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陶亢德筹而未办的《文风》杂志

上海图书馆 祝淳翔

2020-02-25 13: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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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拙编《陶亢德文存》出版之后,笔者并未就此停止对陶氏其人的研究,对有关材料仍然时时关注、有闻必录,希望继续加深了解,以体会其为人处世之艰辛。
过去在关注近代报刊时,发现编者的创刊词、编前语、编后记之类的编余零墨,实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因为其中除了提供本刊物的动态之外,还会提及作家近况,并明示暗示笔名背后的真实情况,有时也预告文讯书讯甚至文坛未来动向,有不少值得探究之处。例如范泉的编辑手记,就被郑重其事地编订成册,算是格外重视了。后来涉猎小报时,又发现小报上常有补白性质的文坛逸闻,也相当可贵,值得细细爬梳。若将此两方面材料结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45年2月7日,时值《风雨谈》出至十六期“小说狂大号”(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后不久,有位署名“派克”的作者在小报《力报》报道《风雨谈宣告停刊》。参以《风雨谈》编者柳雨生《雪庵日记》,1945年1月13日曾记道:“纸价近又大涨,为《风雨谈》再四思维,今日电话中国科学公司停止排印矣,心为怅然。念此刊创刊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呕耗心血,友朋扶持,都成泡影。”(见《文史》第二期)当时,适值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一年,作为军用物资的纸张价格正处于历史高位。延至同年4月,《风雨谈》方复刊发行十七期,杂志开本由二十四开改为十六开,页数则从之前的一百七十六页,骤减为三十二页。
前述派克的报道篇末有言:“现在风雨谈社积存的几十篇佳稿,已经分别先由中华副刊及文风月刊等编者拿去发表了。”这是目前所见各报刊第一次出现《文风》月刊的名字,但编者是谁、背景如何,尚不明朗。
不久,《风雨谈》第十七期登载署名“诸家”的《文坛·文化消息》:“陶亢德主编《文风》,杨之华主编《文帖》,俱将出版,系散文性质,内容甚佳。”杨之华(杨桦)即《中华日报》副刊编辑,与此前的报道正相呼应。此事看来必有内情。
1945年4月,杨桦主持的散文月刊《文帖》如期创刊,在发刊词里大力标榜“纯文学”。刊物出版后,即大受读者热捧。这不仅是因该刊内容清新、令人回味,也因其定价两百五十元让读者感到实惠,毕竟当时的一张小报也要卖到一百元。
《文帖》创刊号
以后《文帖》每月按时出刊,一直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曲终人散。最末一期编后记显示:“本社除每月出版定期刊物《文帖》一种外,最近亦有《文学丛刊》的编印。……现在已出版的,计有张资平的小说集《新红A字》,杨桦的散文集《浮浪绘》二种,即将出版的,又有路易士的散文集《柠檬黄的月》,南星的诗集《山峨集》,周越然的考证集《版本与书籍》,予且的小说集《心底曲》等,陆续印行的还有四五种,都是留平作家的著作,书目容后公告。”其中,除了《版本与书籍》如期面世,《心底曲》1947年交由中央书店出版外,其余两种概因时局不利,终未能梓行。
有意思的是,4月10日创刊于北平的《逸文》杂志上,编者荛公(谢兴尧)撰《关于办理杂志的话》,其中有一段专门提及陶亢德向其约稿,行文以京剧术语为喻,颇为幽默:
最近陶亢德兄又在上海创办《文风》月刊,发下慢行快令,征稿于余,使小老儿灶王爷迈短墙——黑(骇)一大跳。这才真正是什么年头儿,还出来办杂志!虽然陶公是“经励科”老手,在此晨光出来组班,挑帘红固然不成问题,而策画的功夫,与“林板论语”“梅派宇宙风”的时代相较,可以说不成比例。彼一时此一时,大哉时也,好励害的时也!乖乖!
《逸文》创刊号,藏于北京杂书馆
荛公《关于办理杂志的话》
1945年5月8日《力报》也有一篇署名“怀柔”的《超翁得怔忡之疾!》:
……超翁近来正在患病。……因为平常事情太繁,身体的营卫不免马虎一点,不料近日竟然怔忡难安的患起心疾来,……闻超然先生为了遵守医师的吩咐,向来写稿的地方及新出戴亢德的《文风》,周楞伽的《万岁》,沈凤威的《艺林》……等“待产”中的杂志,俱已去函谢却写作,本月里只有《杂志》上的一篇《欲海升沉录》算是最新的作品,其余都没有法子着笔。
题目里的超翁(超然)即柳雨生(可参见拙文《上海沦陷后期,柳雨生“超然”小报行》)。此文作者“怀柔”,如从语气上研判,不像是主编金小春(金刚),也不像是当时正患脑贫血的该报特约编辑黄也白(见黄也白《病中吟》,《力报》1945年5月3日),而很可能是力报社的社长胡力更。文中“戴亢德”显为陶亢德之误,表明当时柳雨生也收到了约稿信,却以身体原因婉拒。至于周、沈两位欲办的刊物,日后均无下文。
那么《文风》杂志最终命运如何呢?查1945年6月12日《力报》,有篇报道《新刊物陆续出版》:“听说最近还有几种东西要出版,黄嘉谟也在筹备出一新刊物,已在集稿中,陶亢德本来也编一个杂志,后来因有问题而中止。”
事实则要再过两个月才得以确认。即超然(柳雨生)在《八个大字》一文中说:
在友人的书桌上,看见一块很大的锌版印出来的封面样子。那是前几个月说是要出版而终于不动的《文风》。锌版用的是陶渊明杂文里《感士不遇赋》的一叶,中有警句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这八个大字,充满了悲懑和辛酸的味道。(《力报》1945年8月25日)
超然《八个大字》
原来如此。看来《文风》杂志经历了筹备阶段,先是收纳别处的积稿,继而四处约稿,终于未获成功,只印出一张封面设计图,便草草落下帷幕。柳雨生此文字里行间透露的愤懑与哀伤,值得细加玩味。
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反应,总会归咎于高涨的纸价及印刷费。
创办于1944年12月的《语林》,出至次年1月25日第二期,主编钱公侠在《编后语》里叹起苦经:“出版物在物价上涨的高潮中,不能不跟着上涨,这是我们引为痛心的;然而即使上涨了,还是难以维持。本刊在左支右绌之中,只有勉强挣扎的分儿。”直到4月1日好不容易出版第三期,《编后语》里还连呼侥幸:“《语林》脱期一月之久,似乎有点荒唐,倘非新的印刷局特别帮忙,恐怕至今还不能出版。”
1945年上海创刊的文艺杂志还有《六艺》,2月5日出版,主编康丹,是一本译作与创作并重,内容偏通俗的综合性刊物。《创刊后记》称:“办刊物,在目前是被认为最笨拙的一种工作了。印费及纸价不但赶超了饱和点而达到不胜负担的程度;而一切的一切,更是吃力而不讨好。《六艺》偏偏在这个时期由孕育而诞生,自然我们将被人目为傻瓜。”刊物出至4月第三期曾一度停刊,后于7月复刊。
7月26日,《光化日报》还刊有如此补白文字:“纸老虎说:白报纸卖八十万一令,买去印本票,包险赚得翻倒,买去印小报,算你倒霉,你说为文化服务,劝也劝不醒,有何办法?”时局如此,夫复何言?
而《文贴》月刊由于背后有伪府宣传部的支持,从4月办到8月,办得还算顺利。极目所见,类似背景的纯文艺刊物,尚有《光化》《光化日报》,均背靠李时雨,出资人则为开银行的孙曜东。其他的,还有停刊多月又回光返照的多期《风雨谈》及《文史》第三期,后者由袁殊牵头,挂靠伪上海市府秘书长罗君强。而袁殊任社长自办的《小报》创刊于1945年3月25日,创刊号上也有罗君强的题词。同为这一时期的小报,其共同特点是,纸张质量差,为灰报纸。报纸开本小,只有八开的一张,是普通小报的二分之一。
《小报》创刊号上罗君强的题词
别人能出,陶亢德却偏偏出不了,或许还与汪伪政府新闻纸分配方针脱不开干系。罗君强在《伪廷幽影录》中说:
汪伪时期的印报纸张,是由一个所谓报业经理处来统筹配售的,各报用纸量要由宣传部批准,并经日本报导部同意才能领得。林柏生就从这一点上来限制周佛海系报纸的用纸数量。我请周佛海设法冲破这一难关。周通过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国课长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给日本陆军报导部,规定周佛海方面各日报每月用纸量(按实际需要量略多一些),嘱其照发。……袁殊在岩井英一支持下所办的《新中国报》,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请周佛海为该报董事长,我为常务董事。1945年该报经济发生困难,我替他设法向上海复兴银行押借1亿元。
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即孙曜东,是周佛海的机要秘书,也负责经营他的私人财产,说白了,相当于周的钱袋子。
1945年4月,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章克,在日本军方默许下,在南京办过一张呼吁和平,抨击时政的《大公》周刊。以后他在《在日伪沦陷区创办〈大公〉周刊的经过》里忆及办刊始末时,对如何获取新闻纸作做了说明:“首先要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领到一张发行许可证,并且还要得到日本驻汪伪大使馆情报部的同意。因为当时沦陷区的新闻纸都控制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黑市上虽可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贵得很,而且数量也有限。”具体来说,“黑市上虽也可以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要比官价高一倍,灰新闻纸的价格也要比官价白新闻纸高50%左右”。
陶亢德时任太平书局经理,与书局的幕后老板名取洋之助关系密切。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著名摄影家。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道部接收英商别发印刷所,委托给名取,遂于翌年春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3年夏,该公司借搬迁之机新开了一家出版社,取名为太平书局,请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顾问的草野心平为书局顾问。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名取还长期邀请日本文化人来沪实地考察,其间如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为首的许多日本知名学者都曾访华,为中日“和平事业”献计献策。据名取多年以后的自述,他后来逐渐走上反战道路,主张日本军队撤出中国。只是,这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其扈从日寇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
1943年8月中旬,陶亢德与中国文学者代表周越然、章克标、鲁风、陈寥士、柳雨生、关露,以及草野心平等一行十人,东渡日本东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间,曾与柳雨生、关露赴名取家共进午餐,并“参观书室”,获睹其“琳琅满目”的藏书。
1944年2月底,在完成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赴日文化考察、交流之后,陶亢德从东京搭机返沪。6月15日,太平书局正式开幕。陶氏这时才正式成为书店经理。当天,《申报》还在第一张第二版刊出广告,其中列有陶亢德《甲申集》一书,称“在排印中”,只是这书最终亦未能出版。
《申报》所刊太平书局广告
1944年第十四卷第二期(11月号)《杂志》“文化报道”预告称:“陶亢德有志写一二十万言之长篇《乱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为背景,将有不少作家在该书中露脸。”又,1945年6月1日,文载道(金性尧)在《社会日报》发表的《凡斋小文·现代传记丛刊》里披露,“在某天和亢德先生闲话,他就有意思要出一部现代传记汇辑,将已刊行的一些自传,评传编收在内,给他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然而上述长篇小说与传记丛刊都只是一个意向,最终均未能付诸实施,只得不了了之。
时兮时兮,时不利兮奈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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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陶亢德,《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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