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日志｜湖北黄石，我的三次出门见闻

2月15日，空荡荡的城市下着雪。（本文图片均由作者西塔拍摄）

2月15日，我在家的第25天。这天中午下起了雪，站在窗户边看了半天，街上总计走过两三个人，没有一辆车。到了晚上，街道和屋顶积了浅浅的雪，一个脚印都没有。当晚，城市的所有小区开始实行封闭管理。

我没想到，城市有一天会进入“封闭式”运转。

我在除夕前三天回到家乡湖北黄石。按往年的情况，春节是老家最热闹的时候，所有酒楼都订不到位置，出租车必须接受沿途拼车，主干道只能缓慢前进，商场挤满了吵吵闹闹的孩子，电影每场都爆满，价格还比平时贵一倍。

往年春节，商户会把各种礼盒堆在门口销售。

关注疫情之外，还要适应疫情里的生活。我是一个宅不住的人，春节后共计出门七次，频率越来越低，也眼见着城市从慌张无知之中，逐步适应，现在有了一套封闭之中的运转方法。

一

开始的几天，所有人大概和我一样，不知深浅，不知所措。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黄石宣布公交停运，码头、客运站、火车站和长江大桥关闭。在“被封锁”的城市里，我们迎来了庚子年的第一天。1月26日，正月初二，天气极好，不能出门的意识还没深入每个人的心里，我积极地准备出门晒太阳。

在江堤上透气的人们。

我们的城市形状狭长，沿长江南岸而建。我住在城市西端，黄石长江大桥桥头。戴上口罩往江堤走，水面开阔，江风轻柔，很容易让人忘记病毒的存在。江面上的货船仍在来往，不远处是电厂的烟囱，正冒出浓密的水汽。更远一点的下游，是仍在生产的钢铁厂。大堤上像我一样的人不少，有人走到江边，大胆地拿掉口罩。

顺着江水走十多分钟，就到了朋友小温的家附近。小温在深圳工作，21号坐飞机到武汉，再转大巴回家，我们都是途径武汉的“可疑人员”。我发信息邀小温出来散步，她说还是去她家喝茶。小温说，封城之后他爸爸不用去上班，在家无所事事了两天，已经有些崩溃。

往年江堤上的人与车。

小温的爸爸是黄石中心客运站的站长，本来已经做好春节加班的准备，客运站却突然被关闭了。“春运时期我竟然在家坐着”，从1992年客运站营运开始，他就在站里工作，当了14年站长，从没碰到过关门停运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一点点预兆。2020年元旦，武汉发现不明肺炎的消息传出来，小温一直要求爸爸戴口罩上班。温站长和武汉客运站的关系很好，他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没听说啊，我们都没戴，没得事！小年那天，武汉开始紧张起来，温站长建议员工戴口罩上班，消息越来越多，但他还没想到会关门，直到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

旧客运站贴上了招租广告。

“我们站场算是和武汉来往最密切的地方，但是我不怎么怕，我经历过非典。”非典期间温站长天天上班。当时不少黄石人在广东打工、做生意，疫情爆发，有的因为失业，有的因为害怕，不少人坐客车回黄石。2003年4月，全国开始严防非典，所有的大客车不能中途下客，必须到了客运站，统一量体温后才能出站。“那时候我们的站场特别热闹，公安的、医院的都搭了帐篷，我们工作人员负责量体温，碰到广东回来的车就比较紧张，有些年轻员工心里害怕，都吐了，我就和当时的站长穿上防护服，轮流上去量”。

到了六月，非典疫情渐渐平息，湖北累计有7人确诊。客运站开了好几趟加班车，把人又送回深圳、广州。今年春节前几天，武汉的局势日渐紧张，一个老同事问起以前用过的体温枪，“十几年了谁还留着，早就丢了。”温站长的非典记忆一下又浮现出来，“谁想到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一生碰到两次。”

在温站长看来，非典已经够吓人了，但是都没到封城的地步。我们离疫情的源头武汉不过一百公里，来往密切，公路、铁路、私家车都很方便。就拿客运站来说，发往武汉和途径武汉的车占了大多数。非典时的社区、单位都是熟人社会，谁家有人在广东、北京，其他人就自觉不跟他来往。而现在，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家没人去过武汉，或者接触过武汉人。

这一天，黄石通报新增确诊病例5例，累计36例。

长江大桥桥头被围了起来。

二

过完年，黄石的确诊数字很快破百，小区楼下的广播时时刻刻强调防疫的纪律。朋友们再也没提见面的事情，街上的人始终稀稀拉拉，除了买菜，爸妈也没出过门。

人关在家时间长了，忍不住要找理由出门。2月3日，正月初十，封城第十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妈在家抱怨垃圾堆得太多，我立刻申请下楼扔垃圾。

机动车禁行了，电瓶车成了最好的交通工具。

相比很多外省城市封闭小区，我们还能出门。在疫区核心的人们，即便不强制要求，人们也自觉减少活动。楼下左手边是个小批发市场，有两家还开着门。老板搬出躺椅在门口晒太阳，跟一个顾客说：“开店还好些，昨天下了雨，路上现在又没车，空气最好的时候了。”右手边是几家小花店，其中一家竟然开着门，一对夫妻正在打理花和金鱼，我进去买了几支花，当然已经不怎么新鲜了。老板娘说，现在没法开门，但是隔两天要来给花换水，乌龟和小金鱼要喂食，时间再长一点，这些花也都保不住。

十字路口的红灯一直亮着。

十字路口四面全是红灯。前一天夜里，政府发布通告，禁止私家车上路，出租车可以运营，但是敢上路的司机很少。一家生鲜超市仍在营业，干货零食还算充足，水果的档口剩下一半，蔬菜区只有些大葱和黄瓜。药店开了半边玻璃门，用一个小桌子堵在门口，不时有人去问口罩、酒精和双黄连，但是都买不到。

这时路边停下一辆小卡车，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走了过去，和司机交涉一番，带着司机拐进了旁边的小区。卡车上载着几十个白色塑料袋，装着绿色的青菜。传言说，我们隔壁的小区有确诊病例，整栋楼封闭，大概是物资统一配送了。

两位社区志愿者等在路口，为送菜的师傅带路。

客运站就在我家对面，但是已经空置。2003年，温站长就是在这儿和非典斗争。2018年12月，运营了26年的客运站搬走了，在高铁站旁边成了交通枢纽的一部分。刚搬过去的那个春节，业绩惨淡，客流不到同期的一半。今年正准备努力一番，却彻底关了门。旧客运站前贴上了大幅招租广告，还有一家尚未开业的酒吧。我在门口的雕塑边站了一会儿，想象疫情过去，人们在曾经的候车大厅里蹦迪的场景。

我以前总觉得湖北的城市特别吵，汽车随意按喇叭，门店大声地播放促销信息，人们说话像吵架一样。现在，马路上空荡荡的，迎面过来的人还没靠近，就自动避让开，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适应停转的城市。

这一天，黄石通报新增确诊病例82例，累计334例。

城市里流浪狗多了起来。

三

2月13日，我再次见到了小温。她是目前为止我唯一见面的朋友。当然，这次见面不是因为牵肠挂肚，而是她找我借笔记本电脑。

小温在深圳一家中学教英语，学校开始筹备上网课了。想着回家过节，小温根本没带电脑。我把家里的一台笔记本送去给她，约在长江大堤上见面。坐电梯的时候，我碰到了物业的大叔，他正拿着喷壶给电梯消毒，一天三次。我们说起六楼那位疑似的病例，大叔说已经没事，出院回家了。走到小区门口，我被叫住，得知今天开始小区每家四天可以出门一次，凭票进出。拿好通行证，拐进熟悉的小巷走到江堤边，这里还有几片没有拆迁完的老房子，路口也设了岗，摆了一张课桌，两人带着红袖章发呆。

江堤边的执勤点。

只要是晴天，江堤上人就少不了。每隔二十米，就能看到一个坐在斜坡上晒太阳的人。我沿江往东，小温从西边来，她远远看到我，激动地挥舞双手，我们交接了笔记本电脑，这就是疫情中了不起的友谊了吧。她出门同样不容易，按照规定每家只能派一个代表买菜，她是跟着妈妈混出来的。

出了门才感觉到热。当天的气温至少20度，戴着口罩更闷热。草地已经泛绿，蜡梅也开了，一群鸟儿叽叽喳喳藏在树里，要不是路上人们面无表情，我还以为春天真正来了。我们沿着江堤边走边聊，快到这段江堤的尽头时，一个执勤的人喊我们：“快下去吧，明天不要来了啊。”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先连连答应，他又补充：“江堤要关两天，每天来的人太多了，这样蛮危险。不开也不行啊，大家都想走动一下，我们过两天再开。”没想到江堤散步也要被取消了。

湖边

我们的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城中有几个大湖。早年工业兴盛，煤矿、铁矿和水泥给城市带来了财富，湖光山色都笼罩在雾霾之中。十多年前，资源逐渐枯竭，城市谋求转型，江边修了公园。从这段江堤下来，就是一片湖水，江和湖之间是一片杉树林，傍晚的时候不少人在这里散步、跳舞。我和小温往家的方向走，湖边只有一对父子坐着晒太阳。突然迎面而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带着红袖章，他叫住我们：“小姑娘，不要在外面闲逛了，快回去了。”城市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了。

这一天，黄石通报新增病例37例，累计911例。

大堤上晒太阳的人。

当下，黄石所有小区都实行封闭管理，不再允许出门了，买菜也不行，晒太阳更是奢望。四通八达的老小区筑起了砖墙，还有的用水泥板堵住了路，我和朋友说好，疫情结束要去和临时的墙合影，这是疫情里的城市痕迹。

2月16日，我爸和我几位高中同学都接到单位的通知，要求去社区报到，参与防疫工作，主要就是守在小区的出入口，管理人员进出。按照要求，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小城里所有的公务员、国企员工被临时调动起来，组成一支足够庞大的队伍，保证社区的严格封闭。

单元门上的告示是十天前的，上面说本栋有疑似病例，请减少外出，有发热状况务必上报。

超市不对个人开放，买菜就要各显神通了。理论上由社区统一采购，实际没有那么顺畅。微信里开始出现了团购群，蔬菜、冻品、鲜肉等等。同一个片区的人在里面接龙，达到配送量之后有人送货。价格当然不低，必须大量团购，100元3斤猪肉，50元10斤各类蔬菜。本地的关系被充分发掘，“谁能买到干子豆腐？”“只有大蒜没有小葱了！”

我家电梯旁贴出的告示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问我，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些都是做梦，我说没有。我妈已经快20天没出门，“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她说。

去年春节，街上过早的人们。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