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专题｜程妮娜谈《金史》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出版了修订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与《隋书》。《金史》修订版也终于今年与读者见面。

修订本《金史》的主持人为吉林大学文学院程妮娜教授。程教授是辽金史、东北史、北方民族史、中国边疆史领域的专家，著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国地方史纲》《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等。她在此次访谈之中详细介绍了《金史》编纂、点校与修订的情况。

《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

《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评价《金史》？它在内容上有什么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

程妮娜：金朝是东北土著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1115年建国，1234年被蒙古汗国（1271年为元朝）灭亡，《金史》纪录了金朝一百二十年的兴亡始末。金建国二十余年后，熙宗朝完成了国家主体制度的中原化改革，仿照中原王朝建立了国史院、著作局、记注院等一套修史机构。金朝一共修了十部实录，为元代撰修《金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尽管金朝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修史成果不多，但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奉行对中原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刊刻了许多官修、私撰的书籍，金朝灭亡之后，遗民中元好问、刘祁、王鹗等一些士大夫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为使金朝百年来事迹不随世磨灭，或著述、或记于碑刻，意在“他日为史官采择”。元朝在上述基础上纂修的《金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信史。尤其是在现代流传下来的金朝书籍很少的状况下，《金史》的史料价值更加弥足珍贵，可以说是研究金朝历史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史籍。

从《金史》的内容看，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史》的纪、传、志、表中都体现了金朝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女真建国后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先后灭亡辽朝和北宋王朝，占据了黄河流域，所辖人口以汉人为主，金朝官员集团由女真、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等多民族构成。《金史》除《外国传》和《后妃传》之外，人物传记六十九卷，共七百七十多人，其中女真人与其他族人约各占一半，汉人在其他族人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金一代女真官员始终牢牢地把持着中央与地方重要的军政大权，其他族官员居于次要地位，随着金朝中原化程度的加深，汉族官员的数量与地位日益提高。

其次，彰显了女真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女真人原无文字，建国之初，金太祖命完颜希尹等人创制女真文字，天辅三年（1119）颁行女真字之后，便以女真字记述本族先祖遗事、旧俗法度。金熙宗时期史馆完成的首部实录即是《祖宗实录》。据此撰写的《金史·世纪》中直言：“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首开北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政权）者不以先祖比附华夏之炎黄二帝的先河。为了保持女真民族文化传统，迁入中原的女真人仍实行猛安谋克制度，生产之余习练骑射，用女真文翻译儒家经典来提高女真人的文化水平，同时倡导女真纯实之风。尽管如此，金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还是基本丧失了本族的尚武传统。

再次，在与南宋、西夏等政权并存的时代，很长时期金朝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海陵王曾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在多政权并立的历史条件下，金朝号称中国，自视正统。到金朝中后期各族人完成了对女真王朝的国家认同过程，如金后期文坛泰斗赵秉文说“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代表了这一时期各族士大夫的基本共识。在金蒙、金宋战争中女真人与其他各族人士中都出现了许多忠于金国的忠义之士。这反映了我国古代王朝后期，以北方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史学家认为《金史》是元修三史即《金史》《辽史》《宋史》中修撰得最好的一部。能否具体谈谈《金史》的编纂特点？

程妮娜：《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评价曰：“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认为金史修撰得益于金代实录本自详慎，宣、哀以后诸将传记，多本之元好问、刘祁二书，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每一大事以主其事者详叙之，“有纲有纪，条理井然”，不至枝蔓，“最得史法”。《四库全书总目·金史提要》称赞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疎，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清人对《金史》的赞扬，主要着眼于《金史》的文笔叙事体例和相当程度上的求实审慎。毛汶在《〈金史〉平议》一文中认为，蒙古曾是金的附庸，岁贡有常，蒙古的勃兴滥觞于金章宗泰和之季，此后金元史事的起伏纵横，多互相关联，元朝翰院诸公秉笔为文之际，自不能不明其体例，整其纪纲，兢兢然惟患其书之或有缺闻。故元修《金史》除了原有的基础外，史臣格外用心，也是《金史》在“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史》的纂修体例与前代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其一，汉唐修史唯以实位帝王入本纪，《金史》打破成规，为女真历代祖先作《世纪》，为几位被尊奉帝号的皇帝之父作《世纪补》。其二，新创《交聘表》。金朝南与宋对峙，西北与夏为邻，东南高丽国称臣。《交聘表》将金与宋、夏交聘往来和金与高丽封贡往来并列，金与周边诸国的交往关系一目了然。若以金与诸国的双方关系而论，宋、夏虽有一段时期向金朝称臣，更主要的是“兄弟之国”的交聘关系，表中未能体现差异，略有不妥。其三，《金史》中关于女真历史诸多方面的记载，多不见其他史籍，书末附《金国语解》，以汉字注音的形式将女真语的基本词汇保留下来。元朝史官在编写时说：“《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女真文字译音得以保存，这与元朝国史馆由多民族史官共同修史有关。赵翼《廿二史札记·蒙古官名》曰：“金史有国语解一卷，译出女真语，令人易解。”对了解金代女真社会生活弥足珍贵。

《金史》虽被后世称道，誉为“三史之中独为最善”，但仍存在诸多的疏漏错误。《金史》的志、表较为详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选举志》《礼志》较为翔实，但《百官志》《兵志》却缺漏较多，如《百官志》没有从金代官制流变的角度进行梳理和记载，仅以海陵“正隆官制”为主，对之前的金初汉地枢密院、熙宗“天眷官制”，以及章宗朝设置的九路提刑司、金末行省制度等重要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又阙《艺文志》，元朝史官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官私著作虽不能与宋相比，但也有一定数量的著作行世流传，清代学者补撰艺文志，得书二百余种。《金史》未作《艺文志》，实为元朝史官之责。

《金史》中女真人名、地名的同名异译现象比较普遍，如女真皇室起源地的按出虎水，在《金史》有五种写法；一个女真人的名字两种以上写法很常见，有的多达三四种写法。同名异译现象可能是史源不同所致，也可能是元代史官随意而为造成的。好在《金史》中重要的女真将相的名字，经史官整理，在纪、传、志、表中基本采用汉名，仅在传记中说明其女真本名，如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们读史时可能出现的混乱，是值得称道的。

《金史》中存在讳述金朝前中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与蒙古诸部战争的现象。尽管学界赞《金史》详而核，约而赡，不枝蔓，但《金史》与《宋史》相比，尚失之于略，后人研究金史往往苦于资料短缺。此外，《金史》记述中存在诸多疏漏错误，清人施国祁用二十余年读《金史》几十遍，著《金史详校》十卷，指出其病有三：一曰总裁失检；二曰纂修纰缪；三曰写刊错误。清代以来学人校勘研究《金史》的成果不可谓不多。对此，我们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梳理，加之不断有金代碑刻墓志新出土，在这次《金史》修订工作中皆加以参考和利用。

您如何评价此前的《金史》点校工作？

程妮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开始点校《金史》，最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傅先生是辽金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不幸的是1966年5月傅先生去世，此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1971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

张政烺

张先生在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点校本《金史》采取“底本式”整理方式，选取以版本精善、校勘审慎而被称道的百衲本为底本，以北监本、殿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并参考了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对前人的校勘成果，如清人施国祁积二十余年而书成的《金史详校》，张先生采取审慎的态度加以取舍，并对举证缺漏的地方进行了补充。《金史》中记载了大量女真译文的人名、地名、官名，对不是专门从事金史研究的学者来说，点校是具有相当大难度的。张先生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完成的《金史》点校本，为金史研究者和《金史》阅读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极大的便利。点校本《金史》于1975年出版，之后曾经挖改，多次印刷，是现代最通行的《金史》版本。

这次《金史》修订，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又做了哪些工作？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程妮娜：《金史》修订工作是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工作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消弭点校本存在的缺憾，使修订本成为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典范之作。《金史》修订工作从2009年开始，主要工作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点校本所采用的校本的基础上，补充新校本，校订文本，整理出更为准确的文本。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北监本、殿本，对于诸本的异文，采取“择善而从”的原则，改动过的文字很少注明版本依据。这种现象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中也可以见到，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或许不视为问题，但当下则有违古籍整理规范。《金史》修订工作同样采取“底本式”整理方式，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及国家图书馆所藏其他残本）、清乾隆殿本，参校明南监本、北监本、清局本，以及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通过对读版本，对点校本改动过的字逐一复核，通假字、易生歧义的字从底本。改动无误的字，补充版本依据。改动不当的字，予以回改。

二是审慎修订原校勘记，增补新校勘记。对原校记坚持非误不改的原则，力避以是为非，产生新的失误。点校本原有两千零一十七条校勘记，修订组在逐条覆核的过程中，依据修订总则和《金史》修订凡例的要求，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符合此次的修订体例。如据“凡例”汉语以外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同名异译现象不出校记，此次对原校记中这部分内容除在列传部分卷目与传文略作统一外，其他一律加以删除。以审慎的态度对确有不当的原校记加以修改或删除，删掉原校勘记一百二十余条，修正不准确的校勘记数十条。

如卷一九《世纪补》中记录宗翰说：“以八月往陕西，或使宗弼遂将以行，或宗辅、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后一处“宗翰”必有误。点校本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的校勘成果，将正文“宗翰”二字改为“宗幹”出校勘记。但据《金史·太宗纪》：“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国政，以宗翰、宗望总戎事。”太宗即位后，宗幹任国伦忽鲁勃极烈，辅佐太宗居京师，主持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在金宋战场上领兵作战，况且，宗幹的身份与地位都高于宗翰，此处改为“宗幹”明显不妥。我们认为后一处“宗翰”可能是衍文，但在没有确切依据的情况下，恢复原文，修改原校勘记，只是指出问题。尽管原文读起来前后矛盾，可供研究者进行研讨。

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以及清代以来学界相关的校勘成果，仔细甄别，加以吸收。新增补校记的出校标准主要依据点校本的校勘纪，最后确定新出校勘记近九百条，占修订后校勘记总数两千七百八十多条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三是修订标点与专名线的问题。《金史》标点和专名线容易出错的地方，主要是女真等北方民族的人名、地名、官名等问题，随着金史与女真史研究的深入，对女真的姓氏与名字的特征、少数民族官名、边疆地名有了较多的认识。本次修订对二百多处失误的标点进行了纠正。

如人名，有误将两人认为一人，卷三《太宗纪》，点校本标点为：“蒲察鹘拔鲁、完颜忒里讨张万敌于白马湖。”“蒲察”是女真人的姓氏，也是女真人名。卷七三《完颜希尹传》称“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卷七一《斡鲁传》，“西京已降复叛，敌据城西浮图，下射攻城者，斡鲁与鹘巴鲁攻浮图，夺之”。知蒲察与鹘拔鲁非一人，两人的名字中间当加顿号。卷八〇《大㚖传》点校本标点为：“（宗）盘属内侍僧儿员思忠使言于宝林曰。”同一件事在卷六《世宗纪》中记载“（宗）盘属内侍僧儿言之宝林”。知僧儿与员思忠为两人，中间当有顿号。又有误将一人的姓与名断开认为是二人，如卷九八《完颜匡》传，点校本标点为：“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纳合”属女真“白号之姓”（《金史》卷五五《百官志》），“纳合”与“道僧”是一个人的姓与名，中间顿号当删掉。

又如地名，有误将两地认为一地，卷七二《娄室传》，点校本标点为：“遂降移炖益海路太弯照撒等。”据卷七一《斡鲁传》：“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乌论石准与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益褪即移炖。卷一二一《纳兰绰赤传》，其为“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伊改即益海。是知移炖和益海为两路，应于两者中间加顿号。又有误将一地认为两地，如卷七一《阇母传》，点校本标点为：“将士分屯于安肃、雄、霸、广、信之境。”据卷二四《地理志》遂州条称：“宋广信军，天会七年改为遂州，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隶，号龙山郡。”是知广信为军名，不应断为两地。

金代女真与部分北方民族的社会基层组织实行猛安谋克制度，作为行政建置的猛安谋克名称之下，当有专名线。点校本在设置猛安谋克的地区下加上了专名线，对行政建置的猛安谋克没有加专名线。此次修订，比照州县之例，在行政建置的猛安谋克之下补上专名线。

您曾师从著名辽金史、地方史学家张博泉教授，能谈谈张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金史》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程妮娜：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在辽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位以金史为主攻方向的著名学者，他在金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具有开拓和奠基之功。张先生最初是以女真人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切入点，进而研究整个金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并在多年的史学探索中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将辽金史、民族史、地方史推向深层次研究。我是张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在先生身边工作多年，先生对我的耳提面命，使我从一个懵懂的青年学子逐渐成熟起来，在先生的引领下走进学术殿堂。我在金史领域中主攻研究方向是政治制度史，也跟随张先生做过金史其他领域包括校注《金史》的研究工作，这些学术训练和科研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这次修订《金史》做了前期的储备工作。

修订过程中，无论是复核原校勘成果，还是增订新的校勘成果，都不仅仅是从文字的角度发现问题，还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发现问题。如卷一〇《章宗纪》，“东京路副使三胜进鹰”。原校记于此句下据殿本出校，“三胜”殿本作“王胜”。复核时在版本校方面补充了南监本、北监本、局本与殿本同。同时注意到金朝无“东京路副使”一职，东京路下当阙某机构。据卷二四《地理志》咸平府条下有辽东路转运司；卷九《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大金国志卷》三八有东京咸平府路提刑司，三司皆设有副使。从下文看疑是东京咸平府路提刑副使，此次修定将上述内容补充到校纪中。又如，卷一二《章宗纪》，“勅谕临潢泰州路兵马都总管承裔等修边备”。兵马都总管是路一级长官，金朝未曾设置过临潢泰州路，章宗朝有临潢府路，如卷一〇一孛术鲁德裕传，章宗朝“迁左监军兼临潢府路兵马都总管”。此时泰州隶属于临潢府路，故“泰州”二字为衍字，当削，并应于“临潢”下补“府”字。于此处增补新校记。在修订过程中，这类从史学角度发现问题进行校勘，正是基于多年从事金史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

点校本《金史》的修订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修订各类问题总计达一千多处，还有一些有疑问、有争议的问题，保存在校勘长编之中，待日后进一步研究。在修订过程中，每一项修订成果都经过责任编辑的审读、厘定文字，修订办专家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审稿，最后对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修订者、审稿专家、责任编辑坐在一起讨论达成共识，因此修订成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然而，《金史》的校勘工作并没有结束，待后来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