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专题︱胡传志:元好问与《金史》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胡传志

2020-01-30 09: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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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心目中,元好问是著名诗人,他本人也是以诗人自居,临终时交代后事,希望墓碑上能镌刻“诗人元遗山之墓”的字样。他没有直接参与《金史》的编纂,却为《金史》一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元好问铜像
元好问原本对撰写历史没有多大兴趣。正大元年(1224),他进入国史院担任临时编修官,参加编纂《宣宗实录》。帝王实录通常是后代编写史书的基础性文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牵涉到当代诸多人和事的评价,很容易引发是非和矛盾。如韩愈主持撰写的《顺宗实录》就招致一些议论,世人皆知,元好问对韩愈的遭遇有所了解,还曾经引用过他的《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之类的话,说明他对参与撰写《宣宗实录》从一开始就有些顾虑,缺少积极性。加上国史馆编修官品级低下、俸禄微薄、办公条件恶劣、国史馆人事纷争等诸多不利因素,元好问坚持一年左右,就以请假的名义,辞职告归嵩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国史馆的职业生涯毫无意义。这段经历除了让元好问对编纂“国史”积累一些感性认识之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去郑州拜访前朝重臣贾益谦,引发了他对当代史的进一步思考。因为《宣宗实录》牵涉对宣宗之前卫绍王的评价,事关宣宗即位的正当性,以及胡沙虎(纥石烈执中)等人拥立宣宗的合法性,此前朝廷已经按照《海陵庶人实录》在编写《卫绍王实录》了,而前者完全遵照金世宗的旨意,任意篡改历史,彻底否定海陵王完颜亮,当时很多知情人都阿附圣意,不敢直言。年迈的贾益谦告诉元好问两点:第一,海陵王被杀之后,金世宗在位的三十年,鼓励大臣揭发海陵王的黑材料,凡是能举报海陵王“蛰恶者”,就能获得“美仕”,有些史臣更是变本加厉地向他泼污水,“诬其淫毒骜狠”。贾益谦说,现在看来,简直“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第二,卫绍王勤劳节俭,“重惜名器”,治国理政的能力,在很多“中材”之上,也就是说,在金代帝王中,卫绍王也是在上等之列。对元好问和很多士大夫而言,这两点不啻振聋发聩,促使元好问重新审视《海陵庶人实录》以及世人对海陵王、卫绍王的不公正评价。尽管元好问地位卑微,无力扭转官方意识,不能改写《海陵庶人实录》《卫绍王实录》,但他可以广为宣传,并将贾益谦的历史洞见记载在《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和《中州集》中,予以称扬。这就为《金史》编纂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金史·贾益谦传》完整地转录元好问的记载,百余年后的元代史臣们还不禁感慨一番:“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篝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甚矣!”连他们都不敢相信,金世宗时期居然将抹黑完颜亮、篡改《海陵庶人实录》当成个人谋取富贵之道,历史还有多少公正可言?元好问的记载,不仅让元代史臣警醒,也发后人深思,至少能引发我们对海陵王、卫绍王相关历史可靠性的怀疑:《金史》有关完颜亮的史实有多少源自《海陵庶人实录》?《金史·后妃传》有关海陵王后宫绘声绘色的描写,直接被抄入元明色情话本小说《金海陵纵欲亡身》之中,可见这段“正史”是多么的荒唐!
几年之后,元好问的历史意识大大加强,最直接的原因是金王朝日落西山的形势,许多师友、同侪突然死亡,在不断引发他悲痛伤逝之情的同时,还促使他为很多死者撰写碑志文。现存碑志文将近百篇,约占其文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碑志是《金史》重要的史源材料,学界已经有了详细的比对和深入的探讨。与韩愈、欧阳修的碑志文相比,他的碑志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墓主大半是非正常死亡者,由此导致其碑志文具有非常浓厚的伤悼情绪。元好问往往联类而及,由墓主扩大到相关群体乃至金末乱亡的时代,提供了墓主之外的其他文献。如《内翰冯公神道碑铭》由墓主冯璧联想到从他问学的其他人:“往在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渥、河中李献能、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屑在耳。”五人之中,亡者四,元好问怎能不满怀感怆?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和《聂孝女墓铭》中,元好问两次罗列金亡前后“死而可书者”名单: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元好问为他们一一撰写了碑志文,发自肺腑地感慨:“呜呼,壬辰之乱极矣,中国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书者……十数人而已。”(《聂孝女墓铭》)只可惜这十数人中,除完颜良佐、聂元吉、聂孝女三人之外,其他人的碑志文都已经失传,他们的生平也随之湮灭于后世。巧合的是,《金史》恰恰为完颜良佐、聂元吉、聂孝女三人立传,说明《金史》编纂者赞同元好问的观点,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进入《金史》;之所以没有为其他人立传,完全是因为失去元好问所写碑志文这唯一的史源,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从反面印证了元好问的贡献不可磨灭。
元好问撰写碑志文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和能够存史的信心。他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痛感“世无史氏久矣”,以致当时人连辽代“起灭有几主”都不知道,而金代的九朝《实录》下落不明,金代历史很快也像辽代一样,不为后人所知。所以,他要通过撰写碑志文达到存史的目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他相信所写的碑志文将来能够为撰史者所采纳。清人李祖陶认为元好问“《集》中碑志最多,直书所见所闻,论定一代,可与欧阳公《五代史》并观”(《元遗山文选》)。论定一代、媲美欧阳修《新五代史》云云,也许有些拔高,但其中也有李祖陶独特的发现。《新五代史》寄寓着欧阳修对五代历史的哀挽,被章学诚讥为“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元好问的碑志文以哀挽情调保存历史,二者殊途同归。元好问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记载金代历史人物与事件,使得历史带有温度,更加亲切感人,这固然不一定能得到后代史家的认同,但一定会打动后代史家,让他们大量取材于元好问的碑志文。
《金史》修订本
国亡史作。金王朝灭亡之后,元好问撰述历史的意识更趋强烈,并迅速付诸行动,陆续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撰写《壬辰杂编》。从书名来看,应该是回忆天兴三年(1233)汴京被围、金王朝灭亡前后的杂事,写作时间不详。由于记载亲身经历,不需要依赖其他资料,怀疑是金亡不久痛定思痛时所作,或许是羁管聊城、移居冠氏期间。该书卷帙不详,估计篇幅不大,最终是否定稿也不可考。元代史臣撰写《金史》时,此书稿尚存,并有所取材。欧阳玄见到《壬辰杂编》中记载金代将领完颜斜烈镇守商州时,一次性遣返被俘的欧阳修后世及其乡亲三千人(《圭斋文集》卷二《送振先宗丈归祖庭》),这成了《金史·完颜斜烈传》的主要内容。美国学者陈学霖曾探讨《金史》与《壬辰杂编》等关联,判断《完颜奴申传》所载元好问与二相之间的对话等史料源自《壬辰杂编》,较为可信。
第二,撰写《南冠录》。元好问羁管聊城期间,以南冠自指。《南冠录》的性质应该是其家族史,主要包括元好问先世杂事、元好问本人行年杂事、先朝杂事。其中先世杂事、行年杂事会涉及其他人和事,先朝杂事则完全是历史。先朝主要指金哀宗时期,是否包括金宣宗时期已不可知。元好问很爱惜此书,在《南冠录引》中责令子侄一定要传之数十世,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口气之严厉,在遗山文中仅此一见。在《学东坡移居》中,他声明:“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这口气,完全是将《南冠录》当作要公布于众的稗官野史,当成后代撰写正史的基础。只可惜元好问这么看重的《南冠录》没有刊刻,未能传之久远,《金史》是否从中取材,未见确凿证据。按常情推测,王鹗非常注重搜访金代历史文献,与元好问及其后人都有交往,不会错过《南冠录》。倘若此推论成立,王鹗在撰写《金史稿》时一定有所参考。
第三,编纂《中州集》。早在汴京被围时,就有朋友劝元好问编纂金代诗歌总集,正当危急存亡的关头,元好问根本无暇顾及。羁管聊城期间,元好问闭门深居,能从容撰述文字:“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中州集序》)为了保存一代诗人诗歌,元好问开始编纂《中州集》。前七集以魏道明、商衡所编《国朝百家诗略》为基础,加上元好问自己搜集的一些诗歌,当年就基本编就;后三卷则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才编辑刊行,如他自己所说:“篇什《中州》选,兵间仅补完。”(《挽赵参谋二首》)《中州集》以诗存史,受到后人的一致称赞。其实,说《中州集》以诗存史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诗史类的纪实诗歌,《中州集》中固然有这类诗歌,但并不突出。严格来说,元好问是通过编纂诗歌总集、撰写诗人小传来保存一代历史。在总集中,撰写诗人小传,前人偶尔为之,但普遍比较简陋。元好问将之完善起来。魏道明、商衡所编的《国朝百家诗略》是否有作者小传,不得而知,即使有小传,元好问一定加以改写,因为前七卷作者小传中含有元好问本人与作者交往的内容。后三卷最为特殊,收录的诗歌数量少,诗人多,有的诗人仅入选一首七言绝句,而传记则多达几百字,入选诗歌成了手段,保存诗人、保存历史成了目的。《金史》特别是其中的《文苑传》大量取材于《中州集》。如果没有《中州集》这一资料库,《金史·文苑传》也许会损失殆半。
第四,撰写金朝野史。野史相对于官方所修的正史而言,理论上应该包括《南冠录》《壬辰杂编》等书。元好问还有哪些其他野史著述?有些模糊。从现存文献来看,蒙古太宗七年(1235),元好问结束羁管聊城的生活,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第一次提出建造野史亭、撰写野史的设想:“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八)这时《南冠录》已脱稿,他将要撰写的野史肯定不包括《南冠录》。在冠氏的三四年时间,元好问可能开始着手搜集和撰写野史著作。太宗十年,元好问离开冠氏,返回家乡,途经河南济源,次年春节,元好问作《己亥元日》诗,称“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其中的“野史”当指《南冠录》之外的著作,从“才张本”来看,“野史”的规划比较宏大。回到家乡忻州后,元好问构建野史亭,准备大干一番。他在《野史亭雨夜感兴》中述说撰述野史的体会:“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可见,他所撰的野史包括官方丧葬祸福之类的文书,下笔特别严谨郑重,以致失眠,“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这说明他所撰述的野史不是随意性很强的私人著作。蒙古定宗元年(1246),他给好友白华写信,谈及当时的撰史工作:
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抄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与枢判白兄书》)
元好问将母亲张氏安葬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顺天府张柔处,查阅金朝实录,将历朝大政事、大善恶、兴废存亡汇成一书,再加上历朝《实录》中所没有的卫绍王朝、金哀宗朝的史事,此书一旦完成,他便死而无憾。元好问尽管没有说出书名,但从上述表述来看,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的金史了。可惜元好问最终没有完成,赍志以殁。郝经撰写《遗山先生墓铭》,称元好问“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从这一表述来看,元好问所编野史有两种:《金源君臣言行录》《近世事杂录》。《金史·元好问传》对此作了如下改写:“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说明《金史》编者们没有看到元好问的这些著述,它们最终未能成书而亡佚。
元好问墓墓道
《金史·元好问传》仅提到《中州集》《壬辰杂编》,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元好问未完成的野史著作与《金史》编纂毫无关系呢?恐不尽然。在元好问与欧阳玄等史臣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鹗。
王鹗与元好问为同年人,正大元年(1224)状元,曾在国史馆共事。他们交往密切,元好问在《癸巳岁上中书耶律公书》中推荐五十四位“天民之秀”,就包括“东明王状元鹗”。中统元年(1260),王鹗出任翰林学士承旨。与元好问一样,王鹗致力于编纂《金史》,除了编写《汝南遗事》之外,他努力争取官方力量,启动官修《金史》工作。在忽必烈即位之前,王鹗就向他建议修撰《辽史》《金史》,并向他推荐元好问、杨奂、李治等人作为《金史》工作班底(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王文康公》),但直到元好问去世,也未能启动《金史》编纂工作。王鹗无可奈何,只好自己撰写《金史大略》(撰写提纲),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撰写了一部《金史稿》,最终为欧阳玄等编纂《金史》奠定了基础(参见邱靖嘉《王鹗修金史及〈金史稿〉探赜》)。王鹗在筹划编写《金史》期间,四方搜求资料,不遗余力,自然不会错过元好问搜集的资料。元好问先他十六年辞世,王鹗曾为《遗山集》写题跋,他应该能访求到元好问的野史遗著,并吸收到自己的《金史稿》中,只是这一切都无法举证了。
就这样,给《金史》编纂作出诸多贡献的诗人元好问最终未能成为史学家,只能抱憾于九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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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金史》,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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