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日本②｜池袋华人的身份认同

【编者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于2018年牵头启动了南京大学本科生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中国人在海外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状况系列调查”。高校教师带队，与本科生一道走出国门，每年前往不同国家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团队通过观察与访谈的方式走进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力图阐释华人在海外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2018年，项目组调研在韩国生活的中国人。2019年项目又选择日本东京都丰岛区的池袋华人社区开启第二次调研。整个调研过程历时近两周，研究团队共完成了对30位池袋华人经营者的深度访谈。澎湃研究所从社区形成历史、身份认同、社会网络建构以及家庭关系四个角度整理了此次调研的四篇文章，展示池袋华人的生存图鉴。

日本移民局数据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前在日中国人（未入日籍）的数量已达70多万，约占在日外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十几万未计入统计数字的已归化华侨。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首都圈”区域。

这些华人在日本社会是否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建立起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长期浸润在日本文化的环境中，对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身份焦虑：从紧张到释然

C女士是本次调研的访谈对象之一，她祖籍天津，在来到日本之前，曾在湖南某高校里担任了七年讲师。1998年，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动，她跟随丈夫来到了日本，至今已有二十一年。初来乍到之际，由于语言不通，再加上需要照料孩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家庭琐事，C女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待业的状态。

“我日语是一个字都不会就来了，所以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先学语言，不然在超市连洗发水都买不了。我跟大家说，可能大家会笑，我当时学日语的一个重要渠道是NHK电视台专门面向聋哑人的手势窗口，它有字幕出来我也听不懂，但是我看得懂（手势）啊，对吧？”今天，C女士已经能够以自嘲的方式轻描淡写刚来日本时所经历的语言难关，但个中辛酸却是无法轻易抹去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赴日华人的数量逐年攀升，然而尚未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华人同乡组织。在池袋，没有亲戚朋友的支持，也没有来自团体与组织的关怀，当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C女士只能和丈夫两人共同承担。

“我们来日本是外国人，要比日本人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能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C女士坦言，自己作为日本社会中的“他者”，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克服制度上的障碍，以维持较为稳定的生活。为了降低孩子融入的客观阻力，也为了下一代更为长远的发展，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归化，加入了日本国籍。

当谈话进行到这里时，她长叹了一口气。“当时选择真的是很难，那个时候就想，我换了日本国籍不成日本人了吗？心里的结一直解不开……现在我想开了，我是日本国籍，但是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感情那是移动不了的。我是中国人，我到哪里都是说中国人。”

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言，当全球社会以理想化的民族-国家形态进行秩序的整合时，假使国家、民族、文化三者的边界都彼此重合，个体在进行自我归类的过程中就可以免遭所谓“本体性安全危机”。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地理与文化边界之间往往存在着实然上的错位，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下，个体跨越传统的地理疆界进行自由迁徙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叙事逐渐被消解，以民族国家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侵蚀。

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身份不再仅仅指代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同时也指文化民族的归属感。前者沿袭了公民身份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强调公民面对国家政权系统或统治组织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而后者则强调公民自身在文化与心理属性上的偏好，更多的是对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眷恋与认可。

实际上，当前也有许多像C女士一样完成国籍身份归化的在日华人，他们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更多地还是立足于某种文化层面的亲和性，制度层面的身份变更更多地是为子代未来顺利在日本发展做铺垫。当然，也有少数受访者表示，选择归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时至今日，C女士已经顺利完成了生活和角色的过渡与转换，并开始在中日友好协会担任中文教师，教当地的日本居民一些简单的中文。

她表示自己从事志愿者活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不能够给中国人丢脸”，因为她认为个体的每一次交谈与行动都会形塑当地人对华人群体的印象。另一个则是善意的循环，C女士在初来乍到的困难时期，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帮助，“我现在有余力了也该去帮助别人。”

对于大多数受访者而言，他们对于中国依然保有深厚的情感，这种文化背景也成为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做出选择的重要动机。已经选择归化的华人也大多没有刻意淡化自己的华人身份，而是在积极地调整自身的生存姿态以适应当下的现实处境，并且用具体的行动继续发扬自己的中国品格。

国籍与文化：对身份认同的代际期待具有双重特征

“我们这一辈人的一种情感，但是孩子那一辈又是另外一回事。”C女士在谈到子女时如此说道。

“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华人很少，他（C女士的孩子）班上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当地的学生，他的朋友也几乎都是日本人。”“现在孩子整个交往的圈子就和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生活方式和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向日本社会的年轻人靠近”“可能有的孩子语言的sense（感觉）比较好，但我们家的就不太行，他说溜了日文，中文就说不利索了。”在池袋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类似的表述曾反复出现。

从居住空间、交往对象、语言工具乃至到生存策略层面，年轻一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日本文化所浸润。父母在面临这种全新的生活形态与成长轨迹时，似乎都流露出了“无法干预”的情绪感受，即便想对子女的生活有所介入，也往往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因而，与受访者对自己身份认同持有相对明确且坚定的态度不同的是，在对于子代的身份期待上，他们大多保留了一种较为开放的话语。C女士在谈到孩子未来的国籍认定以及可能的发展时，表示自己会充分尊重孩子的自我选择，“顺其自然就好，他自己可以决定。”

另一位受访者L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祖籍浙江的L先生目前在日本从事汽车贸易方面的工作，同时经营着一家中华武馆。多年的海外打拼经历使他对于身份议题的思考跳脱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式框架，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他们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

如果以前文论述的政治与文化两个角度来看待这种代际期待，父母的开放态度主要集中在政治认同的层面上，子代身份议题的“两难处境”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话语体系内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解。而当我们将关注点转向文化场域，移民家庭中的代际期待又出现了变化。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移民家长们对于子女学习中文这件事有着近乎苛刻的态度。C女士坦言，自己的家庭对于孩子接受中文教育可谓不遗余力，“为了让他学习中文，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中文才能吃饭，各种方法都试了。”

除了软磨硬泡之外，有些家长也会制定更为严格的“纪律”，例如规定在家里只能说中文、必须学习中文书法和背诵古诗等。

这些看似刻板的中文研习要求恰恰反映了亲代在尊重子女选择的背后潜藏着某种隐性的文化承袭诉求。他们积极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希望将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给子代。

每年寒暑假，大批的在日华人都会选择将孩子带回国内与亲友团聚，让他们和亲戚的孩子们一起用中文交流，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感受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有访谈对象表示，自己会鼓励孩子回国进行学业交换和求职。

这些移民家长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建构出一个又一个连接两国社会的“微观跨国主义情境”，不仅使其自身对于祖国的眷恋最终得以栖身，同时也使得这种情愫在下一代身上得到绵延。

可见，移民家庭中长辈对于子代的认同期待是一套极为复杂的情感体系，他们既希望年轻一代拥有自由的生活、灵活的思想以及多元的朋友圈，同时又不忘提醒他们正视与继承血脉里流淌着的傲然思想与民族精神。

结语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移民经历和国籍对经营者的身份认同的塑造力不强，受访者的身份认同几乎在移民的生命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定型。加之本次调研的访谈对象基本均为华人经商人士，这也使得他们除了经济需求外，并没有强烈的社会融入需求，因此在归化与否的问题上，更多地会从经商便利或子代福利方面进行考量。

而且，随着华人地位的逐渐提高，他们也无需再为融入当地社会而刻意改变自身原有的身份属性和文化背景。

（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本文由赵敏、丁志阳执笔，整理自吴啸风、熊恩鹤、徐在、尹嘉懿、赵敏小组与丁志阳、全超琪、刘星妤、王书言小组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