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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祸从口出”的疫情爆发：半数员工“歇脚”，当年如何撑过甲肝危机

2020-02-06 20: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东元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东元

1988年，这一年的一月在上海人的心头深深地烙上了印记。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这个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在那个与电子支付仍旧遥远的年代，与普通老百姓生活密切相连的银行网点又该如何应对这场疫情爆发呢？

甲肝，全称为病毒性甲型肝炎，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的传染病。经历过1988年的上海人至今都还记得这样的景象：各家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涌入，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乏力，少部分有脸色发黄等典型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叠床、被褥，来到医院，要求立即住院。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学校、甚至百货公司，以及满街的传闻和流言……随着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最终确定这场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病因是市民食用不洁毛蚶携带的甲型肝炎病毒所致。

“血淋哒滴”的毛蚶一度是上海人的心头好

毛蚶，这种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的贝类生物，因其味道鲜美、价格实惠，多年来一直是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当时，5毛钱就能买到一公斤新鲜的毛蚶。每年春节前后，在上海菜市场里，毛蚶总能受到家庭主妇们的热烈欢迎。而上海人生食的习惯更是让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消化道。

"当时因为居住条件也不好，像是南市区，大多共用水龙头，甲肝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病从口入的，如果你也拧过龙头我也去拧，又不洗手就吃东西，病毒很快就传染开了。"随即，市政府作出了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卫生知识宣传。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张黑白照片，菜市场前拉起了鲜明的横幅，上面贴着大字："严禁毛蚶上市防止肝炎传播"。然而，即便是甲肝爆发最严重的时期，街口的银行也照常营业着，服务于周边的居民。原工行豫园支行负责人叶志诚，进行后曾在南市区的多家银行网点工作，身为上海人，对此事件记忆犹新。1988年，她还是一名工作在一线的年轻银行职员。

“当时我们获知甲肝传染的消息全都来源于报纸。后来，储蓄所里有位员工身体状况不佳，一直发烧，虽然坚持上班，但总是提不起精神，并且越来越严重，上吐下泻，根据症状被怀疑可能是甲肝，就赶紧到附近医院去检查了，结果真的是因为食用了毛蚶患上了正在流行的传染病，于是请假在家养病了。"叶志诚告诉我们，那时她所在的储蓄所不大，员工并不多，只有一名员工患上了甲肝，日常工作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听说在某些大所里，最严重的时候，有半数员工都得病不能上班了。像这样的储蓄所往往有近二十名员工在岗，平时都两班制，分为早班和中班。早班的上到午后两点下班，中班接着上到晚上八点钟下班。因为甲肝事件，急缺人手，只好将原本的两个班合并成一班，那段时间，在职员工都是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地工作。而有些网点本来是365日天天要开门的，也只好暂时缩短营业时间，周末关门一天，给员工休息的时间，减轻他们的负担。像是老西门这种大所，甚至只剩下两、三人顶班，这个时候就要从其它网点紧急借调员工。据当时一名被借调的员工回忆，行里还特别挑选了一些手脚麻利的员工去帮忙。借调三天，大家都精疲力尽，但也没有人喊苦喊累，反而相互安慰，说回家睡一觉就好。”

上海的各大医院当时纷纷开设临时病房

据资料记载，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传染病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感染者近30万，大部分是青壮年，死亡人数11人。一时间，人们“谈肝色变”，公共汽车站和食堂不再拥挤，市民平时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排队时会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见面了也不握手，没人再敢接过别人递来的食物或香烟；小区里晒被子的人很多，而卖阳春面、豆浆、油条等的小吃摊都生意萧条，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家做饭吃，减少传染机率。上海也仿佛成了甲肝的代名词，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来的蔬菜被扣留……当时上海市各区政府以及各级卫生行政防疫部门都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即便如此，叶志诚表示，到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倒也并不因为传染病而有所减少。“我们唯一的感觉就是忙，忙得不可开交，但并没有传染病方面的担心，我们接触客户都是面对面，开放式的，没有现在这样的玻璃隔间，也没有人戴手套口罩，并没有任何防护。只有分理处领导会走访各网点.把行内的信息带给大家，关照一些传染病预防的注意事项。”

那时候，小小的一家储蓄所，就细分有经办、复核、叫号、机动、事后等多个岗位，大所还设了辅导员，每周到小所做基本功测评等工作。“就算不是非常时期，我们的柜面工作也已经很忙了。彼时没有排队系统，客户从叫号那里领取一个铜牌，一位接着一位，排到面前就接待。整个业务过程都是纯手工操作，像是客户的存折进来，我们要通过一个转盘，抽底卡记账，而计算利息是用行里自己的二合一计息器，算好后还要进行复核。完成一笔业务要通过三名员工，经办、复核、叫号，缺一不可。因此，人手短缺，是当时最大的困难。”叶志诚由此回忆道，“复核会把所有凭证，连同钢夹扔给叫号，叫号的身后放置着一个方格子抽屉，专门用来接这些单据，天长日久，抽屉里面都被击穿出了一个洞。每当一笔业务做好，你就能听到这样一个物件掉下来的‘啪’的声音.那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而客户与柜台员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近，“很多时候，客户会认准自己的经办，每次到银行来都找熟悉的那张脸。柜员对这样的老客户也是非常了解的，像是有些客户是经常来换零钱的，不用开口就知道对方要办什么业务了。当这些客户发现熟人不在了，也会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关心两句” 像是“某某员工今天怎么没有来” “生甲肝了” “哦，那叫他多休息，多吃点水果”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出来上班？”诸如此类的对话，也是常有的。

叶志诚告诉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老城区的网点里还有一项代收费用的业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居委会设定有一个专门收费的点，安排—些老伯老太收水电煤等生活费，他们将一个门洞里七、八户人家的钱统一收好后，每天三点半准时交到银行。像这样的老伯老太是我们银行的常客，他们每天要来的，手上拿着一个米袋一样的布包，里面一半是钱，一半是账单。银行有专门的员工收进，到后台将这些费用和账单对好，把数字核平、盖章。老伯老太一般第二天再来拿凭证，除非他们这一天比较空闲，就会一边聊天一边等。他们每天也要接触很多人，印象中却好像没有人得甲肝。”

据说，当时社会上，有部分人群显得特别紧张，如果听说某户人家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不敢摸栏杆，有病人的家庭会很快被周围人“孤立”起来。所以病人一旦得病，就要为家人、为楼里的邻居考虑，千方百计地想住进医院。由于床位供不应求，甚至发生了不少病人和家属跑到病房抢床位的情况，引起了争执和吵闹，医院也不得不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但在叶志诚的回忆里，银行排队井然有序，大家关系也都很轻松，话题里虽然有甲肝的蔓延情况，但是没有恐慌。那时候，不少银行就开在菜场边上，很多客户都是做生意的，存进来的钱是夹带着肉味、水产味道的，甚至是湿的，银行柜员们也并不介意。

甲肝流行期间，叶志诚还一度随领导去探望过好几位患病员工。这些员工都表示希望早一点康复，回到岗位上去。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行里有员工关怀，分发了一些瓶装的营养液，据说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而当时社会上，为安慰群众和保持社会稳定，由专家出面宣传板蓝根可以防治甲肝，并在医院对普通甲肝病人服用板蓝根治疗。全国各地生产的板蓝根被组织集中向上海调运，一下子被上海市民买了个精光。据说，那时上海人在家里接待客人时，能为客人泡上一杯板蓝根，成为了一种当时最时尚和档次最高的待遇。而事实上，甲肝是一种能自愈的疾病，绝大部分病人被隔离20来天（度过传染期），就可出院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后这场病毒战就平稳了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忙中有序地度过了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