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达珍谈跨国经历与女性主义

孔达珍（Jane Hunter）教授是美国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历史系教授，相继在耶鲁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是耶鲁大学第一届毕业的本科女生。她主要研究妇女史，曾出版过《从年轻淑女到女孩》（How Young Ladies Became Girls），尤其关注在海外的美国女性，研究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的专著《优雅的福音》（Gospel of Gentility）已译为中文出版发行。

孔达珍教授曾多次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华做研究和讲学，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情谊。她分享了自己学术兴趣的由来，自己作为专业女历史学家的求学求职经历，展现美国学术界对女性研究和在海外美国人的最新研究动态；她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对象为例，介绍了一个多世纪里美国职业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面对的困境，以及女性运动不断推动美国政府和社会做出改变的历史。

孔达珍：当时的女传教士响应号召前往中国，一般会嫁给男传教士。她们发现传教生活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她们要在家里带孩子，因而没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跟一位住在北京的传教士的女儿通信，她的母亲曾非常想改变自己的旧身份，自谋职业，虽然最后成功了，但雇主一直不直接给她开工资。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女人应该靠丈夫的薪水生活。通过这段材料，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另外，在正式信函中不会出现传教士夫人的名字，只有夫家的姓。在成都一起排外事件中遇袭身亡的加拿大女士，她的死亡记录上的名字是某某（丈夫的姓氏）夫人。我曾写信给传教士组织说：“你得告诉我她的名字，我需要知道她的名字。”我想这个例子能让你们对传教士组织中的父权制有所了解。以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她结婚前的名字是伊莎贝尔·布朗[Isabel Brown]）的母亲穆里尔·布朗（Muriel Brown）为例，即便孩子尚幼，她仍做了很多工作，既补贴家用，又为自己攒下一笔钱。

女性传教士还把她们在海外传教时的见闻带回家乡。在当时父权制观念之下，社会文化不允许女性为自己发声，女性应该是无私的，如果她们想表达什么，需要表现得是在替别人说话，比如为了孩子或人民，唯独不能替自己发言。女性一般不能在教堂布道，但是因为去过中国，了解中国，她们可以在教堂中发言，借机获取话语权。例如在谈论中国的五四运动时，女传教士都站在中国一边，为把山东交给日本而替中国打抱不平，她们呼吁美国人保护中国、照顾中国。在当时，这种言论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我认为，女传教士凭借自己的经历和专业知识，获得了一定的威望，从而在众多美国女性中脱颖而出。女性主义者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保守的女性不会这样做，她们认为女性的职责在于家庭事务，为自己争取权利会被当作是自私的坏女人。

传教士为何想被葬在中国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一直很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传教士计划百年后葬在中国，又有多少人付诸实践。例如，司徒雷登夫人在中国去世后葬在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司徒雷登曾想葬在夫人旁边，但北大拒绝了他。司徒雷登最终葬在了杭州。现在也没人知道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埋藏地了。我最近在北京了解到一位传教士的儿子的消息，他出生在中国东部，属于一个叫做兄弟会（Brethren）的保守教派。他后来回到了美国，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去世前表示希望将自己的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女儿联系上了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译者注：其父是英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戴维·柯鲁克[David Crook, 1910-2000]），问他能否帮忙。他答应了，最终他们把骨灰撒到了一处漂亮的花园里。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前工作人员，那位先生还是选择葬在中国。

女传教士还会受到自身经历的鼓舞。一位女士曾说：“我不在意美国的选举，它跟我关系不大。但是我在乎传教活动，非常想在传教士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那里投票。”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一直积极参与传教事业，所以女传教士被看作重要的成员，获准参与会议投票。

在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谁会选择去投票？谁会觉得投票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小圈子里的投票权是否会培养出她们对更大的共同体的归属感，比如国族身份意识？

孔达珍：我想是这样的。女传教士怀抱雄心壮志前往海外，却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世界里，可能会感到十分痛苦。但我认为，她们在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后，会很在乎自己的事业，并从中获取力量、得到激励。这种生活比待在家里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她们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身份认同，从而鼓舞了很多女性。当一个人处于自己所了解一个圈子，并且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就一定想在团体做决策时表达自己的想法。

您在《优雅的福音》中提到，一些单身女性传教士怀揣梦想，在中国无私奉献，她们没有孩子和家庭的负担，能够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传教事业中。她们享有作为个体的自由，甚至身为殖民者还拥有一些特权。但是，她们很少倡导女性权利。看起来，她们的自由只不过让她们做出更多的自我牺牲。您如何看待这种悖论？美国国内的性别观念又如何影响了这些在中国工作的女传教士？

孔达珍：这个问题跟我们之前的讨论有很多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牺牲是一种为自己谋取名声的手段。就像那些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经常说：“看我多辛苦，我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她们真实意图并非“我应该做这些”，而是“我要郑重声明，我很辛苦”。我认为女性传教士也是如此。她们不好意思说“我想要做这些，这是我应得的”，但可以说“我做这些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为了让中国更美好”。这样说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因为这体现出她在为别人工作，而不是为了她自己。服务是当时的女性家庭观念的核心，为人母或为人妻，就应该为他人服务。因此，她们强调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为中国服务。

在《优雅的福音》中，我提到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太太，她的丈夫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担任外交官。起义平息后，欧美外交官企图瓜分中国。这位外交官太太对此出离愤怒，她极其反感她的丈夫和其他道貌岸然的人聚在一起，在地图上瓜分中国。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说辞，替中国说话既能让大家接受，又能为表达自己的想法创造机会。当时，女性没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能为自己索取任何好处，更不可能获得社会话语权。比如一位女性索要一些东西，既可能是替孩子们要的，也可能是她们自己所渴望的。就如那些男人也无权分割和殖民中国，美国外交官太太也无权替中国说话。但这并非重点，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些女传教士中有很多都接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相比她们的同伴和同龄人，她们有很好的机会找到自己的事业。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女传教士是否将萌芽中的女性主义引入了中国？

孔达珍：我在《优雅的福音》最后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在华美国女传教士声称，她们想把中国妇女教育成传教士和牧师称职的妻子，而实际上，很多作为榜样的女传教士本身就是单身职业女性。我认为，作为榜样，做比说更重要。书中我提到一个特殊的人，她是金陵学院首届毕业的学生，曾和四位女同学一道起誓不结婚，她说：“我们称之为有理想的独身。”我觉得，独身的可能性是很新颖的想法。人人都希望女性结婚，独身就很新奇了。因此，我们称之为“有理想的独身”（singleness of purpose）。适值1919年五四运动，她们致力于中国的事业。满怀民族主义情感的男学生不喜欢这些受到海外传教士影响的女学生，但是我认为她们的学习经历不会减少她们民族主义的一面。相反，这恰让她们更积极参与其中，因为她们能更认真对待自己，意识到她们可以以女性身份发声。在女性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将会成为一种性别认同感和长期伴随的文化。

我曾采访过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长沙分会的秘书陆慕德（Maud Russell），也读过她的传记。她说，她参加过共产党党外培训课，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的是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一起提供掩护，帮助分散敌人对共产党的精力。基督教女青年会非常左，我想它比基督教青年会还要左。

女性教育与公共参与

接下来我们想聊聊您的《从年轻淑女到女孩》。美国早期史家玛丽·凯利（Mary Kelley）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美国建国初期女子学园提供的教育，在美国女性进入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您在《从年轻淑女到女孩》这本书中，也强调学校教育在十九世纪末中产阶级女孩身份认同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两本书的区别在于，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女子学园里是没有男同学的。您能否谈一谈男同学在高中文化中的角色？他们在女孩身份的变化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孔达珍：的确，正如你所说的，过去人们总是认为，相比男女同校，女校更能推进年轻女性的教育。一部分原因是，在男女同校中，女孩和男孩相竞争；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如今被称为良好“学校技能”的出勤等行为中，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女孩有时因为在“对话”中说太多而陷入麻烦，不过，他们一般会比男同学有更良好的学校技能，例如不迟到，保持干净等。在公立高中，女孩要多于男孩，因为男孩经常要外出工作，他们的家庭需要男孩外出赚钱，不让女儿到外面工作，以免遭到侵犯。他们可能会把一个女儿送进男女混合的公立高中，让她受训成为老师。对女生来说，做老师是一个更好的工作，能得到更多尊重，而且不容易受伤害。所以上高中的女孩更多。因此，通常在毕业演说时，头几个都是女生。公立高中的女孩很爱参与竞争，她们想取得比男孩更高的学分绩点。学校通常根据成绩高低安排座次。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排名最高的坐在最前面，然后依次类推。最边角是众所周知的笨蛋，他们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太糟糕了。但是女生喜欢这样，她们更喜欢坐在前排。

现在美国已经不这么做了。但我发现，当时的女孩更自重，因为她们想要有竞争力。老师按照成绩而非性别评判一个学生，这造就了一种英才制度，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公立高中里会有一些俱乐部，男孩和女孩共同推选班级颜色。他们一起商议，用蓝色还是粉色？他们会诉诸投票的方式，一人一票，而非一言堂。这样，女孩就参与到制度中，获得了制度经验和成为英才的基础。这些经验提升了女孩的自豪感，让她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女传教士相反，她们享受与男孩竞争和对抗。在拼字竞赛等比赛中，击败男孩会让女孩们格外高兴。在十九世纪末的高中，有很多性别竞争和冲突，创造了更多的平等氛围。

我在书中列了一个表讨论这个问题，一列是学校的期待，另一列是家庭的期许。一开始，母亲不用陪女儿出门，在村镇或城市中步行上学的行为本身就代表自由。女孩在家中受到监管，提供服务，在学校自我发展，相比在家，显然女孩在学校更快乐。对她们来说，毕业离校、回归家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the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主要人物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曾说，对她而言毕业即意味着失业。

在读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时，我发现很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在获得高校学历后就嫁人了，接着成为全职主妇。结婚以后，她们当年在学校里因学业和竞争而获得的自信和自由，一下子都不复存在，遂陷入柴米油盐瓶瓶罐罐的日常琐碎，因此，她们感到巨大的、说不出来的挫败感。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大部分美国高校未实行男女同校？

孔达珍：是的，因为此前没人关注“无名的问题”。公立学校一早就施行男女同校。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男女同校，但是常青藤联盟高校则没有。耶鲁在1969年开始招收女学生，我那时入学，1971年毕业；我家乡的达特茅斯学院稍晚，和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同时实现男女同校；布朗大学、北卡罗来纳彭布洛克分校（Pembroke）和巴纳德女子学院（Barnard）等是男女同校。但是很多私立男校，大部分是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样的精英学校，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仍未接受女学生。

您毕业时耶鲁有多少女学生？

孔达珍：我是转学过去的，前两年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大三转学到耶鲁，并完成了接下来两年的学业。转学的人中有两百五十名女生。当时耶鲁校长认为，他们有责任培养一千名男性领袖。他们不清楚该如何安置所接收的女学生，因为他们不会减少培养一千位男性领导的目标。现在他们转变了想法，建造了新的学院和各种设施，但在当时他们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女学生的数量很少，实际上，每个被他们称为“学院”的宿舍，可能有十五位转校生。

学术研究、共同体与交流

您在《从年轻淑女到女孩》一书中运用了很多日记书信，我们想知道，这些私人文件反映了什么样的女性经历宏观图景？您当时是如何获取这些文献材料的呢，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孔达珍：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通常很难找到个体私人文件，我很幸运，在耶鲁搜集到了我写《优雅的福音》的史料。《从年轻淑女到女孩》中所用的日记的来源更为广泛，一些是从哈佛大学的阿瑟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女性史图书馆（the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中获得的，我还从全国档案馆中复制日记和文集。关于我材料的代表性问题，我想说，我经常回溯其他二手文献，尝试把它们放到具体语境中去。劳蕾尔·撒切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的《接生婆的故事：玛莎·巴拉德传》（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 1785-1812）是最好的女性史著作，我认为是有史以来写得最棒的书。乌尔里克只用了一位女性的日记，但是她以此为出发点，搜集了各种其他记录和二手文献。这样，她从一个点出发扩展开来，并根据她所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构建了一整个世界。我并非劳蕾尔·撒切尔·乌尔里克那样的历史学家，但是我尽可能搜集一切，尤其是那些我想引起共鸣的文献。在《从年轻淑女到女孩》中，我主要使用了玛格丽特·泰尔斯顿（Margaret Tileston）的日记。她既在女校又在男女同校上过学，从她的个人经历，我可以同时了解到两方面的情况，看她分别学到了什么。从中我得出结论，男女同校比女性教会学校严肃得多。女校中有很多关于感觉和友谊的话题讨论。

能否请您谈谈女性史在美国对外关系史、跨国史和国际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孔达珍：事实上，《优雅的福音》是一项老派的研究。不过，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些事情，我也确实想谈一谈。我认为，女性跨国史研究已有的一个研究趋势是考察“消费主义”和“广告”。“消费主义”的重点在家庭，而“广告”可能会涉及性别问题，比如广告商会暗示，如果你买这辆车就能找到女朋友。这些研究都具有国际视野，而且，当你们在中国的电视广告中看到那么多西方面孔，肯定会认为这与帝国主义相关。我很喜欢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的《消费者们的帝国：美国家庭生活的全球生产，1865-1920》（Consumers Imperium: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American Domesticity, 1825-1920），这是一部重要的佳作。我还想向你推荐人类学家朱莉·朱（Julie Y. Chu）的《有关信用的一切：中国的人口流动政治中的跨国流动》（Cosm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这是一本人类学著作，研究对象的是从中国到纽约的移民。它以一名女性等待蛇头接她出国为例，考察了福建乡村地区的居民如何将移民海外的心理转化成实际行动。

您提到了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也提到了去美国的福建移民。福建人现在仍在向纽约移民，在所有风格的餐厅都有他们的身影。正如已逝的历史学家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可以把清末民初赴美移民与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经历做对比研究，这两批人经历了同一个全球化时刻和过程。

孔达珍：的确如此。对这些感人故事的书写都建立在对细节的细致观察上。作为历史学家，我想我们都热爱细节。塔拉·扎赫拉（Tara Zahra）是东欧移民，也有类似的移民经历。她指出，美国学界十分重视研究从世界各地到达美国的移民，但很少关注这对移出地的社会影响。扎赫拉出版过多本著作，如《绑架灵魂：国家的冷漠和波西米亚为了儿童的战斗，1900-1948》（Kidnapped Soul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nd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in the Bohemian Lands, 1900-1948）和《失落的孩童：二战后欧洲家庭的重组》（The Lost Children: Reconstructing Europe’s Families after World War II）。她最近运用了很多材料，通过性别维度考察家庭问题，出版了《大逃离：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流出和自由世界的建立》（The Great Departure: Mass Migra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e World）。

家庭服务史是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艾米·斯坦利（Amy Stanley）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女仆的故事：书写欧亚大陆的家庭史和全球史，1699-1900》（“Maidservant’s Tales: Narrating Domestic and Global History in Eurasia, 1699-1900”）。

能否请您谈谈现在美国女性历史学家的处境？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运动高涨的时期，各个领域的女性开始对外发声，不知您是否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

孔达珍：首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想永远都会有不好的行为。这是家长制的恶果。记得在《接生婆的故事》里，有一章专门讲牧师夫人遭受强暴的经历。牧师的听众不再相信他，也不再支持他，导致信众逐渐流失。有一次，他一离开教区，他的妻子就遭到了强暴。我们意识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留女性孤身一人，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在这个案例中，只因为地位下降，牧师就无法像身处高位时那样保护自己的妻子。因此，没有钱、缺少男性支持的女性，都有可能受到伤害。

关于工作中的性骚扰，它会一直伴随着工作而发生。人们直到最近才明确它是非法的。我在耶鲁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的律师，她依据1964年的《民权法案》，促使人们认识到工作中的性骚扰是一种威胁女性平等权利的暴力行为，所有美国人都有平等机会，不应该受到歧视。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辩论中，尤其强调性骚扰是对女性的歧视。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法律专门保护妇女。有一部广受欢迎的美剧叫《广告狂人》（Mad Men），讲到了很多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告业中的性骚扰事件。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不同人那里听到了各种故事，或是地位平等但不合时宜的举动，或是身处高位之人对学生的侵犯。位高权重和有魅力的人对你表现出兴趣，你以为是出于自己有趣的好想法，结果却发现对方更想控制你，甚至侵犯你，这往往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后果。

我想，了解什么是性行为不端，什么是工作中的性骚扰，在哪都非常重要，尤其适合像中国这样有巨大人口和平等观念传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