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不可问也不必问,大约只是在“合理腐败”度内,所以还没有背上“贪秽”的恶声。但在那个时期,张家也远远算不上“豪门”,不要说牛首山一猎,张岱便看出官宦(巨贪除外)与豪门贵族之间的悬殊,就是和包应登相比,张岱也要自视“寒俭”的。至于包应登的钱是哪儿来的?张岱当然明白。《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下云:
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官。素行不谨,副使包应登等;贪,知府卢泮等;才力不及,布政使沈修等;浮躁,副使郭光复等;年老,运使伍士望等;及府州县官杂职若干员,得旨革职、闲住、致仕、降调俱如例。
所谓“素行不谨”,听起来轻飘飘的,好像只是忘记了孔夫子的教诲,辜负了万岁爷的信任,放松了个人的修身齐家似的,说穿了,其实就是贪赃枉法、荒淫无耻!其恶在“贪”之上,并不是说他不贪,而是因为“贪”已经成了此类高官的基本素质,没有贪赃枉法,哪有钱荒淫无耻?第二天,大学士沈一贯请求万历皇帝升朝面赐处分。我们且不管沈一贯为人如何,但这个建议是希望借此整肃一下官风的,但皇上理也不理。可以想到的是,包应登名列“素行不谨”之“榜首”,除了罢官之外没有任何处分,所以他才能宦囊充盈地回到西湖继续“素行不谨”下去,而且只有令人艳羡,绝对无人举报。不要命地搜刮,不要命地挥霍,成了整个统治阶层的癌症,最后是精尽人亡——民气尽而国亡。话扯远了,还说宋子京。
《宋稗类钞》卷七有云:“宋子京好客。尝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具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席罢,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这里说的“歌舞俳优”固然有女子,却未必就是宋子京自家养的歌妓。估计这是宋子京在成都做府尹的事,宋代教坊官妓本来就有赴长官宴席献歌献舞的服务。
如此看来,张宗子的“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一句是很不可靠了。但张岱为什么会让宋子京给石季伦陪绑呢?我想,张岱有可能把另一件与宋子京相关的“出妓见客”的事记混了。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卷十记有曾布所述一事:
昔晏元献公(晏殊)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
晏殊十四岁中进士,是有名的神童,官至宰相,一生以养育人才为己任,所以见了宋子京这才子自然格外垂爱,才有设宴出妓之事。只是出妓见客的是晏殊,宋子京只是那个“客”。可惜宋才子凉薄于德,头天晚上喝了恩主的酒,第二天带着酒劲就在草词中对晏殊极尽诋斥。张岱肯定是看过《东轩笔录》的,只是年长日久,记不大清,把晏殊的出妓见客误记成宋子京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外张岱还可能还夹杂着个人的感情因素,就是他对宋子京是鄙其为人,所以把他与石崇并提,就此也恶心了包应登一把。晏殊史称贤相,如果张岱把此事记忆无误,他也不会写“仿石季伦、晏元献家法”的。
顺便说一下,用错事典,这不是《梦忆》中唯一的一例,卷四《张氏声伎》中把宋武帝刘裕的事误记为东晋谢安,比此篇中的错误更严重。错当然不好,但也不足以为宗子文章大病。张岱文章写得好,史学也能在当时独树一帜,但他不是泛滥群书、长于记诵的“学问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是那种“两脚书橱”。虽然他编过一本《夜航船》,几百年后被人称为“百科全书”了,但与同时或之前的诸多类书相比,实在也算不上杰构。所谓“夜航船”中的学问,正如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所说:“其破碎摘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其阅读对象本来就是乡间百姓,记住一些典故,只不过让牛气轰轰的草包秀才缩缩脚而已。至于草包秀才见了《夜航船》而惊为“天书”,由此虚心向学,不要到处伸脚,也是此书的一个功德。
为了替张岱的误记辩护,这里再拉出同时二人为挡箭牌。顾亭林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王士祯一日偶会顾氏于邸舍,谓之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蜨行》一过,当拜服。”顾即琅琅背诵,不失一字,其辞曰:“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欂栌间。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但即便如此,顾亭林经营半世、反复审校的《日知录》,还难免被晚辈找出一些误记误用之处。而另一位更年轻的吴任臣,连顾亭林都称赞说“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可是他的《山海经广注》也同样能找出一堆错误。张岱的博闻和强记当然比不了以上二位,所以也就不必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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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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