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说说吕思勉的“材料卡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耕华

2020-01-21 11: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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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中曾说到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写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他说:“余又屡去其(吕思勉——引者注)沪上之寓所。抗战时开明书店曾邀余作国史长编,余介绍之于诚之师,得其允诺。已有分编成书。乃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一,62-63页)这段回忆,说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那时光华大学复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为了避免向日伪登记,光华大学停办,文学院改名文学社,理商学院改名为格致理商学院,以便让在校学生完成学业,至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才复校),租上海汉口路证券大楼的七八两层用作校舍,学校在八层撇出一间作为吕思勉的宿舍。民国时期的教授生活,今人常有过分美化的想象,读钱氏的回忆,则吕舍的简陋情状一览无遗。回忆中说的“国史长编”,乃是指吕先生的断代史系列。大约自中年以后,吕先生便决心以一己之力,撰写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六部断代史,此时《两晋南北朝史》已脱稿付印,开始撰写《隋唐五代史》。但吕氏撰断代史时用的是怎样的“材料卡片”?钱先生未曾细谈。
在吕先生留存的各类遗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撰史时使用的材料,它们被分门别类地包扎好,包裹纸上写有材料的门类:社会、政治、经济、妇女、生计、宗教、四裔、学术、文字等等,这里面部分是完稿或未完稿的读史札记,部分是史料的摘录或报刊杂志的剪报,其中有一包是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摘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吕先生撰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
吕先生的这一包史料摘录,写在裁成约17×12.7大小普普通通的草稿纸上,分成“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五小本,都是从正史上抄录的材料,其中“宋史”一百零四页,“辽史”四十五页,“金史”五十五页,“元史”七十一页,“明史”八十三页;总计三百五十八页(见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所摘录的材料都有自定的格式:如“安石上书:五七,5,上”,“五七”表示《宋史》第五十七卷,“5”表示第5页,“上”表示该页的正面;即“王安石上书”的记载,在《宋史》第五十七卷第5页的正面。其他如“雍熙伐辽:十三,1上—— 6下,8上”,“顺昌山=桃花源:四百五十八,6上”(《宋史》四百五十八卷《杜生传》云:顺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耶?”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吕先生认为,此段记载,可以与陶渊明所记之“桃花源”相印证,故在“顺昌山”与“桃花源”间,画了个“=”符号)、“高昌国,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四百九十,4下”等等。所以,这一包“材料卡片”其实都是材料(在“正史”上)的页码摘录。
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材料卡片”分两类:一类是政治史,如“太祖传太宗事及赵普”“缓攻北汉及遂伐辽”“真宗时辽寇”“仁宗时之辽”“辽夏之衅”“真宗刘后”“郭后之废”等。吕氏的断代史上册是政治史,下册是文化史,这一类应该是写断代史上册所准备的材料摘录。(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另一类是专题史的材料,分类的题目有:宫室(器用)、宗族、风俗、封建(政体)、宗教、移民、医、阶级、财政、伦理、钱币、交通、兵、刑、经籍、礼乐、名讳、丧报、水利、史、纪年、美术、选举、地理、户口、妇女、度量衡、赋税(总)(田)、赋税(屋)(契)、赋税(山泽)、赋税(卝)(礬)、赋税(役)、赋税(盐)、赋税(茶)、赋税(酒)(醋)(榷货务)、赋税(商)、赋税(坊场)、赋税(杂)、社会、外交、葬埋、实业(农)(渔)(牧)(礦)、实业(工)、实业(商)、食、食(仓储)(漕运)、食(入中入边)(糴糶)、食(仓储)(漕运)(市糴)、服、历法、学术、职官、区划、四夷等等,这些都是写下册文化史的材料摘录。每一专题下,列出的材料页码,少则几条、几十条,多则上百条。每本材料,都附有“币价考”,如“宋史币价考”,共有七页,摘录《宋史》上的币价材料,自第一卷起,到最后第四百九十六卷为止,所记“币制”“币价”的材料有六百九十七条(每一个页码,即一条材料)(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看着这些“材料卡片”,可以想见吕先生治史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史书、摘录材料(页码),并加以分类、汇编:即一边读史书(材料),一边按照自己设计的史著结构,将史料分门别类地摘录、归类。这包“材料卡片”,大部分都是摘录材料所在的页码,少数是摘录起讫的句子。按页码去复核吕先生使用的“正史”,相应页码上“材料”都是用红笔圈点过的。还有一些“材料卡片”是直接将“正史”或其他史书上的段落剪贴下来,再加上分类的标题或首尾处写上自己的分析或评述。严耕望在《治史答问》中论述过吕氏断代史的特色,他说:吕氏的断代史“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这些“材料卡片”就是严氏所说的“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的最直观的反映。
材料的摘录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所以“材料卡片”上摘录的页码是不断有增补的,有许多“材料卡片”是随读随记、随记随考,已有读史札记的雏形,比如有一页题为《何不食肉糜》(写于1956年)这样写道:
《晋书·惠帝纪》:“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此语或疑其不实,然惠帝之蒙蔽则必不诬矣。《金史·世宗纪》:“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大定二十六年,第八卷,第六页上)此语与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谓无独有偶。金人之于天祚未必造此语以诬之,则惠帝此语亦未必无也。人君所处之境,与恒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亦不可以恒理测度,有衡以寻常……而见为不近情者以论君主,则反为近于情实也。(见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大约吕先生读到《金史·世宗纪》上有“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的记载,便联想到《晋书·惠帝纪》上有“何不食肉糜”一事,随即写下了自己的分析和推论。确实,历代帝王,多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其所处之环境,既与常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怎可“以恒理测度”之?此所谓一语破的!而史家的通达与史识,也由此可见。
大致材料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可以撰写较完整而系统的读史札记了。吕先生的读史札记有一点与乾嘉前辈稍有不同,那就是他的许多读史札记是分专题成系统的,这在“材料卡片”中已有反映,而他写的史学论文,实在多是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如他的《匈奴文化索隐》一文,就由《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匈奴风俗》《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与中国同文》《五饵》《匈奴人口》等六篇札记组成;《汉人訾产杂论》是由《论古人日食之率及汉代訾产利率顾直》《论前汉赏赐》《论后汉三国禄赐及赐人民》《论汉世赠遗》《论汉世购赏》《论汉世丧葬之费》《论汉世臧盗振恤》,《论汉世卖爵赎罪》《论汉世榖帛之贾》《论汉世马贾》等十篇余札记组成。其他如《道教起源杂考》《秦汉移民论》等,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撰写的。
不仅是史学论文,吕先生的断代史著述,实在也是由系统的、专题性的札记建构而成。比如他的《秦汉史》下册第十七章第六节交通,全文一万余字,有二十个自然段,如果对它做一番“解构复原”,给每一段拟个小标题,就可得“札记”二十篇:(一)乘车为体制起见,(二)畜牛者多于马,民间驾车、官家运输多用牛,(三)宫中用辇,(四)民间多用驴,(五)国家奖励民间养马,(六)汉之马政,(七)汉道路之修治,(八)汉时边方之道,(九)汉时道旁植树,(十)前后汉驿法一大变,(十一)私家可置驿,(十二)邮驿,(十三)烽燧,(十四)汉时传舍,(十五)亭传之置,(十六)关梁,(十七)传信于郡国以符,(十八)水运与海运,(十九)汉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又如第十九章“学校”一节,全文约一万四千余字,可按内容“解构”成札记二十篇:(一)古今政教之一大变(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破),(二)西汉之大学,(三)汉之三雍,(四)后汉之大学,(五)汉世多孤寒向学之士,(六)汉世入学者年龄,(七)汉时学校风潮,(八)汉时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颇为重视,(九)汉世学业多得之在官,(十)学校当重教化,非重学业,(十一)汉世郡国之学,(十二)学校讲教化故最重者为礼,(十三)汉时庠序多讲教化而有名无实,(十四)汉时资助吏民之好学者,(十五)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十六)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十七)汉世私家教授之盛,(十八)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十九)汉兴儒学之效,(二十)汉世之游谈之风等等。当然,就系统性而言,各章节也有程度的差异,有些详尽,有些简略。《秦汉史》共二十章,第一章为总论,不分节;上册有十一章七十九节;下册设八章四十七节;总共一百二十六节,也就是一百二十六个专题性、系统性的札记长编。以这种方法来“解构”读吕氏的《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等著述,都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专题或系统性的札记”的特征。
不论是这包“材料卡片”,还是其他的史料摘录和札记草稿,吕氏所用的纸张都不讲究,有些是剩余的考试纸,甚至还有旧时店家的广告纸。“材料卡片”中有十来页,是摘录在《中国史籍读法》草稿的反面,《中国史籍读法》是吕先生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班学生做演讲而写的最后一份讲义,完稿于1954年的6月,可见这几页“材料卡片”是摘录于1954年6月之后。然二年前,因《隋唐五代史》的出版受阻,吕先生给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去信,说“断代史”的撰写“截至五代止”(《王伯祥日记》第二十六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38页)。换言之,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决意不写了,何以为这两书而做的“材料卡片”却仍在继续呢?大约这种自幼养成的读史料、做摘录的习惯,已经成为吕氏不可或缺的日课,成为他的“生活的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标志”了(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原系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收入张保宁:《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7年版,291页)
王培军君写有《卡片学问》一文(下文简称“王文”),说“《围城》中李梅亭的卡片箱里,一只只都是小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分姓名、题目两种。”说“此必是借吕思勉事,以为‘恶谑’。”(王培军:《卡片学问》,见《文汇报》2013年10月24日)“王文”还引上文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那段回忆为佐证。这个推测也是有道理的。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与吕先生是至交,同在光华大学任教,钱先生或许拜访过吕先生,或许目睹过吕先生的写作情形。然后,翻遍吕氏的遗稿,未见有类似“李梅亭”式的卡片箱与卡片纸。不过,早年的钱锺书先生视吕氏的治史是“卡片学问”有可能是实情。1937年,钱锺书先生写过一篇《谈交友》,文中有对“卡片学问”多有嘲笑,他说:“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但得抽屉充实,何妨心腹空虚。最初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也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了。我敢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木头或阿木林等谩骂,会变成学者们最尊敬的称谓,‘朴学’一个名词,将发生新鲜的意义。”(钱锺书:《谈交友》,见《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号)钱氏的这一番言论,想必一定是专有所针、是有感而发,他岂会把治学用不用“材料卡片”与用不用“心”混为一谈?在《谈交友》一文刊出四十六年之后,即1983年吕氏的几部断代史以及《读书札记》等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再版,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将重印之父亲遗著,分送国内外学界同人或吕先生的好友,钱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是年4月,吕翼仁女士收到钱先生的致谢函(见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原信文末),其中写道:“犹忆曩侍先君,得瞻长德风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客套应酬,倒不妨说是钱先生的真情流露(见“王文”),抑或晚年的钱先生对“卡片学问”已改变了看法?
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
自西方的章节体传入并逐渐成为史学撰述的主流体裁之后,传统的撰史方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像吕先生那样老一辈的史学家,之所以还能恪守着这种传统的方式,自与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教学、训练有关,也与当时的学风有关。严耕望先生称今日通行的论文体裁为“常行体”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见《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页。与这种“常行体”相比,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论文著述,不仅有体裁上的差异,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这里,撰史的程序对史书的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札记”体的论文著述,既然由系统的札记所组成,那它的撰写程序,只能从读史书、写札记入手,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吕先生曾批评当年大学生做论文的方式,他说:“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之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时间,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750页李伯重先生曾写有《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文中以宋史研究论文为例,说据2005年的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些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三期 。如果我们把吕氏的史著称之为“札记”体,那么“常行体”应该是“札记”体的“升级版”;有了“札记”体的基础,再来撰写“常用体”的论文论著,就能保证著述的质量,也不易炮制“假冒伪劣”或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了。

附录
钱锺书信函原文:

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诚丈遗著,念旧相存,不遗在远,既感且愧。犹忆曩侍先君,得瞻长德风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书,复使流布,俾炳烛余明,稍补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来示家宾四《师友杂忆》一册中,有一章述与诚丈交谊,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不?惜未录副也。专此致谢,即颂近祉。 钱锺书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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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材料卡片,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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