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国家的视角”与 ……人民的福祉

前几天离开美国前，一位青年学子介绍我看了一部美国左翼电影，约翰·塞尔斯 （John Sayles）编剧、导演的《怒火战线》（ Matewan ，1987，中译名又有“暴乱风云”、“山丘的日子”)。一部很小众的左翼政治影片，获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影片剧情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1921年西南弗吉尼亚某小镇的西南煤矿，矿工们不满自己的悲惨待遇，在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煤炭公司则从外地输入非裔黑人矿工和意大利移民下井工作，并在工会内部安插了奸细。坚持“和理非”信念的工运领导者乔·肯尼汉来到小镇，希望将工人组织起来，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与矿主谈判。白人矿工和黑人消除了隔阂，在山上建立了罢工者营地。但是煤炭公司通过奸细的造谣蛊惑离间乔与工人的关系，煽动工人盲目进行武装抵抗，最后以一场激烈的枪战结束了这场风波。乔在枪战中牺牲，他的和平主义理念宣告失败。这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当乔在去往小镇的火车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的目光眼神已经让我知道他就是去煤矿的工会领导人。更为熟悉的是“路线斗争”，还会令人想起“叛徒、内奸、工贼”的批判口号。但是作为具有“美国特色”的工运故事和左翼叙事，它对历史与人性的真实描述远远超出了我们既往的同类作品，比如小镇镇长和警长不畏煤炭公司的威迫利诱而忠于职守、年轻的寡妇因对乔的爱意而中了奸细挑拨的奸计等。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还是深深打动了我，工人罢工的场面、他们唱的歌、在罢工营地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友爱互助，所有这些都有一种真实的审美抗争左翼精神。密谋，动员，内奸、无组织，各种消息和谣言像风一样在罢工者营地流窜，叙事者一再说“事情很艰难”，这种体验对于今天有些观众来说仍然并不陌生。我更感兴趣的是，约翰·塞尔斯为什么要投入了自己的积蓄来制作这部小成本影片？这位来自纽约的独立电影导演、编剧、剪辑师、演员和小说家对于美国左翼工人运动题材的兴趣来源于他在弗吉尼亚地区与许多矿工的接触，通过他们了解到其父辈所经历过的事情，他认为这些故事非常动人，应当得到传播。是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充分、更真实的理由吗？1987年，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这部左翼影片试图重新唤醒人们对于历史真相与审美抗争的记忆。在当时遭受冷遇，在今天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恐怕也不多，但是这条“怒火战线”（顺带想说，这个中译名夸张了）还是不应被遗忘的。

在美国劳资纠纷与抗争的历史语境中，政府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有关的研究著述固然很多，在国会图书馆网页上看到的一幅题为《山姆大叔医生现在接管了我们的工业问题》（“Dr. Uncle Sam is Now in Charge of Our Industrial Troubles” ，石印，63 x 47 cm）的漫画海报也很有意思。这张海报创作于1917年，创作机构是纽约“全国工业保护运动”。在画面上，两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分别是“工薪族”和“工薪支付者”，正是劳资双方的形象代表；一个提着写有“煽动”字样皮包的男子匆忙从画面右边的门口狼狈逃离，被描绘成一名医生的山姆大叔在病人床前举起写着“合作”的瓶子正准备给病人喂药，衣服上写着“人民”的护士手执扫把正将“煽动者迷幻药”、“立法乙醚”和“不安分精神”清扫出去，左下角有一只小鸟在说话：“真正的医生正在治病！”。画面下的文字说这药方是“一剂名为合作的致胜补药”，能够治愈不和并赢得战争。这张漫画海报的创作背景是一次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Woodrow Wilson) 于1917年7月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画面内容很明确是鼓吹政府以宣扬“合作”来解决劳资纠纷，并且宣扬联邦政府在促进劳资合作、发展工业生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18年4月，威尔逊总统又成立了战时劳工委员会，授权其仲裁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纠纷，以确保不再发生罢工。但是，影片《怒火战线》所反映的1921年的煤矿罢工事件及血案从一个角度可以说明这幅漫画海报所宣扬的政府“疗救”的失败。

与这部美国煤矿工运影片的相遇似乎不是偶然。也是在那天，行远在Strand书店找到一本威廉·费弗的《矿工画家：阿辛顿小组1934-1984》（Pitmen Painters: The Ashington Group 1934-1984 ，by William Feaver ，Published by Northumbria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部出自英国煤矿工人之手的绘画集。阿辛顿小组（Ashington Group）始于1934年英格兰北部一个村庄里的工人夜校，目的是学习艺术欣赏的知识。一群矿工和一名牙科技师从纽卡斯尔大学聘请了一位教授来讲授美术鉴赏，并且开始学习绘画，最后这些矿工、维修工成为了业余画家。几年之内，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和他们交朋友，他们的作品被关注和收藏，在英国艺术界受到赞誉。但是他们每天仍像以前一样在矿井下工作。威廉·费弗是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这本画册（1988年初版）展示了这些矿工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故事。2007年9月，李·霍尔（Lee Hall）根据这部画册重新创作的同名戏剧在纽卡斯尔的现场剧院首映，以后在各地巡演。工人夜校，工人美术小组，矿工们自己的美术创作——又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这些作品表现工人自己的生活与感情，以自己的目光揭示贫困生活中的人性与审美因素，为底层社会记录时代性的精神因素。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在平凡人生活中的真实意义和胜利，但是如同影片《怒火战线》一样，同样难以进入艺术史叙事的主流。这是迷失在国家视角和消费文化之中的历史记录，是有待重新认识和书写的艺术之光。

詹姆斯·C.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在多年前就有了中译，出版后引起了国内社科界的很大反响。如“再版译者后记”所说，这种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批评的逻辑在许多地方每天都在发生”，“阅读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可以联想到城市的扩张、无奈的拆迁、整齐划一的移民村等，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在验证斯科特的理论。”（525页）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贡献在于它犀利的批评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使读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什么是人民的福祉”。（526页）从“国家的视角”到“人民的福祉”，斯言至矣。

该书的中心内容是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强行塑造社会，主张要尊重社会自身的生长机理和自治能力。通过详细探讨苏维埃集体化农庄给农村经济带来的灾难、坦桑尼亚的强制农村化对农业的影响、德国科学林业种植单一树种森林的失败等具体案例，清晰地揭示了滥用整齐划一的“理性指导”所带来的失败和危害，斯科特对“国家视角”的分析更有重要意义：国家权力通常会追求为实现某一目标而不择手段或不惜代价，为了管理、控制的方便而采取清晰、划一、简单化的“一刀切”运作方式，还会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宏大、规整、对称、华丽等视觉审美效果而无视客观层面上的合理性与特殊性。在这样的“国家视角”之下实施的重大社会工程很难不与事物发展的客观状况、真实诉求和内在秩序发生严重冲突，而在形成冲突状态的时候更常常以隐瞒、压制、强行实施等手段继续推进，导致混乱和无法挽回的灾难。

只要读过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一定会对他执着于研究国家视角与非国家视角、体制与反体制、权力控制与反抗权力等议题有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谈国家的时候不能不谈非国家，谈权力的时候不能回避反权力，谈顺从者的历史也不能不谈逃避者的历史——这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图式，而是如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样真实的现实存在，是国家主义者和体制主义者往往不愿意承认的现实。面对巨大的国家利维坦，斯科特坚持认为逃避者的权利不仅不容剥夺，而且逃避者的生存方式同样是一种应该被承认的文明。他笔下的“赞米亚”（ Zomia，意为“遥远山地的人民”，包括地理和族群的意义）居民是政治学和人类学视角中的逃避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底层政治和反抗国家权力的视角中的群体形态。斯科特提出的“地理阻力”是一个空间政治的概念：在空间中实现对国家政治统合的抵制，坚持社会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可替代性。如果把斯科特与彼得·T.李森结合起来，后者的“Anarchy Unbound: Why Self-Governance Works Better Than You Think”（“没有约束的无政府状态：自治为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奏效”，中译本有《秩序：不法之徒为何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秩序》，中信出版社，2019年），就可以把所谓的“国家的视角”的实质看得更清晰：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李森力图迫使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在某些情况下无政府的自治都可以做得很好，为什么在有政府状态中有很多问题反而显得永远都无法解决呢？这正可以回应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我相信即便是斯科特与李森联手，也很难使多少读者会真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应该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国家的视角”，认识到失败乃至巨大的悲剧与某些国家行为往往有着紧密联系。

实际上，斯科特所论述的那种“国家的视角”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善的，他在这里暂时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所考察的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插曲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悲剧。第一，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们的行动远非攫取权力和财富，而是被改善人类条件的真诚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本身带有致命的弱点。”（480页）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同样不能排除的是“国家的视角”的另一种出发点：恰好是为了攫取权力和财富，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惜代价地实施各种社会改造项目。在这种语境中产生的失败与灾难，恐怕就不再是简单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的视角”问题了，而是专制、野蛮与腐朽的产物。

斯科特援引蒲鲁东的话来揭示国家控制的清晰性要求与被统治者的实质性关系：“被统治就是时刻被留意、被监视、被侦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输道理、被列进名单和被删除、被估计、被评价、被指责、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行动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248页）蒲鲁东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19世纪中期的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更像是对今天种种高科技社会监控现象的准确描述，是惊人的超前和准确的预见。

应该注意的是，在斯科特的视野中，在“国家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政党的视角”。该书第五章“革命的政党：计划和诊断”非常有意思，似乎是在“国家的视角”议题中插进来的关于革命、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叙事的视角，其中的精辟论述显示了斯科特不仅仅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实际上他比许多政治学者对近现代革命叙事有更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更深刻的批判性。斯科特把列宁称作“革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认为：列宁对革命的设计在很多方面与勒·柯布西耶对现代城市的设计相似。……正像勒·柯布西耶和列宁在极端现代主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一样，简·雅各布斯与罗莎·卢森堡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观点相同，他们都反对后者的政治学。雅各布斯对中央规划城市的可能性和可取性都表示怀疑，卢森堡和柯伦泰也怀疑由先锋队自上而下设计革命的可能性与可取性。（200页）他从列宁的主要著作中发现他无疑是一个极端现代主义者，有着很一致的思想主线；但同时他很清楚列宁在实践上当然并非如此，“他通过感受公众情绪来制定相应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刻挫败战术撤退的能力和掌握机会勇敢进攻的能力对于他在革命中的成功，比极端现代主义信仰起到了更大的作用。”（201页）在他看来，列宁的极端现代主义政治学（也是他的革命政治学）的核心就是作为先锋队的党是“头脑”， “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就成为“身体”，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所有的政治主张只能在党的精英中产生，所谓的精英就是“职业的革命者”，他们既要对付沙皇的秘密警察，还要防止革命被引入歧途。这是斯科特版的“革命政治学”与俄国革命史，他还有点担心放在“国家的视角”这个议题中是否会离题，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对这个议题的最好补充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